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2002年开始调整以一胎化为基本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开放“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人口控制政策的连续调整吸引着公众和学界的目光。

作为我国资深人口问题专家，穆光宗先生通过《人口生态重建》为这场广泛参与、意涵丰富的讨论提供了不乏专业洞见的声音。

将生育行为放在家庭主观意愿、环境制约、政策力量、文化塑造的复杂张力关系中，敏锐地来检视人口的结构性风险

本书聚焦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历时延展及共时结构分析，不仅将一胎化政策放在我国人口控制的历史脉络中来考察，呈现了计划生育的话语权由家庭计划向国家支配转变的谱系，还以人口和家庭结构为基本框架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判断。

值得强调的是，本书并没有将生育率降低及其结构性风险完全归咎于计划生育政策，而是通过将生育行为放在家庭主观意愿、环境制约、政策力量、文化塑造的复杂张力关系中来检视。

穆先生敏锐地意识到随经济社会发展而来的生育意愿低迷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发展带来的意愿萎缩与计划生育的外部控制形成的加合力量，导致了超低生育率水平的出现及持续。

当这种以只生一个甚至零生育为目标，以晚婚晚育、优生贵育为特征的“新生育文化”形成后，以“二孩政策”为工具性形式的生育权限改革便不会导致“婴儿潮”、“生育扎堆”或生育率大幅反弹的结果，这正是“超低生育率陷阱”的文化意涵。

提出了我国人口再生产恢复良性运行的积极策略

针对这一困境，穆先生从我国传统生育观念出发，提出了解决生育率低问题的文化可能性。他认为，当今人口结构失调问题是由“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与“重男轻女”的社会性别歧视的畸形结合所导致的，特殊的“扎堆生育”现象亦是以生肖偏好的文化观念为基础的。

进而，对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进行性别公平、生育合理性的改造，为生育行为赋予能与“新生育文化”相互制约的文化意义。这些都是促进我国居民生育意愿极具建设性的进路。

由此，本书成功展示了如何为人口问题赋予独特的中国语境分析。对人口议题文化面向的见证，使本书较其他人口学分析更具人文尊重，它提醒相关研究者和公众在关注人口议题时，不要盲目陷入现代科学理性的单一逻辑漩涡，而要审慎辨析并积极参照文化地方性和多样性所蕴含的价值与潜力。

在此基础上，本书为我国人口公共政策设计做出了建设性贡献，提出了我国人口再生产恢复良性运行的积极策略：其一，从过分关注人口数量和规模转向关注人口结构，树立科学的人口观念，继续生育权限改革；

其二，从计划生育转向优化生育，积极推动生育导向改革，引导家庭生育计划自主负责，朝适时、适龄、适量的适度生育和减少生育风险的优生优育发展，归复“一个家庭拥有两个孩子”的“合适之家”；

其三，深化生育服务和保障改革，调动国家力量、动员社会资源为优化人口提供人文关怀、优质服务和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制度保障。

反思了有关老龄化流行观点，提出了老年人口红利观念以及积极老龄化的合理路径

随着社会老龄化特征的日益凸显，年龄歧视一直是笼罩在社会舆论氛围之上的阴影。对老年人生产能力和社会贡献的忽视以及对其社会负担的标签化定义，显然与一些人口学研究者关于人口红利的偏见性主张有关。这些学者认为，人口红利仅仅是指低人口抚养比，亦即劳动年龄人口数对非劳动年龄人口数的相对优势，使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较低。

穆先生极具批判力地指出，这一主张混淆了“人口红利”与“人口机会窗口”两个概念，人口红利实质上是指人力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经济财富和社会效益，它是不同人口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诸多方面所做出的多样化贡献。

因此，人口红利不仅仅是由人口更替带来的增长效果，还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带来的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迁移合理配置资源形成的人口流迁红利、老年人社会化和社会参与的可能性蕴含的老年人口红利。

在这一框架下，老年人不再是社会的负担，而可以通过将其赋闲时间有效化，以再就业、社区志愿服务或“低龄老年人帮助高龄、空巢甚至是失能的老年人”的养老互助方式，实现老年人对社会的积极贡献；对老年人本身来说，这也是积极老龄化的合理路径。

就此而论，本书不仅可以被视为致力于消除年龄不平等的人类学努力，也可以被称作帮助老年人实现生活质量自我提升的社会工作实践。

通过本书，穆先生将其长期以来的思考和研究积累以系统化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他向关心中国人口状况的相关研究者和公众发出邀请，共同面对和审视二孩政策开放后所产生的一系列公共议题，他以极具可读性的笔触为回溯性理解计划生育政策发展脉络、深入检视现今人口结构及其问题、展望未来人口发展形势及应对之策提供了范例并展现出丰富的讨论空间。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于2016年3月21日北京日报，原标题为《从计划生育转向优化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