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内容刊发于《科技中国》2007年1月号

张文木

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经历了三个时期：封建时期、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先看第一个时期。封建时代的中国科学技术，我们有人说很好，有人说不好，这有失简单。中国封建时代科技创新的成就很了不起，李约瑟对此作了扎实地总结。当时欧洲面临的是“黑暗时期”，中国文明延续几千年，是最后一个衰落的，这说明，在四大文明中，中国的文明可持续性最强。国家生命期的寿命与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有联系的。

当时的全球化是农业全球化，现在是工业全球化。农业全球化时期中国是领先的，价值主要以耕地为实现载体，生产的优势方式是庄园农业或者中国的东方小农业。但另一方面看，那个时期的中国科学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又是有限的。东方的小农业生产方式也有排斥科技的方面。在封闭的以农为本的体系中，中国农业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因没有如工业等新的投资渠道，只有转向购买土地，生产越发展，社会购买土地的欲望和能力就越强，其结果就是劳动者小农民和土地分离的规模就越大。这就从底部摧垮了农业的生长基础。所以自然经济下的中国古代社会吸收技术能量受到限制：一方面要发展技术，另一方面又要限制技术。发明是为了发展，而阻止技术发明的应用，是为了使社会不至因发展而崩溃得太快。中国封建社会的每次解体都起因于购买土地，从而造成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即土地分离，这种分离如果没有新的产业比如工业大规模地接纳，就会导致社会劳动不能进行，而最后脱离土地并游离于生产领域之外的流民，只有经过农民战争使劳动力与土地再次结合，劳动得以在新的社会关系下重新进行。黑格尔认为，东方无历史即“非历史的历史”[1]。说古代中国是一个只有生存而无发展能力的“不含诗意的帝国”，是一个“形式上的无限性、理想性的对峙还没有发展”的国家。[2]与英国当年的纺织业发展条件完全不同，东方古代的历史条件使当时中国的技术发明——没有遇到大规模孵化和应用的社会需求。那时中国的技术发现多窒息在皇宫奢侈浪费之中。西方工业文明出现和发展后，东方需要的技术孵化条件西移。这就造成了中国的四大发明的“外逃”现象。

再看后两个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

资本主义市场是建立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之上，价值一定要通过消灭使用价值来实现自身，也就是说，资本本身就是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相互对立即后者要以从前者身上获得利润（剩余价值）最大化为前提。这是西方近代文明即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全部立论的基础。可见，这种文明也没有留给技术以充分发展的天地。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曾经阻碍了技术的发展，其表现是工人破坏机器的运动，因为这时的技术成了劳动者贫困的手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方便出现殖民主义。世界被资本划分为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西方占领了殖民地，用强迫的方式摧毁拉丁美洲、继而非洲和亚洲的本土技术，开辟以西方资本为中心的市场，利用殖民市场应用西方的技术。这使得西方技术与劳动者的对立性矛盾从宗主国即资本中心转移到殖民地即资本外围地区。其结果是资本中心享受了技术的成果，而资本外围地区则经受着技术带来的灾难：中心地区因从外围地区获得大量高额利润而更加发展，而外围地区则因利润外流而穷人越来越多并失去了民族市场。核心技术只能在中心地区孵化，外围通过对核心技术的依赖而对资本中心形成绝对的依赖关系。所谓“拉美模式”就是这种关系的结果。印度经济是亚洲版的拉美模式，其技术对西方市场形成了一种绝对依赖绝对关系。以印度IT产业为例，印度虽然IT产业发达，但是其中的战略产品的贸易几乎为零，都为电子玩具等产品，对发展本国的核心竞争力影响不大，印度的私有权严重削蚀了本国科学技术自主创新的能力。由于印度国内的穷人太多，缺乏民族市场，国内硬件落后，没有孵化技术，因而在国内就很难发展；而国外能大规模吸收其技术，它只有在海外发展并对海外市场形成绝对依赖关系。[ 3]

