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乡土中国》是由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所写的一本社会学著作，首版发于1948年，虽然已经有七十多年了，但是阅读它的人却不分年代和学科地与日俱增。《乡土中国》这是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作者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对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和变化进行了概述和分析，揭示出中国核心价值问题是离不开“乡土”的。
《乡土中国》一书收录了《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十四篇论文，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深度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
《乡土本色》
一般地提到乡下就会不自觉想到土气，从这个词出现开始好像就天然带着几分蔑视。但是乡土气息却是中国几千年来都避不开的话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在封建社会一直都是重农抑商的，因此要探讨中国社会怎么能够避开乡土这个词呢。土意味着泥土，乡下人以种地为生，因而明白泥土的珍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直接靠农业谋生的人是黏在土地上的，因此他们世代定居，形成了一个个的村落。但并不是说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而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是不流动的，各自保持着孤立和隔膜，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即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熟人社会），在这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这一章详细的描述了本书的大框架，介绍了中国社会的基础性，后面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围绕“乡土性”展开。
《文字下乡》
提到文字下乡就必定会想到这个词“文盲”，乡下人在城里人的眼睛里是“愚”的，这里所说的“愚”其实是因为他们不识字。但是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中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个工具本身也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必推行文字下乡，而是我们要辨明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这是由乡土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
《再论文字下乡》
文字是人和人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了空间和时间阻隔的产物。所说的空间阻隔主要是指因地域文化的差异，对文字的需要有所不同。乡下人没有文字的需要，因为他们时代沿袭会形成自己的一套语言符号体系，还有更多的不需要声音和文字参与的“特殊语言”可用来作象征的原料，如表情、动作等，它们比语言更有效。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说话都不是传达情意的惟一象征体系。
所谓时间阻隔是指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人之所以要有记忆，是为了利用这个能力把个人的经验保留下来，人与人之间相互传递经验，互相学习，形成社会共同的经验积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由于乡土社会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一个人所需的记忆范围本来就很狭窄；而同一生活方式的反复重演，也使得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而无需文字。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差序格局》
在中国传统社会了，一切价值都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在西方社会就像是一捆柴，几根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在社会中，他们通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这种人与人的关系的一种格局叫团体格局。
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每个网络都是以“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这就是一个差序格局，伦的格局。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在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如此。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退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到的要素是孝和悌。不像西方的团体道德，在公私的冲突里看得清楚，就是负有政治责任的君王，也得先完成他私人间的道德。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家族》
在西方，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这个社群能经营的事务也很少，主要是生儿育女。但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可以沿着父系这一方面扩大，家必需是绵续的，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于是家的性质就扩大成为氏族和部落。其功能不只于生育，而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在中国，这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中，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两性关系上是极为矜持和保留的，在中国的家庭中有家法，例如夫妇间相敬如宾，女子三从四德，男女有别等。
《男女有别》
乡土社会是一个男女有别的社会。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为了生育，生育又规定了男女的结合。这一种结合基于异，并非基于同，在相异的基础上求同是困难的。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偏于向同性方向去发展。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因为乡土社会不需要新的社会关系，更害怕旧的社会关系被破坏。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男女之别的社会是个安稳的社会。
《礼治秩序》
乡土社会治理方式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于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调节不是靠法律来调节，而是靠礼这种社会行为规范来调节。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这一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礼是传统，通过礼来维持整个社会历史秩序。
《无讼》
讨论乡村社会中人们如何基于宗法制家庭的感情进行道德判断和约束。在乡土社会中，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这也正是讼师在乡土社会中没有地位的原因。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之下，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体平等主义的。现行的司法制度，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
《无为政治》
论权力的人多少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偏重在社会冲突，另一派偏重在社会合作。这两种看法都是有根据的，并不冲突的，因为在人类社会里这两种权力都存在，因为社会分化，既有冲突又有合作，两者相互交织，错综混合。在乡土社会中，既有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民主的同意权力，但这两者均不构成权力结构的主导方面，因为前者受到农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而后者又受到分工体系不发达的局限，因而乡土社会虽在名义上说是专制的、独的，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驰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为了皇权自身的维持，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了“无为”的生存价值，确立了无为政治的理想。
《长老统治》
乡土社会中明显地存在于一种既不同于横暴权力，又不同于同意权力的另一种权力——教化权力，它是一种既非民主又异于不同主的专制。概而言之，乡土社会是无为政治，长老统治。
《血缘和地缘》
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力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再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契约的完成是权力义务的清算，须要理性支配人们的活动，这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失的。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名实的分离》
前面几章分别讲述了社会权力的三种形式：一是在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二是在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三是在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这章主要讲第四种权力是在社会变迁中所发生的时势权力。而就长老权力下的乡土社会来说，变迁往往采用“注释”形式，即“维持长老的权力而注入变动的内容”，这就导致了名与实之间极大的分离，并且其距离随变迁速率而增加。
《从欲望到需要》
在乡土社会中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但在现代是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人们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乡土社会环境不很变，因之文化变迁的速率也慢，人们有时间可以从容的做盲目的试验，错误所引起的损失不会是致命的。社会变动得快，原来的文化并不能有效地带来生活上的满足时，人类不能不推求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了。这是发现了欲望并不是最后的动机，而是为了达到生存条件所造下的动机。费孝通认为“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只要谈论中国，这本书总是无法真正绕开的，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理解到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究竟是怎样的，由此可以抓住事物的本质，不会为变动不居的社会现象所左右。虽然时代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但问题依旧，这本书所揭示的社会学研究，对于解决当下社会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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