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社会科学》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的一本新的社会科学学术出版物，以实证性研究为导向，以构建学术交流平台，传递学术信息，推动实证性社会科学发展为办刊宗旨，侧重刊发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实证与探索的*新成果，包括实证研究方法的研究及探讨。 实证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通过对研究对象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实证社会科学研究不一定是量化研究，非量化研究，包括田野调查、案例分析、文本分析等都是实证研究的重要部分。本卷致力于实证研究的前沿，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坚持学术性和应用性相结合，坚持社会科学的正确导向，严守学术规范，鼓励学术创新，以传播先文化、推知识增殖、促实证研究繁荣为己任，注意发表具有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的实证性研究文章，以严谨朴实的编辑风格和深厚的学术底蕴，努力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发表研究成果，传递和交流 *新研究动态的平台与阵地，并为社会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支撑。主要刊登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管理学等学科领域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所取得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实证社会科学》突出实证性、学术性和探索性。主要读者为广大社会科学科研人员和社会科学实践从业者。 《实证社会科学（第2卷）》由钟杨主编。

我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是一场“中国式供给革命”。之所以说是“中国式”的，是因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因、内容、实施路径和理论依据等都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的供给改革不同。之所以说是一场“革命”，是因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结构周期性失衡、提升中国经济质量需要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制度创新。 本书主要阐释四大问题：“为何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头在哪里？”“为什么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走双重路径？” 本书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采取三步走战略：步是对症治疗，主要措施是“三去一降一补”；第二步是巩固治疗，主要方案是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第三步是去根治疗，主要途径是制度改革和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走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改革的双重路径，其目标是建立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相结合的“双效”模式。 本书使用的分析框架主要是总需求—总供给分析，辅之以制度分析和结构分析。 作者介绍：方福前，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支持计划特聘教授（A岗）、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兼法人代表，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马工程首席专家。首届（2003年）*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SSCI等期刊上发表论文220余篇，出版个人专著8部，译著4部。主持*和省部级研究课题8项。获国家和省部级教学和科研成果奖14项。1998年和2006年分别在丹麦奥尔堡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和高级研究学者。2015年秋季学期应邀在韩国成均馆大学执教。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在当下全球化的世界结构中，不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之认识对象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这种认识本身所赖以为凭的话语系统亦需要根据当下中国的立场行重构——否则我们将没有基本的哲学根据去谈论所谓“中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问题。因此，“中国”既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认识对象，又是其思想根据；换言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判准只能是“根据中国”。这意味着西方思想家，甚或中国先哲的思考*不能代替当代中国人自己的思考，西方学者，甚或中国先哲的答案也绝不是当代中国人自己的答案。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加强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为此，我们必须从那种因“西方化倾向”所导致的“中国之缺位”中解放出来，重新“找回”或“发现”中国。这里的“中国”绝不是1978年以前或更为久远的中国，而是与其有着历史性关联的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这里的“中国”也不只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的中国，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体现并承载着中国人之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的中国。显而易见，这里所讲的“中国”绝不是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中国，亦不是中国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中国，更不是西方知识视野下的中国，而毋宁是有待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予以认知并建构的一个伦理性的文明体。

为了引导中国学者加强对中国本身的理论研究，我们特设立了一个常规性的栏目：“主题研讨：重新发现中国”。本卷集中刊发的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视角对不同中国问题展了深度研究：周晓虹《改革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有关中国经验的另一种解读》一文从“中国体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改革放30年社会心态变迁的轨迹，并解读了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呈现出鲜明的“边际”特征：即传统与现代的抗衡、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杨光斌《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社会科学价值》一文则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提出了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国家的三条制度变迁路径，即英国一美国的商人阶层主导模式、法国一德国一日本的官僚体系主导模式、俄国一中国的政党组织主导模式，并根据这些制度变迁的基本经验提出了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常向群《“个人一社会一国家三分法模型”及其案例浅析——“江镇”的消失与“庙港社区”的崛起》一文则以一个中国社区城市化程（从“江镇”到“庙港社区”）为个案、以“个人一社会一国家三分法模型”为分析工具解读了当下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国社会是由个体、家庭和各种不同的单位为基础网络所构成，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人情”为基础的，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中国政治制度看似非民主，但内在体系的灵活性使上下左右各种关系得以沟通，当国家、社会和个人在关系上出现冲突时，其特定的人文环境能提供某种机制，使各方在虚虚实实的磨合中创造出新的机遇。毋庸置疑，这三篇文章都是值得肯定的行中国深度研究的理论尝试。