中国蒋介石时期的经济是亚洲较早的拉美模式实践。那时经济发展快，但民族市场衰落的更快。1923年到1936年，中国工业生产指数平均增长率为8．7%，“因此，在战前的典型年份，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产量如果用1933年的物价计算，以给人深刻印象的8～9%的增长率在增长。”[4]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的分离也在同步扩大。中华民国土地委员会和财政部对中国16个省进行的调查数据显示，1934年～1935年在1 295 001户自耕农中，有73%拥有15亩或15亩以下的农户只占土地总面积的28%，而5%的农户拥有土地50亩和50亩以上上，占土地总面积的34%。[5] “在农村地区和在大多数农业人口中间，‘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20世纪前半期，地主正在积累生产的增长份额。事实上，有限的可用资料表明，租佃率甚至略有下降，在政治混乱时期，地主收租常常有困难。” “在没有严重的天灾人祸的情况下，经济不能支持中国人口维持一般的（和低的）生活水平”。[6]其结果是人民日益丧失了购买力，于是社会革命而不是科学技术就自然成了解放生产力的手段。

蒋介石政权倒台，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彻底摆脱了拉美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制约，其意义非常伟大。1952年土改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消灭了中国的私有产权及其分配制度，使劳动者和国民财富之间的产权多次分配被简化为两大公有制之间的分配。劳动者直接享受劳动成果。六十到七十年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特别强，出现大量比较先进的国产技术。关于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当代中国成就的根源应当从包括土改在内的毛泽东的成就去寻找。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认为：

随着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高速经济进步得到更充分的分析，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并非仅仅是经济开放——以及更大程度地依赖国内和国际贸易——导致了这些经济经历如此快速的经济转变。积极的社会变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识字的普及、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也为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在这里观察的，不是经济改革的社会后果，而是社会改革的经济后果。市场经济在这样的社会发展基础上繁荣起来，就像印度最近认识到的那样，缺乏社会发展会阻碍经济发展。

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毛泽东是有意识地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扩展建立基础的吗（他事实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假设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 7]

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必须要有自主的技术孵化条件和巨大的民族市场。生产成果要由人民来享受，这是民族市场形成的基础，也是国家科技自主创新最重要的条件。民族市场说倒底就是人民市场。人民市场保证了生产力和分配之间的良性循环，保证劳动者享受了劳动成果。这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所在。毛泽东时期提出人民是生产和消费的主体的思想。邓小平的改革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中央的调控实现和保证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

历史表明，只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对立矛盾处在可调控的情况下，技术创新才是可持续的。而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做到这一点。而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促进本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更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的重要发现，那就是：“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8]

在中国，人民是占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不是少数所谓“精英”。人民没有消费能力国家是危险的，失去人民消费的科技是没有可持续发展动力的。所以中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以人民市场为主体的经济，以人民的消费和生产为主体的经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是印度式的少数有产者的民主，而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人民民主。人民参加企业管理，不能只是老板的单一的企业管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推陈出新。人民生产，人民管理，人民市场，及建立其上并以国家为平台的中华民族的国际竞争力，这才是科技自主创新文化的基本内容。

到今天，中国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早期出现的诸如两极分化问题。但是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而不是西方资本主导的国家。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政府开始注重社会和谐，进行生产关系的有序调整，将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民族的生产力，以人民为本的科技形成服务于国内市场。毛泽东领导我们打碎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邓小平领导我们在新的生产关系中发展了生产力，现在我们的党又开始了从发展生产力进入到调整生产关系的新历史时期。

建立和谐社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本质上是生产关系即人民与生产资料关系而不仅仅是分配关系的调整；人民掌握生产资料更紧密地结合而不是人民与生产资料进一步分离，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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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格尔说，东方“这部历史，在大部分上还是非历史的，因为它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那个新生的东西，凭藉勇敢、力量、宽大，取得了先前的专制威仪所占的地位，随后却又走上了衰退的老圈子。这里所说的衰退，并不是真正的衰退，因为在这一切不息的变化中，还没有任何的进展。在这一点上，历史便回到了中亚细亚去——仅仅在表面上是从东亚到了中亚，就是说，和前面的时代并没有联系”。他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仅属于空间上的国家”， 他说这些国家“一方面是持久、稳定——仅属于空间上的国家——成为非历史的历史”，“另一方面，时间的形式和这种空间的稳定却截然相反”。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108页。

[2][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

[3]参阅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4]费正清主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 页。

[5]费正清主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6]费正清主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 页。

[7]阿玛蒂亚·森著，任頣、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60页。

[8]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