元代画家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局部）（图源：“学习时报”微信公众号）

舆论，即公众的言论，也就是公众对特定的人或事件的看法。中国古代尽管不存在现代传媒工具，但舆论的传播仍然有固定的媒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社会舆论导向，对各级政权起到政治引领、行政监督、价值判断等重要社会作用。中国历代王朝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都比较重视社会舆论，通过疏导社会舆论的压力，来缓解社会矛盾，完善统治政策。因此，考察古代社会舆论的生成与表达以及官方与民间的舆论互动问题，对于认识历代王朝国家治理的方式、特征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于当代社会治理也可资借鉴。本文以元代为例，对中国古代社会舆论的生成和表达进行考察。

民情汹汹：元代民间社会舆论的生成

每个人对于其周围的人和周围发生的事件都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一旦某一观点或态度在一定群体中间达成共识，经过特定形式的传播和引导，社会舆论就会生成。从元代的史料来看，社会舆论的生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谣言产生社会舆论。至元三十年（1293）十二月，江南出现一件怪事，“村落间忽伪传：‘官司不许养猪。’于是，所有悉屠而售之，其价极廉，不知何祥也。”这一年元世祖尚在位，由于此前他重用回回政治家在江南理财，客观上提高了伊斯兰教在江南的社会影响，猪肉对于穆斯林来说比较敏感，因此，当“官司不许养猪”的谣言产生以后，很多百姓信以为真，纷纷通过杀猪来回应，百姓生活陷于混乱。后至元三年（1337）元朝又出现由更加离奇的谣言所引起的社会舆论。这一年六月，“民间谣言：朝廷将采童男女，以授鞑靼为奴婢，且俾父母护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之南府、县、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为婚嫁，六礼既无，片言即合。至于巨室，有不待车舆亲迎，辄徒步以往者……虽守土官吏与夫鞑靼、色目之人亦如之，竟莫能晓，经十余日才息。”这则谣言影响的范围从中原到江南，涵盖中国大片地区，涉及的人群则包括汉人、南人以及蒙古、色目等族群，其后果导致大量“夫弃其妻”“妻憎其夫”以及“讼于官”“死于夭”的现象，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时人感慨说：“从古未之闻也”。此类社会舆论由谣言而生成，事连元朝官方政策，内容具有强制性。由于当时官民沟通受阻，舆论产生以后，官方并未介入，因此造成灾难性的结果。

其次，社会舆论受到政府决策影响。元朝统一之初，在江阴州，“柄国者议徙江南豪族于京师，官督属郡起遣，舆情大震。侯故为迁延，未几事寝。”这里的侯是刘执中，字仲和，汴梁人，面对元朝中央决定将江南豪族迁到京城大都的政策，在社会舆情高涨的时候，他选择了推延观望，化解了这次舆论危机。大德元年（1297），绍兴诸暨州有人向元政府妄言其地产水晶砂金，结果“使者旁午，调民丁采取之，阖境皆为骚动，公力陈其妄而止。”这则材料反映的是由于采金影响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舆论骚动，地方官于某极力向上级辩解，元政府取消了当地采金命令，社会舆论被平息。以上两例都是元朝错误政策导致的社会舆论危机，而即使不是错误政策，只要影响百姓生活，也会引起社会舆论的骚动。元末江浙行省征发吴县百姓，“开白茅河，所在县邑骚动。而君严立法程，俾贫者出其力，富者输其财……是以功成而民不知。”这是由于元政府开发水利工程造成的社会舆论骚动，通过吴县县丞杨某的耐心细致的规划与保障，平息了地方舆论，治河工程顺利进行。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一些关系到百姓日常生活的国家政策，是民间舆论生成的重要动因。一旦舆论生成，势必对地方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而官方顺应百姓诉求的介入，则能平息社会舆论。

再次，司法冤案生成社会舆论。司法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因此，一些司法冤案非常容易激起民愤，生成强烈的社会舆论。延祐初年，“南城县缘伪钞纵首恶妄指，株连州（南丰州）民至数十，尉领卒逾境，会巡检掩捕，若剧盗然。田里汹汹，公奋曰：‘良民也，吾知之，宜急救，不救，即数十人死，数十家破矣。’累移檄驳止，民获全。”这里的“公”为王著，字善章，时为南丰州知州。南城县伪钞案中，南丰州百姓几十家被诬告，南城县县尉亲自到南丰州，会合当地巡检抓捕百姓，造成舆论汹汹。王著果断制止，平息了社会舆论。元朝中期许原为庆元路定海县县丞，勤政爱民，深受爱戴。许原受到诬告，“台檄下宪府，追君甚急，老幼闻者咸错愕。比上道，号泣而送者殆千人，且虑乏行资，无一人不怀金以至。”许原被逮捕，引起社会舆论的轰动。

最后，社会舆论的生成与地方官的在职表现也有关系。一些表现较好的地方官往往受到地方社会舆论的赞美，而一些贪婪、凶暴的地方官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甚至声讨。当然，就地方官个人来说，背后操纵社会舆论的大有人在，需要具体分析。类似的材料较多，据元人李孝光记载，在岳成县的丁公埭，乡之富者出钱让人在上游修建水坝，百姓失去灌溉水源。泰定二年县尹靳某来县任职，当地富人畏惧靳某的权威，让人撤毁水坝，老百姓得到灌溉水源，欢庆相告。不久，富人将靳某告到上级机关，老百姓担心水源重新被剥夺，群情激昂，登门挽留靳某。这里，县尹靳某制止富人侵吞公共水源，得到社会舆论称赞。靳某被富人诬陷，百姓激愤，形成社会舆论。元末长兴州知州韩某也在离任时得到百姓挽留，元人杨维桢记载：“今秩满去，吾民有什百为群，相与涕泣，遮马首于东门，不听去。”