在整个20世纪，有三项颠覆性的科学概念和技术应用把人类社会引领到新的历史阶段：“原子”的发现带来物理学的革命，“字节”的发现带来互联网的革命，“基因”的发现带来生物学的革命。基因既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也是一切生物信息的基础，破解了基因的运行机制，也就破解了生命的奥秘，人类的病理、行为、性格、疾病、种族、身份、命运也就有了更新的答案。如今，基因测序、基因克隆等基因技术迅速发展，人类基因组计划也完成了全部人类基因的比对与测序工作，人类征服基因的时代已经到来。《基因传》罕见地完整讲述了基因理论的起源、发展和未来，按照时间顺序和故事情节展开，是一部反映基因发展史的传记。《基因传》也是一部科学家们在探究基因奥秘的过程中攻坚克难的故事，像侦探小说一样，以科学家们不断遇到的新问题为线索步步深入，既深入浅出地梳理了基因理论的脉络，又真实记录了科学家们的合作与斗争、成功与失败。《基因传》也讲述了基因理论被政治歪曲利用导致的历史灾难和教训，以及基因技术与制度、文化、伦理、道德的冲撞和博弈。有精彩故事，有人性纠葛，有历史进退，《基因传》是一部有温度的、叙事高超的科普通识读物。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限接近生命的真相，当我们能够掌控和改造人类基因时，“人类”的概念也许将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后人类时代正在来临。《基因传》所讲的故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基因传》出版后，迅速高居亚马逊榜单，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华盛顿邮报》《西雅图时报》年度好书。2010年，穆克吉的《众病之王：癌症传》详尽记述了癌症的起源与发展以及人类对抗癌症、预防癌症的历史，出版后获得普利策文学奖，但是这本书不反映癌症病变之前生命的常态。如果癌症是人类身体发生病变之后的魔鬼，那么是何种力量在此之前维系身体正常的新陈代谢呢？作者在癌症研究过程中意识到，只有了解事物的正反两面才能深刻领悟其内在机制，于是，在探究常态与遗传奥秘的过程中，作者创作了另一部更加深入人类命运源头和颠覆生命认知的著作——《基因传》。《癌症传》讲的是生命的病态，《基因传》讲的是生命的常态，因此《基因传》可以被视为《癌症传》的前传。

18世纪的人类以“步”为关键词，不断投身改造自然的热潮，可也逐渐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在这一时期众多探究“如何理解自然”的科学家中，有一位浮士德式的人物：他的内心簸荡着不息的求知冲动，不仅渴望周游世界，更试图洞悉整个宇宙。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他，坚信客观实验之必要，但也重视个人的主观感受。他将科学与想象结合在一起，以“生命之网”的整体视角重新审视自然。他，就是亚历山大·冯·洪堡。 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曾被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盛赞为“大洪水后真正伟大的人物”。他深委内瑞拉的茂密雨林，穿越漫长的安第斯山脉，攀登当时公认*的火山——钦博拉索山；他曾与同伴惊险地逃脱鳄鱼之口，目睹野马与电鳗的残酷搏斗，在重重树影间与美洲豹狭路相逢。他将对自然的崭新理解，融对彼时政治局势的悉心体察，既为托马斯·杰斐逊带去详尽的考察资料，还影响了西蒙·玻利瓦尔的拉丁美洲革命。洪堡对世界的广博认识不但招致了拿破仑的嫉妒，更深度影响了歌德、柯勒律治、达尔文、梭罗、海克尔等诗人与科学家。洪堡究竟如何从一位怀有远游心气的少年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学家？其观察自然的全新视角受到哪些影响的形塑？由此生成的整体自然观又如何在思想史的流变中影响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创造自然》中找到答案。 安德烈娅·武尔夫为写作本书重新追寻洪堡的足迹。她以生动的笔触和翔实的资料将洪堡的个人传记、旅行历险和自然观念的演变交织在一起，既揭示了他在科学史上的枢纽地位，也搭建起这位150多年前的博物学家与现代的联系。洪堡宛如一位21世纪的通才，带着远超同时代人的前瞻性视角，将敏感的心灵注对奴隶制、环境问题与科研发展等的探讨。这位跨越科学与艺术的观察者，可以超越任何时代。

如果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荒诞的年代，可能很多人不会反对。在我们所能想到的所有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甚至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中,我们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裂痕。 美国著名记者保罗·罗伯茨一语中：我们的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成为一个巨大的引擎，它为个人、CEO们和政客们自私且短视的冲动服务，却忽略了社会紧迫的、长远的需求。 保罗·罗伯茨在这本书中带我们畅游了美国的社会、经济、战争以及医疗等一系列广泛的领域，全方位地阐明了我们如何变得沉迷于“*化利润”，并为之不择手段。公司高管们只求厚利而全然不考虑社会影响；政治领导者不惜牺牲公众利益来获取迅速回报；消费者沉浸在个人化的世界中，使得集体行动几乎不可能……这一切所导致的*终结果就是：金融危机、医疗体系崩溃、环境恶化、政治瘫痪以及深刻且不断增长的全社会的不满情绪。 这一切背后的原因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并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冲动的社会》对美国社会的现状行了广泛而深的描绘：美国已经完全屈服于“市场永远正确”的意识形态。我们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被理性自由选择所塑造的社会中，实际上，文化早已成为个人化冲动的傀儡，对合作、耐心以及自我牺牲的漠视让我们的未来毫无希望。 罗伯茨不仅思考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还告诉我们如何应该重新掌握对我们的生活、国家以及未来的主动权。在讨论社会问题的各种著作中,本书是*为平衡，也*为尖锐的批评声音之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社会工作 是一门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学科，理应在协调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至关重 要的方面提出独到的观点、做出独特的贡献。西方社会工作经过100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广为接受的价值体系和相对 成熟的理论与方法，并成功地把这些价值、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研究和解决民族问题，形成了民族社会工作。本书尝试借鉴西方 民族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立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客观事实，建构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工作理论。同时，在该理论指导 下，直接开展民族大学生实务工作，通过案例来展示民族社会工作的实施过程和实务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