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费孝通先生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指出了中国社会的独特属性——乡土性。如今，中国社会已迈入法治时代，传统礼治观念的影响是否依然存在？而信息化下的农村，其乡土性的消亡与留存又有哪些表现？乡土性还是中国社会区别于西方的独特属性吗？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以质性研究的方法，对农村的文化承袭、社会结构、性别差异、血缘地缘、礼教秩序等进行了深入分析。正因为先生勾画出了中国社会的本质性结构与特点，分析了民族血脉深处不可剥离的乡土性，《乡土中国》才有了超越时代的普适性，即使在当代中国有部分消逝，但总有些乡土性是留存着的，这一部分也可称为中国人的国民性。

当下的中国：古今中外的交汇点

当下的中国乡村与费孝通先生在70多年前所记述的区别不大，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特点，可以说是先生笔下中国乡村与西方城市的结合体。比如，它是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的独生子，同时受着血缘、地缘与业缘的羁绊，法治社会的骨架下仍涌动着礼治的血。再比如，“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早已提出，男女平权意识已经觉醒，但实际生活中仍不能摆脱先生笔下的“男女有别”，以上种种使当代中国呈现出一幅独特的生活图景。

血缘

当下，中国城市中以地缘和业缘社会为主流，但血缘仍然存在，并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将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交通与信息技术大幅发展，相关政策制度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使城市成为流动性很强的陌生人社会。在社会交往中，人们大多依据地缘来处事。同时，逐渐细化的劳动分工使社会活动专业化，也使职业成为人的主要社会表现，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被社会角色的业缘关系所限制。话虽如此，血缘的身影仍未消散，如《乡土中国》中所说，“血缘的意思是任何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虽然中国城市给人的整体观感已然是一种西方化的现代社会，但我们身上所肩负的义务与责任仍有一部分来自于家庭。血缘仍在中国人的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春运返乡潮昭示着家族与亲情的凝聚力；填个人信息时的籍贯一栏可看作血缘的空间投影；家族中长幼有序的规矩仍提示着我们现代社会中丝丝缕缕的乡土性与教化权力的存在，但飞速发展的时代又使传统社会中的家长式权威有所削减，达到了如今的奇妙平衡。

礼治

既然血缘关系从未消逝，与其相伴而生的礼治秩序自然也如影随形。一方面，从古至今的文化传承，使我们浸泡在彰扬礼治的家庭背景、文学作品中，耳濡目染，习惯成自然；另一方面，礼教与当下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公序良俗原则大幅度重合，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因此，当人们进行社会互动时，还是习惯性地在合乎礼数规范的框架之内作出行动，思维方式也自觉不自觉地顺沿着这种轨迹。

性别

性别所属的地位与权利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性别赋予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社会角色和认同。性别认同的出现与社会中所理解的性别差异相关，这些认同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差异。因此，在这个发生着深刻变化的社会，性别角色也随之变化着。

70多年前的中国乡村被“男女有别”的原则所支配。费老在书中写道：“‘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隔离非但有形的，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而且是在心理上的，男女之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在流传至今的父系氏族中，男女关系并不平等，男性掌握着作为家族延续者的权利。因为小农经济中男性是主要生产者，于是承担大部分养家责任的他们自然也拥有了大部分话语权，同时一代代人继受的礼教思想也不断加强着这一认知。又由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缺乏生理与心理上的了解与理解，一直以来，乡土社会中，不论男女都认可并习惯了两种性别角色并不平等的事实。

而在现代社会中，职业分工的细化、产业的多样化，使工作中性别因素的影响降低；国民经济状况的改善，使男女受教育状况逐渐相等；性别平等观念与思潮逐渐深入人心；现代社会对两性的评价也逐渐平等化。在这样的时代里，制度、经济、文化等因素与人们的角色期待等作用力共同塑造出的，是相对平等的性别角色和性别认同。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出生、成长、生活的大多数人所扮演的性别角色，已经与20世纪乡村社会中人们所扮演的角色有了很大差异。

