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论在心理学中是一种新的后现代研究取向，它是一种元理论而不是一种实体理论。它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涉及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人的心理（自我、认知、情感、需要等）和行为的本质；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与方法；心理学理论的本质与价值等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哲学命题密切相关。因此，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心理哲学。

正由于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是一种心理哲学，它以各种后现代哲学和社会理论中的思想元素构成自身，所以很难将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从后现代哲学中抽离出来，很难对哪些是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的思想、哪些是后现代哲学或社会理论的思想做出明确的划分。

语言哲学：由“图画”到“游戏”的转向

现代哲学向后现代哲学的转折点是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从此，哲学讨论的出发点由主客分离转变为主客融合，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则由主客关系转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

在现代哲学中，人是认识的主体，人之外的世界是认识的客体，语言是被主体用来反映世界的镜子或工具，是外在世界的符号或图画。而后现代哲学家们，如，伽德默尔则认为，语言是“能够被理解的存在”；没有语言之外的“自在的世界”。

换句话说，语言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语言。这样，现代哲学中作为人的“工具”和对外部世界的“图画”的语言，在后现代哲学中获得了“先在于人”的地位。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是语言构成了人。”正如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人的存在基于语言”。

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苗头出现于索绪尔的语言学中。索绪尔的两个观点对于我们的讨论非常重要。首先，索绪尔区分了“能指”与“所指”，前者是指语词或其它符号，后者是指语词所代表的事物，他指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

索绪尔的另一个重要创见是，“符号系统是由它们内在的逻辑支配的”。这一论断的革命性在于，如果语言的作用取决于它的内在逻辑，我们所谓的“意义”可能独立于语言之外的世界。或换种方式说，语词和短语是从它们与其它的语词和短语的关系中获得意义，而不关“世界存在的方式”的事。

现代哲学对于语言性质的认识转变，集中体现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供了一种很重要的观点，他用语言的“游戏隐喻”取代了语言的“图画隐喻”。维特根斯坦将语词比拟为象棋游戏中的棋子。

正如每个棋子在象棋中的意义取决于整个的游戏过程。小小的象棋子在游戏之外其实什么都不是，但在一盘棋赛中，最小的棋子也可以推翻国王或王后。维特根斯坦以此说明，语词的意义取决于它所处的是什么样的语言游戏中，它和外在现实之间不具有现代哲学所认为的那种对应关系。

语言从“图画”到“游戏”的性质转变，导致了当代哲学对人、对人与语言、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人不再是用语言表征对外在世界的反映，语言转而占了“先机”或先在地位，现实与人一道成为语言的构成物。

这里的语言不是指某一具体的言语，而是“大言之言”、“无言之言”。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的主旨就是要研究这样一种“大言之言”、“无言之言”如何建构了人们眼中的世界、心理的世界，进而如何建构了人自身。

德里达的话语解构主义为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清理了地基

德里达的话语解构主义有两个方面的思想被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所吸收，成为后者重要的思想基础：首先，德里达认为，我们所有的制造意义的企图－－做理性的决定，对生活中的重要挑战给予正确的回答，－依赖于对其它意义的大规模封锁。就此而言，任何“理性”都是缺乏远见的。

第二，德里达指出，绝大多数所谓理性的描述不仅具有压迫性，而且缺乏现实的基础，禁不起仔细的审视，像空中楼阁一样存在于虚无。这实质上是从现实性和可能性两个方面对现代理性的解构。

德里达的话语解构主义视语言为由一系列语词作为具体单元而构成的“差别系统”。其中，每个语词都区别于其它所有语词。德里达讨论语词之间的差别时使用的是“两分法”。

他指出，任何一个语词的意义都依赖于“这个词”与“非这个词”的分离。如，“白色”的意义依赖于与它相区分的“非白色”。换句话说，语词的意义依赖于“在场”与“不在场”（即该词所指的事物与不被该语词所指的事物）之间的区分。

语言的意义就是以不在场为背景，强调在场或“所指”，在场优先。在场由于语词本身而受关注，不在场仅仅被隐含其中，我们可能完全忘记不在场的存在。但是事实上，德里达强调：“在场离开不在场就没有意义”。

德里达认为，现代二元思维模式具有强烈的尊崇一方贬损另一方的趋势。比如，视理性凌驾于情感，精神高于肉体，秩序优于混乱，领导控制下属。德里达的话语解构主义的目的是通过模糊二者界限，罢黜现代性话语的霸权。以现代唯物论和唯灵论的对立为例，唯物论认为，宇宙是由物质构成的，人本身也是物质的。

无论我们称这种物质为神经元、细胞、原子或化学元素，总之离开物质便没有任何人能够存活。唯灵论者则批评唯物论遗弃了人之为人最有价值的东西，唯灵论者相信，某些特征赋予人类比汽车和电视更多的价值。

然而，唯物论的观点似乎也是对的。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看来：“物质”仅凭两分法获得其意义，它是与“非物质”相对的。如果没有物质与精神的区分，所谓“世界是物质的”就没有任何意义。

这意味着，那些被称为“精神”的东西肯定存在，只有这样“物质”才有意义。因此，宇宙就不可能仅仅是物质的。只是对于唯物论而言，精神世界被“边缘化”了。精神是未被说出的缺失。而如果没有精神这种不在场的在场，“宇宙是物质的”这个命题也就失去了意义。

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视角来看，现代文化对于理性的信赖是没有基础的。任何一种“理性”在严格的检视下都会坍塌。因为语言本身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其中每个语词的意义依赖于它与其它语词之间的关系。

德里达的“依赖”由两个部分组成，即“差异”和“延异”。每个词首先通过它与其它词的不同（差异）获得意义。语词“民主”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有当它与“极权”、“专制”等相比较而产生差异时它才获得意义。然而，差异仍然不足以让我们理解什么是“民主”。

“民主”除了不是“专制”，它是什么呢？要获得清晰的认识，需要延及其它的语词，如“自由”、“平等”。可是，“自由、平等”又是什么意思？要进一步弄清楚，我们不得不再次重复上述“分延”的过程。

我们可以说，“平等”就是“不平等的反面”，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公正”和“正义”。那么，什么又是“公正”和“正义”呢？“分延”将不得不持续下去，原则上没有出口。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德里达指出“文本之外无它物”，任何意义都不可能在文本之外遭遇“现实的事情”。

从这一点出发，一切科学真理、道德信念都掩盖着某种易碎性，因为构成这些真理和信念的所有语词的意义都是含混不清的。正如德里达所言，真理和信念只有在没有人追问“什么是民主……正义……公平……?”的时候才会存在，一旦人们开始认真地审视，所有原本深信不疑的观点，所有原本确切的意义，将全部遁形。

德里达就这样以其话语解构主义对现代理性的终结，为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清理了地基，清除了障碍。因此可以说，德里达为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充当了“清道夫”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