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一百年前，一位名叫缪丽尔·布里斯托尔的女士参加了在英国剑桥举办的一场夏季午后茶话会。在这个高大上的场合里，茶话会主人给布里斯托尔倒了一杯茶，然后加了些牛奶。布里斯托尔对此表示不满，她解释说自己喜欢“先加牛奶”，这样茶味更佳。尽管在座的其他人都表示怀疑，布里斯托尔却坚称自己能分辨出其中差别。

同为座上宾的还有一位罗纳德·艾尔默·费希尔，他后来凭借著名的《实验设计》一书成为现代经验统计学之父。他当时冒出一个想法：同时泡8杯茶，其中4杯先加牛奶，另外4杯先倒茶，如果布里斯托尔能正确分辨其中差别，那么就证明她是对的（侥幸猜对的概率只有1/70）。

很显然，费希尔与其他在座宾客一样，认为布里斯托尔会输掉测试。换句话说，他们都认为布里斯托尔对于茶的敏锐判断是建立在错误的美感和味觉基础上，而非现实基础。可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布里斯托尔真的正确地指出了每杯茶中茶与牛奶的添加顺序。这个实验后来经过进一步发展，改变了统计学和现代科学，成为测试“零假设”的基础。

不过在研究消费经济的美国学者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看来，跳出统计学范畴，这个测试仍然有其他奥妙可供挖掘。它之所以能够发生，需要一个重要基础：一个人的喝茶习惯植入了有关身份地位和与之相关的美学理念。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牛奶的添加顺序就一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选择哪一种添加顺序暗示了一个人的阶级地位。

按照这个观点，能够准确判断出“先加奶”还是“先倒茶”之区别的布里斯托尔，反而暴露了自己的社会阶层不及在场其他人。

这并非富人的矫情，而是跟餐具有关。在维多利亚时代，如果先倒热茶，质地较差的茶杯很容易开裂，先倒入牛奶是对茶杯的一种保护。但对于富人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他们买得起更精美也质量更佳的瓷器，完全可以承受先倒茶的热度。

这样一来，后加牛奶就变成了阶层地位提升的一个象征。英剧《楼上，楼下》里就有这样一句台词：“我们这些楼下的人先加牛奶，而那些楼上的人则后加牛奶。”

后加牛奶本质上是一种炫耀性消费，炫耀的是精美瓷器和自身阶层地位。1899年，凡勃伦以《有闲阶级论》阐释了这一现象，批评上流社会的轻浮无聊。

一百多年过去了，世界可有改变？可以确定的是，它的呈现方式出现了改变。炫耀性消费依然很常见，豪车、名牌手袋都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暴发户也依旧存在。但物质商品作为社会地位象征的力量已经大为减弱，过往的有闲阶级已被新的精英阶层所取代。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在《微小的总和：新精英阶层的消费选择》一书中给出了一个新的定义——“志向阶级”。

《微小的总和：新精英阶层的消费选择》

[美] 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 著 尹楠 译

理想国·海南出版社

2022年12月

01

所谓“志向阶级”，指该群体受过高等教育，以文化资本而非金钱收入来进行自我界定，摒弃了旧时“有闲阶级”常见的暴发户气息。他们热衷于购买有机食品，看重母乳喂养。他们在意那些非炫耀性的消费，购买力用于聘请保姆和管家，培养孩子，以及练习瑜伽。穿着瑜伽裤逛街，肩挎托特包，在有机餐厅聚会，背着环保袋进超市，成为许多人的选择。

这看起来是不错的消费模式，代表着知识阶层的选择，长期以来，许多人都以此为标杆，抨击过往的炫耀性消费。但在霍尔基特看来，“志向阶级”热衷的炫耀性生产、炫耀性休闲和非炫耀性消费，其实比单纯占有物质商品更能制造阶层分化效果。也就是说，文化资本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与环境意识价值观催生了一种更为隐秘的区隔。

也就是说，“今天的文化领导权已由志向阶级掌握，他们不再只是悠闲地坐着享受生活，而是努力为自己和后代高效获取物质和精神利益。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消费行为已经从通过物质手段展示身份地位，转变为通过更含蓄、更心照不宣的方式来展现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为后代复制其财富地位。”

