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论文科与教育改革

(摘自阿尔都塞及其学派在巴黎高师组织的“为科学家讲的哲学课”导论：《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1967）》。这个课程从1967年10月“一直持续到1968年的前夜”。

这些[文科之间的]关系向来是大量而密切的。它们看来正在经历根本性的转变。果真如此，那么这是因为人文科学的各学科正在经历根本性的转变：至少它们是这样声称的。

让我们做更仔细的观察吧。

传统上，文科安于同它们的对象保持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一种利用与鉴赏的、趣味的或者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消费的关系。美文学、人文学科（humanités）和已经附属于它们数世纪之久的教学实践与研究，使它们成为“文化”[1]的学校。这意味着两件事。

1．文科和它们的对象（严格意义的文学、艺术、历史、逻辑、哲学、伦理、宗教）的关系，就其占统治地位的功能而言，与其说是关于这个对象的知识，还不如说是关于各种准则、规范和（旨在建立“文人”与这些对象之间“文化”关系的）各种实践的规定和反复灌输。首先要懂得如何驾驭这些对象，以便“恰当地”消费它们。要懂得如何“阅读”——即“品味”、“鉴赏”——经典文本，懂得如何“运用”历史的“教训”，懂得如何用正当的方法做出有益的思考（逻辑），懂得如何依靠正确的观念（哲学）去了解我们关于人的存在、科学、伦理、宗教等伟大问题的立场。由于它们的特殊关系，“技艺”或人文学科便可以传授某种知识（savoir）：不是关于它们对象的科学知识，也不是关于它们对象的机制的科学知识，而是除了必需熟悉的特殊学问之外的一种本领（savoir-faire），更准确地说，就是要懂得如何鉴赏－判断以及享受－消费－利用这个其实就是“文化”的对象：这种知识专注于懂得为了什么而如何去做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对子[2]里，知识是第二位的（尽管不能忽略，但也是表面的和形式的），重要的在于懂得为了什么而如何去做。所以从根本上说，技艺尤其成为教育的场所，换言之，就是用这个场所进行文化的训练，从而学会在面对人的存在所包含的一切文化对象时，能够恰当地思考、恰当地判断、恰当地享受和恰当地表现行为举止。它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训练出有教养的绅士、有文化的人。

2．在文科和它们的对象之间存在的这种消费的实践关系，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科学认识的关系。人文学科以其不同形式（文学、逻辑、历史、伦理、哲学等等）所提供的“文化”，充其量不过是存在于该社会内部的文化针对某些被神圣化了的对象所做的评价。要理解人文学科所提供的“文化”的意义，必须追问的不是人文学科本身，或者说不仅仅是人文学科，而是必须追问在“培养（cultiver）”了这些技艺的那个社会内部所存在的“文化”，追问那种文化的阶级功能，进而追问那个社会的阶级分化。在学校讲授的“文化”，实际上充其量不过是二度的文化，它面向该社会中多数或少数的个人，并结合某些特许对象（美文学、艺术、逻辑、哲学等等），“培养”了与那些对象相关的技艺；这种技艺，作为实践的手段，向那些个人反复灌输着与该社会的制度和“价值”、与其中所发生的事件有关的实践行为方面的明确规范。文化是既定社会中的精英和/或大众意识形态。不是真正的群众的意识形态（因为，作为阶级对立的结果，在文化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倾向），而是统治阶级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教育或其它手段试图向他们所统治的群众反复灌输的意识形态，并且这种灌输是以歧视为基础的（一种文化给精英，一种文化给民众）。我们这里正在谈及一桩领导权性质的事业（葛兰西）：通过意识形态的传播（通过对文化的介绍和反复灌输）以获取群众的同意。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总是被强加给群众，来对付他们自身文化中的某些倾向，这些倾向虽然得不到识别和认可，但它们始终在反抗。

这种技艺观念依据的不是那种已被普遍接受的观念。我们不应当满足于听信这些技艺自己的说法、接受它们给自己下的定义。在文科的背后，存在着一笔历史悠久的遗产：人文学科的遗产。要理解这些人文学科，我们就必须找出它们通过对行为方式的规范所实施的“文化”意义，这些规范在我们所考察的社会中，即在宗教、道德、法律、政治等等的意识形态中，简言之，在各种实践的意识形态中占有统治地位。这意味着，由学校教学过程所实施的文科文化不是一种纯学术现象；它是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一个环节。在其所有的手段和后果中，它都与其它同时被动员起来的宗教、法律、道德、政治等等的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这种种的意识形态手段帮助统治阶级取得了领导权并由此掌握了政权，它们反过来又都聚集在由统治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的周围。一方面是（作为古典人文学科对象－目标的）文科文化，另一方面则是由教会、国家、法律，以及由各种政体形式等等所施行的大众意识形态作用，两者之间的这种联系——有人会说这种同步关系——当然通常是被掩盖了的。但是每当有重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到来的时刻，比方说，每当教育改革被公然视为针对群众所施行的意识形态作用在方法上的革命的时候，上述联系就会暴露出来。在这样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教育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直接相关的，而它的观念和对它的导向与控制都显而易见地成为阶级斗争中的重要赌注。可以举出的一些例子，如国民公会的教育改革、于勒·费里（Jules Ferry）[3]的教育改革、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一心惦记的教育改革、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改革，等等。

