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各种场合都能看到这样一种言论：鲁迅、胡适、严复、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朱自清……都不算“大师”，理由是他们“没用”。有些人进一步说，国家需要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但不需要蔡元培、傅斯年、钱穆，更不需要徐志摩、张爱玲、林徽因，因为后两种人不能使国家强大。还有些人认为，当今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后两种人，他们只知道吟风弄月，说些没用的话，却不会搞科学研究；这些人根本不算知识分子，更不该享受高地位、高收入。

于是，我看到了以下说法：国家根本不该养着这些人，让他们到工厂里做工去吧！

我不能说，这种观点是“错”的，因为“对错”这种标准，本就很难用在“观点”这种东西上。但我想说，围绕这种观点的争论，主要有两个焦点：第一，鲁迅胡适之流“有用”吗；第二，鲁迅胡适之流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待遇。

先看第一个焦点。

我们争论鲁迅、胡适是否跟钱学森、邓稼先一样“有用”，其实是探讨人文科学（或说社会科学）是不是跟自然科学具有同等价值。因此这个问题要看你怎么想。比如，如果你认为真理在大炮的射程内，那人文科学就没用，或至少无限接近没用；如果你认为真理在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书上，那人文科学就有用，或至少无限接近有用；如果你认为真理在每个人的心中，那人文科学就绝对有用，因为这种看法已经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了。

也就是说，“你认为人文科学没用”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一种“人文科学”，它可能接近反智主义或别的什么，但总之，是人文科学的一个流派。

这挺绕的是吧？没关系，看几个例子就很容明白了。

即使没有太多历史常识，我们也很容易断定，秦国的国君不会喜欢孔子和孟子——寡人正想办法富国强兵、攻城略地呢，你来讲什么仁义道德、克己复礼，有个卵用？

同理我们可以断定，法国国王也不会喜欢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你们有这功夫，咋不去研究蒸汽机和火车？在这儿瞎逼逼什么三权分立、社会契约，这能当饭吃？

我们还可以断定，普鲁士君主更不会喜欢马克思和恩格斯——朕要统一德意志啊！你跟朕聊剩余价值、交换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些玩意能把法国和奥地利的势力赶跑吗？

没有历史表明，这些人真的见过面；然而他们一旦见面，我相信会是这样的结果——商鞅谈论“王道”的时候，秦孝公不是睡着了？他当然要睡着。从当时来看，儒家学者、启蒙思想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就是不能使国家马上强大，他们只能让君主马上睡着。

但你能说，这些人，以及这些人研究的学问，是没有意义的吗？

如果有人说，“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跟“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一样重要，我也不信，这就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不能阻止安史之乱蔓延是一个道理。然而它们就是一样重要。思想、理念、文学、艺术，这些东西不能立即改变一个国家的面貌，但它们能潜移默化一个民族的精神；它们将独立、自由、平等、法治的精神根植到每个人的心里，而这，正是自然科学家得以纵情想象、尽情研究的学术土壤。

所以，我们不能从一时、一地、一事上看某个人或某种思想的“用处”——文天祥慷慨悲歌，并未改变什么，但日后丁汝昌与定远舰同沉，身上有他的影子；话说丁汝昌此举也没什么用啊，毕竟清政府没因此少赔一两银子！

然而我们都知道，那有用。

再来看第二个焦点。如果我们已经解决了第一个焦点的问题，认为人文科学和人文科学家有用，那他们应该享有什么样的地位，获得多少报酬呢？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之一是：道德水平跟学术水平到底有啥关系。

其实没啥关系。德行有亏的人一样可能有好本事，这个就不必赘言了；现在我要说的是，如果有些学者并不高尚，那他们应该为这种“道德上不高尚”付出“经济上不富裕的代价”吗？如果有些学者对“家国大义”不感兴趣，那国家还要好好供养着他们吗？

这个真不好说。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不是为了使美国称霸世界才搞物理研究的，但美国政府没有因此把他们弄到工厂里去；甚至从汉娜·阿伦特到约翰·纳什再到保罗·萨缪尔森，这些人并不总是跟美国人民一条心，但他们都被好吃好喝供养着。

有人说，这是因为美国社会包容，而我说，这是因为爱因斯坦的收入不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我们以自己所处的环境去理解别人的，根本就是驴唇不对马嘴。

爱因斯坦也好，萨缪尔森也罢，这些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他们背后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大多是独立的。这些院校和机构本身不直接由纳税人供养，而是靠商业赞助和其他渠道过活，他们给某个教授什么样的待遇，压根轮不到纳税人说三道四。

你当然可以说，任何一家赞助高校的公司的收入最终也是来自老百姓。这话没错。然而如果你看哪家公司不顺眼，或看它赞助的高校不顺眼，完全可以不买它的产品与服务。你能做到吗？若你做得到，那这家公司就不欠你什么（你们没有发生交易，当然没有亏欠），它把从别人那里赚到的钱给哪所高校、高校再把这些钱给哪个人，跟你无关；若你做不到，那这家公司也不欠你什么（因为它没有强迫你买；你付出钱，人家付出商品，两厢情愿），它把从你那里赚到的钱给哪所高校、高校再把这些钱给哪个人，还是跟你无关。

——没人能说，公司卖给消费者商品后，还必须听从消费者的命令；更没人能说，公司从消费者那里赚到的钱怎么花，还要听消费者的意见。若消费者真的想要这个效果，就必须团结起来，都不买它的商品，让它面临倒闭的风险。但这真的对消费者有好处吗？或许“出了一口气”算是好处。除此之外，消费者可能也有损失：如果他们喜欢某家公司生产的手机，但不喜欢这家公司本身，于是让它倒闭，那就买不到自己喜欢的手机了，这等于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有些人相信，自己很快会喜欢上别的手机，然而这是繁荣的自由竞争带给人们的感觉。一旦企业们普遍有如履薄冰之感，繁荣就会过去，自由就会衰减，届时你会发现，不是“总有人会来填补市场空白”的。

只有一种情况，让你有权对公司指手画脚：它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取得了垄断地位，虽然你不喜欢它的产品，但也只能买它的商品。

好了，再说下去就绕得太远了，现在我们回到正题：一个知识分子“该”赚多少钱，其实是一种市场选择。比如某公司开年会，愿意花5000万请鹿晗到场唱两首歌，你可能觉得“不值”，但只要这家公司觉得值，就行了；同理，某高校搞学术论坛，愿意花50万请郎咸平开两小时的讲座，你可能也觉得“不值”，但只要这所高校觉得值，就行了。

当然，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们的游戏规则跟别人不同。在我们这里，高校和它的教授们，都是吃“财政饭”的，他们的收入来自二次分配，也就是直接来自纳税人的贡献，那么纳税人当然有权质疑。关于这一点，大家也不要因为个税交得少就妄自菲薄，你吃穿住行的花销里面，大部分是含税的。

总而言之，我们学到了西方国家给知识分子优渥待遇的做法，却没有学到这些做法背后的基础性规则。所以大家有争议，实在是不足为奇的。

话说到这里基本可以结束了，不过还有几句题外话要跟大家分享：人们往往对自然科学怀有敬畏，而对人文科学嗤之以鼻，这也是造成争议的原因之一。比如你极有可能听不懂霍金对史瓦西方程的解释，但你几乎不敢指责“霍金在胡说八道”；但就算你听不懂张维迎谈市场经济，你也不会认为自己听不懂，你会说，“他放了些什么屁！”

这是两种科学的区别。看上去，自然科学更深奥，但人文科学也并不肤浅——你可以表达对李商隐的《锦瑟》喜欢还是不喜欢，但你能说，你完全理解了它的含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