瑜伽健身被霍尔基特视为“炫耀性休闲”的代表。“伯克健身法”于上世纪50年代诞生于英国，此后在英国风靡一时。到了60年代，它传入美国。莉迪娅·巴赫创办的两间工作室，使得美国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上层阶级、明星和纽约社交名流趋之若鹜。巴赫曾说：“我的一堂课曾经汇集了肯尼迪一家三代。”

许多年来，这两间工作室一直是“纽约上层阶级秘而不宣的昂贵秘密”。“只有富人才能在20世纪70年代花30美元上一次健身课（相当于2015年的183.87美元）。但是它的成功和追捧者的狂热程度引得其他人纷纷效仿。而且这些锻炼确实有效。因为它针对具体肌群进行分离锻炼，练习者的身体确实看起来不一样了——那种紧实效果是普通的跑步、网球或健身房运动所无法给予的。”

于是，这种模式很快传开，成为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霍尔基特写道：“每家健身工作室的客户当然有所区别，同一阶层的人自然会选择相同的炫耀性休闲方式和穿衣风格，但效果却一样：参加这些健身课程代表这些人有稳定的财务基础和自由休闲时间。这种炫耀性休闲在很多层面上都发挥着作用。从严格的经济角度来看，无论以哪种全球标准衡量，每个健身课程的课时费都很贵（一次课的课时费从10美元到40美元不等），而为了达到理想效果，一个人每周必须上2—4次课。即使每次课的费用并没有变成183.87美元，但累计费用的增长也相当迅速。”

金钱只是一个方面，炫耀性休闲的另一个奢侈属性，更加是一般打工族无法承担的，那就是“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人，在任何社会都是极少数。“1小时一次的健身课本身就代表了一个人有能力来上这种课，完善自己的形体。那些报名上周一上午11点课的人（或在某个工作日中途上课）正在向班里的其他所有人展示自己的炫耀性休闲。这种行为本身就暗示了一个人工作的灵活性或收入的丰厚，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对一些人而言，更是展示了根本不用工作的奢侈背景。”有了社交平台之后，“健身自拍”也是一种炫耀性休闲的表现方式。

饮食也是“志向阶级”的一个重要表现渠道。一般而言，越是向上的阶层，口味就越开放，对世界各地的食物都有兴趣尝试，而底层的口味则相对单一，更强调“家乡的味道”甚至只能接受“妈妈的味道”，这是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能尝试其他食物。

早在数十年前，万斯·帕卡德在研究阶级行为时，就举过一个例子：“较低阶级群体中的普通人面对奇怪的食物时，会感到焦虑，认为它们充满危险。一位来自中西部的主妇十分惊讶地表示，她的女仆从不吃其用来招待客人的鹿肉、野鸭、鲳鲹和鱼子酱等非常昂贵的食物。哪怕这些食材都已完全处理好，并且蒸熟了可以食用，女仆也会单独做一些腌猪肉、青芜菁和土豆吃。这些才是她熟悉的食物。”

即使是涂指甲油这种小事，也展示着阶层。“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看来，选择涂什么颜色的指甲油只是客观化文化资本主义的一个普通例证。在其里程碑式的作品《区分》中，布迪厄提出，一个人的品位与墙上挂什么画或开什么车并没有多大关系，更多的与通过知识、社交网络和教育积累的文化资本相关，而这些知识、社交网络和教育又通过那些具体物品表现出来。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或金钱相对）是独特的审美、技能和知识（常常通过教育和家世获得）的集合。客观化文化资本意味着某些特定物质获得了优于其他物质的文化或象征价值，而且通常比通过分配而来的任何货币价值都重要。因此，社会阶级不是通过消费产生（你不能自动“买通”通往上层阶级的路）的，而是通过对一定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接纳，以及获得解读物质主义所隐含的象征意义的能力而产生的。淡粉色指甲油就是特定社会经济阶层标志的具体体现。”

