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掀起的保路运动也称作“铁路风潮”，是四川、广东、湖北、湖南四省人民反对清政府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和掠夺中国财富，从19世纪未开始，帝国主义列强就通过借款等方式，对中国朝廷铁路投资，争夺铁路的修筑权，扩大在华侵略势力。

盛宣怀

四川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简介）

1910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面对汹涌的革命浪潮，1911年5月9日，清政府为了向四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革命，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川汉、粤汉铁路修建之初，为了夺回这两条铁路的自办权，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这项政策颁布之后，原来铁路公司的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一律换发成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此电明示，不许股东保本退款，而只允换发铁路股票，即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此举招致了中国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四川保路运动纪念碑

湖南士绅最早掀起保路运动，湖北接着响应。留日学生千余人也集会抗议，并当场派一名叫张伯烈的湖北籍留学生回国，在家乡推动保路运动的进行。湖北各界联合组成了湖北铁路协会，推举张伯烈等人为代表，进京请愿。他们和邮传部尚书徐世昌进行游说斗争，在邮传部大门口静坐绝食，长达7个昼夜。张伯烈的爱国举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很多人都加入到保路运动中来了。

四省人民欢欣鼓舞，相继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筹集到白银4000多万两。这些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三个途径：有的是商人的投资，叫“商股”；有的是用各种捐税征集而来，叫“民股”；还有按土地田亩征集的，称为“租股”。这样就使得川汉、粤汉铁路的修筑，成为牵动各阶层民众的事情。

人民群众掏出自己的血汗钱投入商办铁路公司，主要是向外国列强争夺路权，是一种爱国行动。但商办铁路公司被一些官吏士绅控制，他们任意挥霍侵吞，铁路修筑工程还没有多大的进展，经费已经耗费了一大部分，这早已激起群众的极大不满，但是人民更反对把路权出卖给外国列强。

可是到了1911年5月，清王朝的“皇族内阁”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一面派人强行接收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一面和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把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这使得各阶层人民，包括立宪派在内，都感到万分愤慨，四个省份同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

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5月14日，长沙各界群众万余人集会，大会一致主张坚持“完全商办”，强烈要求清王朝收回成命。长沙、株洲一带万余筑路工人也进城举行示威，迫使湖南巡抚杨文鼎奏请清廷收回成命。在上奏遭到申斥之后，群情更加激愤。6月中旬，咨议局议员纷纷辞职，长沙各学堂相继罢课抗议，局势越来越紧张。杨文鼎唯恐事变，下令出动巡防队、军警，四处巡逻，又明令禁止开会，取缔印刷店、检查信邮。然而高压政策并不能平息人民的反抗斗争。至9月中旬，在四川保路风潮鼓舞下，湖南各界又奋起抗争，罢市停课，抗粮拒捐。

湖北咨议局紧接湖南之后，也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会，反对铁路国有政策。与会者慷慨陈词，纷纷诉说路权丧失的利害关系。接着，武汉商人团体联合会也集会反对借款，力争商办。湖北境内的数万名川汉铁路工人也群起响应保路斗争，支持商股的抗争，并打死前来镇压的20余名清兵，演变成为用暴力行动反抗清政府的激进行动。

广东市民痛斥朝廷出卖路权，并拒用官发纸币，以示抵抗。商民纷纷持币领银。挤兑风潮“牵动省垣市面”。广东的保路运动还获得了爱国侨胞的热情支持。

四川保路运动声势浩大，斗争最为激烈。1911年6月17日，成都各团体在铁路公司集会，到会者1000余人。大会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推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以“破约保路”为根本宗旨，并派出讲演员分赴各州县朝廷宣传鼓动，发起成立保路同志分会。不到10天，保路同志会会员已逾10万人，重庆以及各州县、镇、街道都纷纷成立了分会，学界和妇女界分会也迅速成立。保路同志会的成立，标志着四川保路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8月，对保路运动持同情态度的王人文被清廷革职，素有刽子手之称的赵尔丰接任四川总督，扬言要对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严厉镇压。盛宣怀、端方又收买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从中破坏，盗款献路，使川汉铁路权利丧失，路、款一并断送。在群众强烈要求下，保路同志会议决定罢市、罢课。传单一出，成都百业停顿。9月1日，四川群众又展开了抗粮抗捐斗争。全省不纳丁粮，不纳新常捐输、不买田房不纳税，“以困国库”，继而各地贫民暴动，捣毁经征局、自治局、巡警分署及外国教堂，并与警察武装发生冲突，清政府决意镇压。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蒲殿俊、罗纶等人，封闭铁路公司，并枪杀请愿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激起了全川的武装暴动。同盟会员龙鸣剑为了及时向全川人民揭露清王朝的残暴行径，号召人民起义，裁制数百块木片，上书成都血案事实，然后涂以桐油，制成“水电报”置入锦江。时逢江水上涨，水电报不一日就几乎传遍了四川西南。民众极度愤怒。龙鸣剑、王天杰等乘机组织同志军在各县发动武装起义。成都附近州县保路同志军闻讯，立即起事，将各处电线尽行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旬日间，各路起义军遍布成都附近10余州县，共约20万人，将成都包围。清政府调集云南、贵州、湖南、湖北、陕西等省的军队进行镇压。撤围成都后，同志军转而攻打各州县。成鸣剑、王天杰等率众与清军激战，于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远近震动。彭山、眉州、青神等县相继响应。成都附近的温江、崇庆、郫县、简阳和川西的荥经、天全、芦山等县的同志军亦同时并起。川南的嘉定、夹江、叙州等地的同志军会师于犍为，又在下渡口磨子场大败清军；川东北的同志军在李绍伊等领导下，以大竹、渠县为中心，攻占邻水、垫江、达县等地，还配合广安义军向川北的南充、岳池等县发展；川东巫山一带铁路工人举行暴动；川北的江油、绵州等地人民亦普遍展开武装斗争。形成全省人民的反清大起义，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

四川的保路运动发展到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对全国的震动是巨大的，使国内本已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陡然地更加紧张起来。两湖地区的争路运动本已表现得十分激烈，他们一直密切注视着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端方从湖北抽调新军入川，导致湖北兵力空虚，更加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爆发。故保路运动为武昌起义点燃了导火线，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

清政府为了镇压革命，不惜丧失国家主权，将铁路收归国有，且大肆派兵屠杀保路人士，让全国人民彻底看清了清政府卖国求荣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