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经典的文学母题，“爱情”自古以来在文学作品中就不断出现。但若将“爱情”放在东西方文学对比的视域下来看，其所占比重，以及各自的地位实则有很大差别。

在《阴翳礼赞》一书中，谷崎润一郎分析了“恋爱文学”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历史地位变迁。可以看出，“恋爱文学”在西方的生长土壤向来肥沃，而东方因其克制内敛的民族性格、“济世治国”的价值观念，“恋爱文学”在获得正统地位的路上走得并不顺畅。

早些年死去的英国幽默作家中，有个叫作杰罗姆·K.杰罗姆的人。此人在他题为《小说笔记》的书中说，小说都是无聊的，古来诞生于世的小说多过海边沙子，不知有几千几百几十万册，不论读哪一本，情节都是老套子，条分缕析的话就是：“某地有一个男人，还有一个爱他的女人。”——“Once upon a time，there lived a man and a woman who loved him.”归根到底不就是这么回事么？

后来，我还听佐藤春夫说过，拉夫卡迪奥·海恩在他的授课笔记中讲过这样的话：

“所谓小说，因自古都是描写男女恋爱关系的，使得一般人习惯这样认为，只有恋爱关系才能成为文学的题材。其实并非如此，没有恋爱，没有人性，也完全可以成为小说的题材，文学的领域应该更为广阔才对。”

综上可知，不论杰罗姆的讽刺也好，海恩的意见也好，在西方，没有恋爱的“文学”或“小说”是不可想象的，这似乎是事实。在很早以前，就已有政治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等，但这些多半被视为脱离纯文学范畴的“功利性”或“低级”的东西。

现在的情形稍有改观，带有功利性的作品，因时移世易不再被视为低级，但是有的作品虽说以阶级斗争或社会改革为题材，却都通过某种形式涉及恋爱问题，可以说，许多作品都瞄准这样一个主题，即由恋爱为机缘引起的种种冲突——是恋爱重要，还是阶级任务重要？

侦探小说也时常将恋爱归为犯罪的原因。而且如果将范围由“恋爱”扩大到“人性”，则西方自古以来所有的小说、所有的文学种类均离不开人性。虽然也有《雄猫穆尔的生活观》《黑骏马》和《野性的呼唤》等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小说，但大多属于寓言性作品，广义上来说，仍然不出“人性”的范围。

除此之外，偶有以自然美为对象的——诗歌里尤其不乏这类作品，但仔细玩味便发现，总会在某个方面同人性交织在一起，极少有完全无关的。

走笔至此，忽然想起漱石先生著作中有一篇题为《英国诗人的天地山川观念》的论说文，立即在书架上搜寻起来，不巧没有找到。很遗憾，在这里无法征引先生的意见。总之，在英国人的艺术中，不是“恋爱”便是“人性”占据了这一领域的大部分，只要看看他们的文学史和美术史，就很好理解了。

日本的茶道中，自古以来悬于茶席上方的挂轴，可以是字，可以是画，都无所谓，但以“恋爱”为主题的字画是绝对禁止的，这是因为“恋爱是违反茶道精神的”。

这种轻视恋爱的风习不仅限于日本的茶道，在整个东方也绝非罕有。我国自古也有许多小说和戏曲，其中不乏描写恋爱的作品，但将这些作品郑重地写进文学史，则是开始用西方式的视点观察事物以后的事，在没有“文学史”的时代，所谓软性文学动辄被视为文学之末流、妇孺的消遣游戏又或者士君子的业余爱好，作者避讳，读者也敬而远之。

实际上，虽然杰出的戏剧家和小说家层见叠出，其作品也曾风靡一世，但反映到评跋上，仍然被视为品格低下之作，不足以成为堂堂男人耗尽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中国自古以“济世经国”为文章之本色。占据中华文学主流王座的汉文学，或为经书，或为史书，再不然就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的著述。我少年时代使用的汉文教科书是四书五经、《史记》和《文章轨范》等，总之都与恋爱相距甚远。那个时代，好像只有这些东西才被承认是真正的文学、正统的文学。

中国古代科举考试

到了明治时代，坪内先生的《小说神髓》出现了，沙翁与近松、莫泊桑与西鹤的比较论也开始了，戏曲和小说才逐渐成为文学的主流，但这种观点实际上并非我们真正的传统。小说和戏曲是“创作”，史学、政治学、哲学不是创作，因其不是创作，故而也不是文学，这种观点假使换一种立场可以说是非常荒谬的。设想依我们的传统去看西方文学，或许只有像培根、麦考利、吉本、卡莱尔等人的作品才算正统，莎翁的东西则应该悄悄收起来了。