但科学同样是教学的对象。技艺——就像它们的悠久历史所定义的那样，我指的是人文学科——因此也不是“文化”（即意识形态）训练的唯一“题材”。各门科学的教学也同样是一种类似的“文化”训练的场所，尽管它采取了更微妙的、几乎无迹可求的形式。但精确科学本身得以讲授的方式就意味着这些科学与它们的存在、它们的内容之间出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关系。不存在什么纯知识的讲授，除非这种知识（savoir）同时也是一种本领（savoir-faire）——即对于懂得如何在同这种知识及其理论与社会功能的关系中去行动的定义。这个“懂得如何……”意味着面对知识的对象、面对作为对象的知识，以及面对知识的社会地位时的政治态度。所有科学的教学，无论它情愿与否，都传达着某种关于科学及其发现的意识形态——即懂得如何在同科学及其发现的关系中去行动的特定知识，它是以关于科学的社会地位的特定观念为基础的，是以关于以科学知识为专业的知识分子角色的特定观念，因而也是以关于脑体分工的特定观念为基础的。

对知识分子来说，再没有比洞察教育及其课程、形式和实践所传达的意识形态更困难的事情了。这一点既适用于技艺，也适用于科学。知识分子生活在文化中如鱼得水，但鱼对于自己悠游其中的水是视而不见的。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妨碍着他们对于自己所浸淫着的文化的社会立场、对于实施这种文化的教学活动，或者对于自己亲身实践的学科——更不必说对于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学者或研究工作者在这个社会中所占据的立场——获得任何准确的洞察力。一切都妨碍着这一点：分工的作用（首先是脑体分工，但也包括脑力劳动内部的分工、脑力劳动各专业之间的分工）、他们的活动对象所具有的那种能够给人以深刻印象并且占据了他们全部注意力的直接性、他们的实践所具有的既极端具体又极端抽象的特点，等等。他们在不受自己控制的规律所决定的框架内从事着自己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因此也自发地生产着一种意识形态，仿佛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脱离这种意识形态而存在。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他们自身的意识形态、关于他们实践的自发的意识形态（他们关于科学或技艺的意识形态）不止依赖于他们自身的实践：它主要地并归根到底地依赖于在他们生活的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体系。最终，尤其是这个意识形态体系支配着他们关于科学和技艺的一切意识形态形式。看似在他们眼前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发生在他们背后。

但还是让我们回到技艺方面来吧。在某个时代——自18世纪以来，但在最近的几年里，这已经成为愈演愈烈、不可遏止的时尚——文科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地经历了一次根本的转变。它原本是一种实践的即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关系。现在，文科的各个方面都在宣称这种关系已经改变了。它似乎已经变成科学的关系了。尽管这种现象表现得非常不一致，但它在大多数被认为是人文科学的学科中都可以看到。我们不用说逻辑学了：逻辑学已经脱胎换骨，现在成了数学的一部分。而语言学（至少在它的某些“领域”里）似乎也变成了一门科学。就连精神分析的信誉，在长期受到指责和贬黜之后，也开始得到了承认。其它学科同样声称自己已经达到了科学性的水平：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史本身已经重获新生，把人文学科传统抛在了脑后。

正是在这一矛盾状态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开始理解当前不同文科之间正在尝试建立的那些关系。它们自命为“人文科学”，通过标榜科学一词，它们声称已经与自身的对象解除了旧有的关系。代替那种文化的——即意识形态的——关系，它们想要设立一种新的、科学的关系。总的说来，它们都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并且通过自命为“人文科学”，用这个名称来宣告这一点。但这一宣告或许不过就是一个宣告、一个意图、一个方案而已。它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神话，目的在于维持一个幻觉、一个“愿望的满足”。

人文科学是否真的通过改变自己的名称和方法而改变了自己的“性质”，这还很难说。当前各文科之间正在建立的关系都证实了这一点：比如许多学科（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在体系上的数学化；再比如有些显然更具有科学性的学科在其它学科中的“应用”（数理逻辑、尤其是语言学的领先作用，精神分析同样具有侵扰性的作用，等等）。与在自然科学中出现的情况相反（在那里，各学科之间的关系一般是有机的），这种“应用”仍然是外在的、工具性的、技术性的，因而也是可疑的。把一种“方法”外在地应用于随便什么对象（就其“普遍性”而言，这种应用是在赶时髦），这一点在当代最反常的例证就是“结构主义”。当各学科都在寻找一种普遍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可以打保票说，它们对于证明自己真的已经取得了科学的信誉这件事，是有点儿太着急了。真正的科学从来不需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它们已经找到了打开科学大门的钥匙。