总之，元代地方社会舆论的生成，与地方民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密切，而国家的统治政策、法律以及地方官在任内的表现，都与地方民众利益有关，是社会舆论生成的主要动因。另外，既然社会舆论与国家地方社会治理关系最密切，官方对于社会舆论的介入，就成为平息舆论、安定社会的重要手段。

公论自儒者出：元代民间舆论的表达

地方社会舆论生成，既有共同利益的原因，同时还要符合多数人共同的价值观念。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就是儒学理论体系，因此，社会舆论的表达，多数是通过地方文化精英——士人的价值引领，才能产生明显的影响。另外，士人对于地方舆论的书面表达，更容易引起官方重视与介入。而上面谈到的谣言，大多通过口口相传流传于民众之间，没有士人的书面加工与价值引领，很难在官和民之间进行正常交流，也很难造成影响。因此，元人刘鹗认为：“公论自吾儒者出。”

元代士人对于社会舆论非常重视，元人杨维桢写道：“天下公论不在公府而恒在闾巷之民，若甚愚，而是非之心则甚白也。邦大夫之政，其失者议于市，谤于道；而其善者，亦啧啧不容口。故欲稽守令善恶，不察守令而察闾巷之言，得之矣。”这里，杨维桢对于闾巷之民的社会舆论表示支持，认为这种舆论才是判断地方官治绩的标准。对于社会舆论中涉及的是非问题，元人黄溍写道：“人莫不有是非之心，充是心也，行于朝廷则为公道，发于士君子则为公论。公道废而后公论兴，公论息则天理灭矣。”

从上面士人关于社会舆论的议论可以看出，士人将社会舆论转变成书面文本，并以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进行引领，为社会舆论的表达赋予了合理的内核，为各级政府接受舆论诉求，开展官民互动创造了条件。元朝统一不久，出现了一个江南士人私闯宫殿上书的案例，该士人在元朝统一战争中被掳掠，卖做奴婢，他赎身以后回到江南，感受到江南大量被掳人口要求变为良民的社会舆论，于是不顾生命危险，写好“陈言文字”，向元世祖忽必烈表达江南这一社会舆论的诉求。再以士人吴澄为例，元仁宗时期在江西进行整理土地和赋税的延祐经理，由于措施不当，造成江西社会舆论骚动，此后，虚增之税并未得到免除，加上又增包银，江西百姓民间舆论反对的声浪可想而知。吴澄利用在京师任职的机会，数次将江西民间舆论向元朝执政者表达，虚增的税额相继被废除。

元代社会舆论传播媒介较多，如口口相传、书信、粉壁、榜文、诗文、戏剧、绘画、碑文、奏章等都是社会舆论的传播途径，但通常还是通过口口相传和文本相传两种途径传播。前者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形成社会舆论；后者通过士人的介入和价值引领，转变成文本的表达方式，这种方式不仅传播形式多样化，传播的范围更广，传播对象更加丰富，也更容易引起官民互动，从而消弭民间不满，满足社会舆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诉求。

允协舆情：官民之间的舆论互动

社会舆论的生成与表达对于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具有明显的影响，作为国家各级官员，即各级社会治理者，允协舆情，即正确对待社会舆论从而因势利导，是其政治素质的基本要求。元人柳贯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谓民情之有善也，何以挟瓦石而伺出；谓民情之有恶也，何以抚嘉树而兴思？予以是知理之著在人心者，千载而有同，持之以诚，一之以法者，昭灼而可恃。”柳贯这里认为民间社会舆论没有善恶之分，官员需要“持之以诚，一之以法”，坦诚对待社会舆论。元人李世瞻在给外地做官的朋友普某的信中则提出：“其是非黑白，当一切付之公论。”强调了重视社会舆论的重要性。

重视社会舆论是为了更好地处理社会舆论的问题，元人用“允协舆情”称赞善于处理社会舆论的官员。元大德年间，“东平杜朴巡逻于皐塘，因民情欲立祠于上……檄诸州府官可其请，遂建祠以修祀事。”这里的官员杜某顺应社会舆论的诉求，是允协舆情的表现。元休宁县尹唐棣的做法更有意思：至正五年（1345），他赴任以后，了解到赋役不均问题在休宁县比较严重，引起社会舆论的不满，于是，他“乃听民自推择廉而干实者委之……戒以毋私、毋扰、毋欺”，让这些百姓代表修订赋役的账册，“民情大悦，歌咏载道。”这里，唐棣的做法满足了社会舆论要求平均赋役的诉求，可谓是允协舆情的典型例子。

中国古代的民间社会舆论直接或间接反映了地方社会的利益诉求，其生成与国家政策的实施以及国家地方治理的开展有关。民间社会舆论有很强的目的性，在社会舆论生成的过程中，地方士人介入并进行价值引领，将社会舆论以各种文本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表达方式扩大了社会舆论的传播范围、丰富了传播对象，为官民之间的舆论互动创造了条件。在官方“允协舆情”的处理过程中，社会舆论引发的社会压力得以缓解，从而起到缓解社会冲突、稳定社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