按照西方人的想法，诗较之散文更加纯文学化。然而，即使是诗，东方的诗中恋爱元素也比较少，只要看最富有代表性的两大诗人——李、杜的诗就大体明白了。杜甫的诗时常咏叹离别之苦，寄寓流谪之悲，但对象大多是“友人”，很少是他的“妻子”，更没有一个“情人”。至于被称作“月和酒的诗人”的李白，对于“恋爱”的念想远远不及他对于月光和酒杯的热情的十分之一。森槐南曾在《唐诗选评释》中举那首著名的《峨眉山月歌》为例：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思君不见”，虽然表面上指月亮，但从“峨眉山月”这句话推测，似乎背后有个恋人存在。槐南翁这个解释的确是卓见，但李白即使像这样子偶尔吟咏一下恋爱，也是寄情思于月亮，极其模糊地暗示一下而已。这就是东方诗人的检束。

李白

所以，作为西方人，拉夫卡迪奥·海恩这种“没有恋爱也能成为小说或文学”的观点或许很难得，但对于我们东方人而言，则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恋爱也能成为优秀的文学”这一点，实际上是他们教给我们的。

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浮世绘之美是西方人发现并介绍给全世界的，在西方人引起轰动之前，我们日本人并不认识自己拥有此种值得骄傲之艺术的价值。不过仔细想想，这既不是我们的耻辱，也算不得西方人具有卓识。对于认识到我们的艺术的价值并将其广为宣传至全世界的西方人，我们自当深深表示感谢，但老实说，对于仅只将“恋爱”和“人性”才视为艺术的他们来说，浮世绘最易被他们所理解，他们也不会明白这种优秀艺术为何在日本同胞中没有受到相当的尊敬。

诚然，德川时代浮世绘画师的社会地位，大致仅相当于通俗小说的作者和狂言作者。恐怕当时有教养的士大夫，看到浮世绘或滑稽文学作品，总认为和看春宫画和淫秽小说相去不远吧？正因为如此，《关八州系马》某些部分获得后水尾天皇的青睐，《曾根崎情死》等描写男女私奔的文章受到徂徕的竭力称赞，这些逸闻轶事特别引起人们的惊异而传为佳话。马琴在世之时，自视比其他通俗小说作者品格更高，世人也对他投以尊敬的目光，这只不过是因为他以劝善惩恶为宗旨，倡导人伦五常之道的缘故。由此可知，一般通俗小说作者的地位究竟如何了。

日本浮世绘

这样看来，我们的传统并非不承认以恋爱为主题的艺术——虽然内心早已被打动，暗自享受这类作品，这是事实——但表面上尽量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这便是我们的慎微，不是某个人规定，而是社会性的礼仪。因此，对歌麿和丰国推崇有加的西方人，不能不说是打破了我们这种默契于心的社会礼仪。

然而，也许有人反问：“这么说，恋爱文学极其兴旺的平安朝怎样呢？我们的文学史不是也有过那样的时代吗？《源氏物语》及后来众多恋爱小说的作者又如何？他们及他们的作品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呢？”

关于《源氏》，自古有种种说法。不同于儒学家时时将其当作淫荡之作进行攻讦，国学家则似乎视其如《圣经》一般神圣，说什么“此书充满了最为道德的说教内容”，甚至有人牵强附会地硬把作者紫式部奉为“贞女的镜子”。然而，即便如此牵强附会——即表面上不否定此书是“淫荡之书”，也不将其拔高至“道德”和“说教”读物的话——则《源氏》的文学地位将不复存在，这种思维说明依然存在着某种“社会性规范”，存在着东方人特有的“维护体面”的思想。

