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天下财用岁入，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取索支用，各不相知。”

临安府（临安府是现在的哪个城市）

中央财政的各部分财赋都有自身的收支情况，但在实际的财赋调拨中，频繁出现将各部财赋调拨到户部的情况，户部与内藏在财赋的调拨与平衡中主要是合作的关系。

内藏与户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史载“出内帑以佐外帑”。绍兴二十九年（1159）五月，宋廷因为要辅佐户部财赋调度，所以协调内藏和户部之间的财赋，令内帑调钱给户部。

隆兴二年（1164）闰十一月，于内藏库支借银“应副户部支遣。”朝臣的观点是希望皇帝能够“取宪仁祖，用度好赐，更加节约。凡不得已而锡予者，但降赐目，付之有司，则疑谤自销，而户部经费亦可少纾矣。诏候内藏库有绢日拨还。”

可见缓解户部经费紧张，除了节俭，还有内藏财赋的相助。这种帮助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本属于户部的钱财，因种种原因被蠲免，被免去的财物由内藏出钱出物补足；二是户部钱物不够支用之时，由内藏财赋支出。前者的特点是降低户部财赋的损失程度，后者则更倾向于户部与内藏之间财赋的调盈补缺。

内藏财赋存与内藏库。内藏库最早源自平定诸国后所得，史曰：“太祖初平诸伪国，得其帑藏金帛，以别库储之，曰封桩库。”

但是，以财赋经营辽地、赎回幽燕之地的等目标未能实现，遂将其用于兵费，以免扰民。基于内藏库在管理上有着直属御前、催纳严格的特点，我们可知内藏财赋有较强的独立性和私属性。

对户部所蠲财赋的补充，朝廷采用直接支拨内藏钱物的方式。高宗朝“常因蠲民之赋，而出内藏之钱，以赐三司，以代所蠲。”

也就是“朝往往出内帑封桩以补所阙”。隶属于户部的财赋被蠲减之后，朝臣建议“乞量拨内帑之蓄以补其（户部）数”。

绍兴二十六年（1156）七月三日，朝廷放免诸州军身丁钱一年。“所放丁绢，约计二十四万余疋，于内库支降本色绢并买绢钱各一半，应副岁计支遣。”

在户部岁入有碍的时候，内藏会补足户部。绍兴二十八年（1158）九月二十四日，朝廷将积欠税苗作倚阁处理，“于户部岁计有妨，当从内帑支降钱物，以补其数。”

同年九月二十七日，平江、绍兴府、湖、秀州遭受水灾，下户积欠的税赋均被免除，高宗提出“止令具数，使于内库拨还。朕平时无妄费，内库所积，正欲备水旱耳。本是民间钱，却为民间用，复何所惜耶！”

于是将平江府、绍兴府、湖州诸县灾伤所有以前积欠税赋除放，让受灾县在五日内开具要蠲放的数额，于所在州进行审查核实，经过转运司、户部、御前，逐级上报，最终在十一月一日下诏，“内藏库降钱三万九千六百一十贯七百四十二文，付户部，充绍兴、平江府、湖州被水人户合放上供物帛、钱、米数目价值。”

做到了“捐内藏库帑钱补足大农岁计”。户部损失的财赋收入，内藏拨还补足。由内藏补足之后，户部也不再催欠。同样，旧日所欠财赋由内帑补足后，户部的财政压力会得到一定的缓解。

因受灾而蠲免的钱物，内库会根据宋廷的要求进行补还。乾道元年（1165）二月，“浙东、西”遭受水灾，孝宗减放这些地区的身丁钱绢，“将减下之数，于内库纽支银绢，拨还户部。”

显然是内藏补足了户部减免的赋税。淳熙六年（1179）十二月，临安府税重，“免收税一年。其税额合纳钱，已令内藏库等处对数补还。”直接反映的是内库财赋对户部的资助。

孝宗朝同样经常将内藏之蓄积“捐以助版曹”。史载隆兴二年（1164），“秋霖雨害稼，细民艰食，出内库银四十万两，付户部变转，收粜米斛赈济。”

这里值得深思的是，赈济的钱是内库出的，但是出面对细民进行赈济的是户部。户部执掌常平、义仓赈济之事，就财赋支出名义上来看，由户部来赈济较为名正言顺。亦有可能是户部利用内藏的支持，弥补自身财赋的不足。