这一暧昧过程的另一个敏感点出现在这种（学科间）关系本身同哲学建立的关系上。这些正在构成中的人文科学公然地对特定哲学进行盘剥利用。它们在这些哲学中（例如，在今天已经渐渐失去影响力的现象学中、在结构主义中，更不必说在黑格尔主义乃至尼采主义中）寻找能够支撑自己的基础和为自己确定方向的途径。这就是它们对哲学的期待，即使当它们狂妄拒绝一切哲学的时候也是这样；而在当前的状况中，它们只是在对哲学做哲学的拒绝（实证论的变种）罢了。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这一关系也可以颠倒过来：只是因为人文科学本身体现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们才能够对哲学或充当哲学替身的其它学科（例如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它们对文学史、“符号学”等等日益发挥出“哲学”的功能）进行盘剥利用。在这一切往来当中，如果我们有心看一看的话，就会发现某样东西的缺席和匮乏——而如果这些科学想要对得起科学的令名的话，它们就恰恰需要这样的东西，即对它们的理论基础的承认。

这些关系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把我们拉回到我们的那个说法和问题——跨学科——上面来了。这个神话在人文科学和一般科学中大行其道。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语言学和文学史不断从现有的学科，不管是文科还是科学学科，借用概念、方法和程序。我们现在说到了举行跨学科“圆桌会议”的折中主义实践。所有邻居都请到了，谁也没有被忘掉——谁知道呢？邀请所有的人以至于无一遗漏，这意味着我们并不确切知道是谁在邀请、我们在哪里或者我们要去哪里。“圆桌会议”的实践必然伴随着一种关于跨学科功效的意识形态，并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对应物和实体。这种意识形态可以一言以蔽之：当有人不知道全世界都不知道的东西的时候，只要把所有的无知集合起来就够了——科学就会从这个无知的集合体中出现。

我在开玩笑吗？这种实践公然地与我们对真正科学（包括新科学）的构成过程的了解相矛盾。那些科学从来不是在专家们的“圆桌会议”上诞生的。事实上，这种实践及其意识形态倒是与我们对意识形态统治过程的了解相吻合。当所有人都得到了邀请，那么被请来的就并不是期望中的新科学（因为它从来不是那些对它全然无知的专家们聚会的结果），而是一个谁也没有邀请过的角色——没有必要请它，因为它不请自来！——这就是共同的理论意识形态，它默默地栖身在所有这些专家的“意识”里，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它就通过他们的嘴大声说话。

因此，只有一些特定的、最通常都是技术性的情况下（当一门学科根据学科间真正的有机联系而对另一门学科提出了正当要求的时候），这种实践还拥有自己的地盘，除此而外，跨学科就会沦为一种巫术实践，并效命于意识形态——科学家（或自许的科学家）就是根据这样的意识形态提出了关于科学分工、关于各门科学之间的关系和科学“发现”的条件的想象的观念，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仿佛掌握了实际上失去的对象。跨学科通常总是很具体地作为专家的自发意识形态的口号与实践，摇摆于含糊的唯灵论和技术专家治国的实证论之间。

关于这一切，需要避免各种虚假观念，以便为正确的观念开辟道路。

有必要再次追问，当文科中一门科学应用于另一门科学、一些限定的方法应用于一个新对象的时候，这样的关系是由什么构成的。甚至更有必要再次考察预先存在的意识形态的性质，识破它的流行的伪装。最终，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中的问题：人文科学，除了一些有限的例外，真的像它们自认为的那样是一门科学吗？或者它们大多数都只是另外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是社会适应和再适应的意识形态技术？如果这就是它们的实际情况，那么，它们就并没有像它们声称的那样，摆脱了自己先前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文化”功能：它们通过其它更“复杂”、更完善的技术发挥作用，但仍旧服务于同样的目标。这就足以说明它们和另外一整套技术（诸如人际关系学和现代大众传媒形式）之间所保持的直接关系，从而证实上述假设并不是随意的想象。

但另一方面，成问题的并不仅仅是人文科学的地位，而且是它们声称已经给自己提供了的理论基础的地位。问题在于，使文科得以发挥意识形态技术功能的机制是由什么构成的呢？这个问题是由哲学提出来的。……

(摘自阿尔都塞及其学派在巴黎高师组织的“为科学家讲的哲学课”导论：《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1967）》。这个课程从1967年10月“一直持续到1968年伟大事件的前夜”。

[1]作者放在引号里的culture，若按古典意义是可以译作“教养”的。

[2]savoir-faire（直译为“知行”）这个对子。

[3]880－81年、1883－85年期间的法国总理，其教育改革在法国取消了天主教对教育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