石山寺藏源氏物语绘卷

容我再回到前面的问题上，对平安朝的恋爱文学进行一番审视吧。

古代有个官拜刑部卿、名叫敦兼的公卿，是世上少有的丑男，然而他的妻子却是一位绝代佳人，她一直悲叹自己有个丑陋的丈夫。一次，她随夫到宫中观赏五节舞，看到满朝文武官员衣饰华美，仪表堂堂，没有一个长得像自己丈夫那样丑陋。看看别的男人一个个神采奕奕，便讨厌起自己丈夫来，回家后便避开丈夫，不跟他说话，后来竟窝在后屋不跟丈夫见面了。丈夫敦兼虽然心中诧异，但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一日，他很晚从宫中退朝回家，看到门口既没有张灯，也不见侍女出迎，更没有人前来帮助宽衣卸装，无奈只得推开门廊的边门，独自闷闷不乐，一直待到更深夜阑，月光洒照，凉风袭侵，不由地愈加恼恨妻子的薄情。满腔怫郁萦纡在心头，他蓦地静下心来，取出筚篥，作歌一首，反复吟唱道：

墙根生白菊，颜色无光艳？

我打门前过，花枯人亦变。

妻子本来躲在后屋，听到歌声，心中顿起怜爱之情，急忙出来迎接敦兼，从此夫妻感情变得非常亲密。

这个故事出自人人皆知的《古今著闻集·好色卷》，可能是镰仓时代或是王朝时代末期的传说故事。不论如何，因为表现了当时京都贵族生活和平安时代的许多风俗习惯，所以将其视为平安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恋爱情景也未尝不可。

不过，令我感到有意思的却是其中描写到的男女地位。正如《古今著闻集》的作者所说的“琴瑟调和尤可贵，全凭妻子温柔心”，它既没有谴责这位妻子的不贞不忠，也无意嘲弄敦兼的怯懦无能，而是作为一则夫妻美谈流传下来。这种情形在平安朝的公卿中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常识。

明知丑男，从而嫁之，这个妻子有何理由疏远丈夫？丈夫对这个妻子又爱又恨，站在妻子房门外，以歌声倾诉哀怨之情。妻子听到后深受感动，重新接受了丈夫，因而被赞为“心地温柔”。这并不是西方的爱情剧，而是日本王朝时代的事情。说起来，敦兼既然“取出筚篥”且吹且歌，可见那个时代的公卿是随身携带这种乐器的。每次读《著闻集》这则故事，我就会想起“壶坂”开幕的那个场面。盲人泽市独自一人，一边弹奏三味线，一边唱着民歌《菊花露》：

鸟鸣钟声上心头，忆往事，无语泪先流。点点滴滴化流水，星河迢迢暗欲渡。谁曾料，鹊桥断绝，人世无情恨悠悠。勿思量，相逢又别离，此生不堪回首。唯羡庭中小菊名，朝朝暮暮，夜阑浥芳露。叹薄命，如今正似菊花露，怎耐得，秋风妒？

戏中的泽市只唱了歌的前半阕，也就是主调部分，而且同敦兼一样寄情于菊花，遂成奇缘。在古时候的大阪，一唱这首歌就注定要分手，所以不受欢迎。据说这出净琉璃为团平夫人所作，所以具有女性的温馨感。但泽市本为受人怜悯的残废之人，这与敦兼大不一样。何况，阿里和敦兼的妻子也有天壤之别。可以说，只有阿里那样的女人才称得上是“心地温柔”，这才真正是“夫妻美谈”。

想来，从武门政治与教育得到普遍实施的后世来看，敦兼的妻子失德且不说，而像敦兼这样的丈夫，实在算不上一个男子汉，所以被斥责为“丢了男人的脸面”，这是不难想象的。大凡这种时候，假若是镰仓以后的武士，就会一怒之下同那女子斩断情缘，即使不能立断情缘也要立时冲进屋子，将她狠狠惩罚一番。女人也大多喜欢这样的男子，像敦兼那样忸忸怩怩，只令人感到厌恶。这是我们普遍的心理。

德川时代，恋爱文学流行，这一点虽说和平安时代相反，但今天考察一下近松以后的戏曲，找不出一个像敦兼那样没骨气的男子。即使情形相似，也是滑稽的表现手法，恐怕不会作为美谈流传下来。

人们常说，元禄时代世相淫靡怠惰，而实际上，当时的浪荡公子飞扬跋扈，打家劫舍，铤而走险，《博多小女郎》的宗七和《杀女油地狱》里的与兵卫不消说了，情死剧中出现的美少年也经常刀枪伤人，都不像王朝时代的公卿那样胆小如鼠。到了化政之后的江户，就连女子也重豪侠，所以“男人必须有男子汉气”自不必说，提起江户戏剧中的好色之徒，就有很多是大口屋晓雨式的侠客和片冈直次郎式的不良少年。

本文节选自

《阴翳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