信息时代：乡土中国的存与失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乡村的“信息闭环”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原先，村民们的主要交流内容几乎仅来自于某个特定村庄内发生的事情。一山之隔就可能使山两边的村落互不相闻，谈话内容毫不相干，这也使村民的社会化过程被缩短与简化，几乎没有逆向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的过程。因为这片土地上的文化相对静止，礼教与宗族文化从古代传承至今；而在同一村落内，文化背景相同的人的相互交流又在不停地强化人们的文化模式，使其更加固定，就像天坛里的回音壁。如果没有外部的新文化输入，则这片村落中大概只有单向度的社会化存在，就像《桃花源记》里的世外之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从某种程度上说，乡村中的文化环境与当下我们在互联网上所处的文化环境有些相似。在此不妨将乡村中的文化传播环境与互联网上的作一些对比。由于大数据、搜索引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人们愈发受限于“信息茧房”。通过算法分析，应用程序向每个用户精准推送与其偏好一致的内容，推荐与其意见一致的其他用户。在这个“信息茧房”中，尽管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获知天下事，但手中握着的选择权却使我们更多地关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言论和内容。不仅如此，由于碎片化信息能够被快速理解与传播，更适应网络时代需求，网上的表达也趋于简单化。判定一个人说的话有没有道理，不在于他的论据及论述过程，而是他的立场。这样，就形成了文化闭环，相似的声音回荡在其中，使闭环内部人员的文化观念愈发固化，使各种有门槛的、相互之间不甚了解的亚文化社群林立于互联网土壤之上。

这种物以类聚的行为模式也催生着社群语言体系的适应性变化。语言和符号是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人们使用的语言已不仅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同时也是社会的语言。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无法翻译的字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农村中出现了属于各村、各个家族的内部话语体系，互联网上也出现了迭代速度极快的网络流行语。网上的各个亚文化圈中也流行着属于自己圈子的“行话”。

综观互联网“信息茧房”与乡村的“文化回音壁”现象，我们会发现两者不仅有着相似的表征，而且在破除限制的方法上也不谋而合，即主体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跳出信息限制的怪圈。在互联网世界中，网民个体可以有意识地通过点击新话题、降低“奶头乐”内容点击率等行为自发跳出文化闭环。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只要剔除自己精神上“物以类聚”的过度依赖，就可以凭自己的力量，跨过画地为牢的门槛。对于乡村的文化闭环，由于其是因血缘、地缘等因素限制而产生的隔膜，在信息传播全凭口口相传的时代，村民们对于这种局面凭一己之力几乎无法改变。但随着乡村振兴的加速、人口流动性的提升、信息技术的普及，常居乡村的人们已经可以挣脱“文化回音壁”的束缚，天南海北发生的事情尽在某个小村人们的谈笑间登场，身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几乎都对想查找的信息唾手可得。由此，乡村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也被动摇，甚至被打破，人们对于中国乡村所抱有的一些刻板印象已不适用于今日。

在现代化发展帮助人们逐步冲破文化闭环的同时，这片地域上的淳朴亲情与中国乡村的特性并未随之被稀释。村民们会热情接待回乡的游子，乡邻之间会相互邀请对方来自家分享刚出炉的美味。乡村中并未变得人情冷漠。同时，人们的“乡愁”也不再局限于中国乡村而是随着人口的流动扩展到全世界。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存在着扎根于中国乡村的乡土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乡村和城市并没有完全割裂。在乡村振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削弱与消失的是封闭、愚昧和落后，存留的是亲情、乡情和家国情。乡土性并不囿于“村落”这个物理地域内，乡土性同时也是中国人的民族性。

虽然中国现代化的脚步不可阻挡，但它的乡土性同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难以磨灭——这个国家的根还留存在这片土地上。这是当代中国与西方社会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它也使中国成为某种角度上独一无二的存在。费孝通先生记述的对象超越了时空界限，不仅是生长于中国大地的田间乡野，更是具有乡土性的独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