此外，户部还明确了犒赏军队的钱物由内藏负责供给。南宋背海立国，军事活动是最大的国事。

南宋与周边政权的冲突时有发生，“内藏之建，小欲助有司经费，大欲有事戎虜。”统治者在这样的战争背景下，也是多次强调内藏财赋从未浪费分毫，都是以军费支出为主。内藏财赋犒赏军队成为常见的记载，“凡支犒金银钱帛以巨万计，悉出内库，户部不与焉。”

除了捐资助版曹，史料中也会涉及户部向内藏借钱的情况，如，“三司有阙，则于内藏库假贷”。隆兴二年（1164）闰十一月，“于内藏库支借银一十万两，应副户部支遣，日后令本部收簇拨还。”

南宋“举内帑之财，而属于三司之使”的特点决定了内藏财赋的支出与户部关系密切，在户部的财物无法满足中央政府各项花销的情况下，内藏财赋担任起调拨钱物给户部的重任。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户部财力的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偿的，不需要户部进行偿还。南宋户部往往因经费紧张而向内藏借银，到了还贷的时候，户部没有足够的财赋偿还所借，史载“休兵浸久，用度滋多，（户）部尝患无余。”

极少的情况是明确记载户部向内藏借银，但是偿还的形式、内容和期限等要素都没有具体的规定，例如，“异时三司用度不足，必请贷于内藏，辄得之。其名为贷，实罕能偿。”

户部借而不还的经济现象表明，财政借款存在一定的风险，在现金的财政借款中，有多种手段防范和化解这种风险，债权的落实，资产的清收，资金筹集渠道的核实都能降低财政借款中的风险。

而南宋时期户部经费使用中的窘迫决定了借款的高风险，朝廷对户部的借债偿还能力是有客观认识的，才会出现不予偿还的情况。与其说南宋的财政借款是解户部燃眉之急的清泉，不如说南宋将借款作为调节各财库之间财力的方式。

内藏与户部之间的财赋调拨并非是单向的，朝廷在以内藏财赋助版曹的同时，也存在将户部财赋调拨至内藏的情况。主要包括政策层面的旧例和执行层面的对弈。

南宋初年，户部循例调拨财赋至内藏。高宗建炎四年（1130）十二月十七日，诏：“左藏西库岁供内藏库钱、金、银，并依建炎四年例，止逐旋供纳银五万两，权免。”

可见南宋初年，户部所辖的财库每年都会向内藏库调拨钱物，虽然在建炎四年（1130）免除了这个事项，但是也能从暂行的政策中看到户部对内藏收入的帮助。而这些政策的实施和取消，是户部与内藏在财赋分配上的拉锯过程。

户部与内藏财赋的分隶过程中，通常在执行层面会出现双方对弈的情况，内藏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先地位并非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户部和内藏对财赋隶属的相互制约是存在的，诏令中才会强调内库正额的优先性，内藏才会提出如果任由这种先纳左藏库的方式继续，将会影响内藏库财赋支用的抗议。这种抗议即是伴随着内藏与户部的财赋平衡关系的变化。

内藏、户部与朝廷的财赋多少，总是在变化中维持着一定的平衡。内帑钱额从旧额的每岁一百零五万缗，到十一万多缗，再到七万余缗，与户部、朝廷的财赋博弈分不开。

可见，在实际税赋征收中，内藏并不始终处于优先分配的地位，财赋收入的波动，才是真正体现户部与内藏财赋的协调。

在户部财库按例向内藏供银的过程中，钱物由户部调至内藏，再由内藏支出，朝廷为什么要多此一举，为什么不直接从户部财库中支出，而是选择由内藏经手再支出呢？

根本原因是中央政府要制衡各部门的财赋收入，用调入内藏的方式来平衡各财库之间的力量对比。

其次，内藏与户部财赋在具体的经济环境下，内藏的财赋数额并非一直保持着最高，财库赋入数额的变化，凸显的是各财库对财赋的争夺，这其中有各部门的实力对比，也有中央政府政策的偏向。

南宋强调的内藏赋入优先，也是在强化内藏的实力。最后，户部财赋调入内藏，也能反映内藏支出的庞杂。无论是奉亲还是备军，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需要得到户部财赋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