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的疫情，把内卷带给了世界各国，然而我国内卷尤为严重。由于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紧缺，加之疫情影响，各行各业萎缩，导致很多领域都出现内卷。其实内卷不是才出现的，而是以前就有，只是从2020年出现“内卷”这个词，社会变得敏感了。2020年，因为几名大学生在校园里一边骑自行车一边看书，还有的一边骑车一边用电脑，他们的照片被传到网上，之后“内卷”成为社会网络流行语 。

“内卷”最早只是一个专业术语，由哲学家康德提出，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进一步解释了内卷的含义，他说内卷是“当某种文化模式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转变为新的形态，而只能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的现象”。

从戈登威泽对内卷的解释，或许你已经明白，他只是文化模式缺乏创新所致，并非和多数人认为的“人均资源不足”“社会竞争”有关。让我们来看一下新加坡的情况，前几天，网友孙杨正先生在公众号《思想者札记》上写了几篇关于新加坡的文章，看了之后颇为感慨，新加坡“弹丸之国”，人口密度位居世界前三，面积只有上海浦东的60%那么大，人口却与之相当。然而，新加坡社会秩序井然有序，没有人们想象中那样内卷。不仅如此，2022年新加坡的人均GDP超过了8亿美元。

新加坡是如何解决“内卷”这个问题的呢？根据孙杨正先生的文章，我把新加坡现象总结为“四个一”。即“一套好制度”“一位好的带头人”“一项好战略”“一个不算太坏的地理位置”。这是精通汉文化的新加坡人，按照“天时、地理、人和”打造的国家治理体系。所谓“好制度”是说新加坡有健全的法治体系，“好的带头人”是新加坡有幸选中了李光耀这样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带头人，“好战略”则是新加坡在大国之间博弈，奉行的实用主义战略，而“不算太坏的地理位置”应该是新加坡的优势所在，因为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的东出海口，但这个优势印尼和马来西亚都有，唯独新加坡把它发挥出来。

除了这“四个一”，我认为“新加坡现象”的关键在于制度。它不仅有法可依，而且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这种从上到下的制度思维，让新加坡不但不“卷”，而且很宜居。反观我国，虽然法律制度也较为健全，但“人情”大于“法”的现象仍很普遍。而且制度的奖惩界限不明确，在裁量时，容易出现“灰色地带”，这给权力寻租创造了空间。

其实，一个社会的好与坏，并不是说制度越健全越好。历史上，秦朝的制度不可谓不全，也不可谓严苛，但正是这套制度，让秦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曾是一介平民的刘邦率兵攻入秦都咸阳时，只约法三章：“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就博取了民心。

古人说，治乱世用重典，实际上也是突出制度的作用。制度本是用来限制强者、保护弱者的。近年来，受西方观念影响，社会上总有些人表现强势，信奉“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这种现象导致的无序竞争在我国已经很普遍，当然这其中也有历史阶段的原因。由于我国刚刚经历了一个较快发展时期，目前正处于降速转型阶段，人口、资源、环境、科技甚至市场等各种因素所引起的矛盾，也在这个时期集中释放，加之西方文化趁机渗透，人们开始“无往而不争”，不管哪种行业，只要有利可图，人们便趋之若鹜，而且资源越稀缺，竞争越厉害。

我们只接受了西方社会人性的“恶”东西，信奉了它们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法则，但西方社会竞争并非无序，相反他们的制度意识很强，新加坡正是借鉴了西方的“善”经验。我有一位在法国学习的朋友说，在法国工作学习，个人一般不用操心太多，你只需把主要精力用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比如你要移民，只要纳税达到一定条件就会获批；对于租房补贴，也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国籍，满足条件就可以申请。

与他们相比，这些我们都要找熟人、托关系。人情的背后实际上是“特权”思想作怪。如果没有了“特权”，对权力的认识也会改变，“人情热”自然也会冷却。然而，受几千年的文化影响下，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关系”和“权力”思维。我们不否认关系在社会的重要，毕竟，社会是人的社会，看重关系乃人之常情。但如果人情关系成为社会秩序的“梗阻”或“毒瘤”，必然会造成社会不平等，因为靠制度治理社会要比靠“关系”公平得多。

因为关系背后的“特权”是维护小团体利益的，尽管有时候“特权”也可能出于公心，为民谋利，但人性所致，没有制度靠谱。正如英国思想家、哲学家约翰·洛克说“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我们不敢说“财产不能公有”是对是错，但至少前半句“权力不能私有”一定是对的。假如把权力私有化，其合法性就不复存在了。

说到底，我们国情之所以如此，社会之所以内卷，不是因为人多和人均资源不足，而是千年的文化糟粕所致。如果当官的人都出于公心，秉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社会一定会焕发“苟日新，日日新”的创新活力，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内卷为何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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