《区分 :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刘晖 译

商务印书馆

2015年10月

02

志向阶级诞生后，并没有保持始终向上的态势，而是受经济波动影响。《微小的总和》中写道，虽然收入看起来不错，在舒适的郊区拥有自己的房子，但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工资中位数停滞”的受害者：过去40年，除了收入前10%的那些人，其他所有人都经历了年收入的停滞不前，现在的工资实际上几乎与1973年工资水平相当。大多数美国人再也无力参与炫耀性消费，而正是这种消费一直以来支撑着他们的“幸福”。

更重要的是，与以往单纯的名牌包包等显性商品消费相比，非炫耀性消费的支出其实更大，而且越来越演化为生活的“大头”。比如教育、医疗保健和育儿等支出，早已经成为真正影响生活质量和社会向上流动性的关键，也造成了更为板结的阶层固化。

志向阶级的基础是中产阶级，在工业革命之前，商品整体呈短缺状态，稀缺商品只有真正富人才能买得起。工业革命之后，机械化和专业化实现了批量生产，也让随着工商业而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得到了更多消费选择。此后的汽车普及、住宅制度变革和电子设备的相继发明，造就了现代化的中产阶级生活。

但志向阶级的生活并非只有舒适惬意，他们往往受困于“阶层要求”，永远无法放松休息。正如《微小的总和》中所写的那样：“即使是看电视——《广告狂人》、《绝命毒师》、《权力的游戏》或HBO频道的最新剧集——也是为了跟上时代文化思潮。如果一个人不利用空闲时间做些什么让自己看起来聪明、有文化，怎么能在宴会上显得见多识广呢（以及智力超群）？”

《纽约时报》曾有文章写道：“随时都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以免暴露文化上的不足，是我们现在持续面临的压力。似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电梯闲谈、商务会议、办公室茶水间、鸡尾酒会等场合如鱼得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帖、发推、网聊、评论、发文，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亲眼见过、读过、看过或听过相关事情。我们并不是真的要直接使用这些看上去对我们很重要的海量信息，而是只需要知道其存在——并且对其有一定看法，能够参与与之相关的谈话即可。我们越来越倾向于伪装成知识渊博……当一个同事在鸡尾酒会或聚会喝酒时提到一部电影或一本书，我们明明没看过或读过，甚至连相关评论都没看过，却还是会意地点点头，这并不能称为说谎。因为话题发起者本人很有可能只是在重复其在社交媒体动态或新闻推送中看到的辛辣评论。”这种生活看似休闲，实际上却是一种奢侈到浪费的使用时间方式，可以视作志向阶级的内卷。

被卷的并非只有自己，还有他们的家人。育儿是志向阶级的巨大挑战，进入精英私立幼儿园需要极大的竞争，学费昂贵，甚至在孩子出生前就要想办法挤进候选名单。“45岁的老爸们要在下午5点前下班去接孩子（只能在孩子睡觉后工作到凌晨）。一些爸爸们属于广义范围的创意阶层，因此灵活的工作时间允许他们与孩子一起吃午餐。全职妈妈中不乏毕业于常春藤盟校的研究生，她们则忙于趁孩子上学的时候采购有机蔬菜，规划出游行程和孩子上音乐课的时间。”

03

霍尔基特认为，“炫耀性消费仍然是体现社会地位的重要方法，但21世纪的志向阶级已经找到展示其身份地位的新方法。他们通过更微妙的行为和商品来展现其社会地位，这些行为和商品不一定价值不菲，但却暗示出大量文化和社会资本已流向志向阶级。”

志向阶级不同于金融寡头，也不是拥有私人飞机的富豪，他们甚至没有空闲时间，只能算是“无闲阶级”，但知识背景和由此衍生的消费行为，体现着他们的价值观。

不过在霍尔基特看来，“与被媒体贬低的超级富豪或19世纪的有闲阶级相比，这些优点却可能让志向阶级显得更加有害。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亿万富翁和石油巨头，但志向阶级却是一个庞大的富有权力和文化的群体。”

更重要的是，这个庞大群体更加懂得如何消费、如何处事和应该保持怎样的价值观。他们选择非炫耀性的方式，巩固自己与后代特有的社会文化特权地位，将其他人拒之门外。

他们当然在内卷，同时也加剧了更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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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伍岭 罗婉

封面 |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