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政治的作文 第1篇

政治学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问，掩盖阶级本质进行更好的统治则是每本政治学著作的最大功效，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不例外。即使亚氏的理论站在了剥削阶级一方，即使亚氏的理论在当时也已落后在了政治现实之后，当更应看重的是他开创了剥削阶级政治学以及其思想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与意义。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对城邦的讨论引出了对公民探讨与要求。而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关注了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

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基本大致勾勒出了政治生活秩序的基本原则：任何政体都自然地倾向于尚慕“平等”的民主政体。但是，这种平等只是政体内的一种政治状态，这种状态需要一种超出这种状态之外的力量来予以守护。因此，构建民主政体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谋求平等，不如说是谋求平等的保卫者。而这种平等的保卫者存在于平等的政治状态之外，它的存在与政体内的平等的政治状态构成极端但却必要的不平等。而在探讨保卫这样一种民主政体的同时，政治家又往往陷入了辩护民主政体同时又对君主政体保持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而这或许就是亚氏向后人在民主进程中提出的一大难题。

在之后亚氏对“政体类型学”的论述中。他大致沿袭了柏拉图的分类理论并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体类型学”。而其影响之深，诸如当前屡屡见诸报端、新闻的“左”、“右”、“共和”、“民主”、“宪政”等等政治论说之争论在本源上都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经典政治作家们的“政体类型学”。

而在最后亚里士多德却将笔锋转向了政体与立法。“我们的前辈把关于立法的研究任务留给了我们，我们必须开展这项研究，去搞清楚使得一个政体兴盛和衰亡的因素是什么，如何妥善地维系一个政体”，亚里士多德这样说道。

回顾亚氏的政治哲学，我们不难看出人类自古以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于何为美好生活的不断思考。而对于还处于“前近代”社会，和并未落实宪政和民主诉求的现今中国来说，亚氏仍具有其积极意义和塑造公民人格的力量。自由主义足以清除近代史上对于粗暴的历史单线论的盲目崇拜和对于国家主义的狂热拥抱，但对于破除之后何以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和民治体制似乎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目标和规划。回顾以亚氏为源头的共和主义，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一点点答案。共和主义的热烈和令人沉思的力量与自由主义的清冽想调和，则可以建构一条通往开放、自由社会的小道。

关于国家政治的作文 第2篇

急缓之术：事未发可忍，人不尽识可忍;急于知事，缓于近人;到位而不越位，用权而不争权。

对人才如何搭配使用才能激发潜能呢，所谓“分槽养马、合槽喂猪”;

对业务发展中的困难和兴旺时期如何给员工回报呢，所谓“春短则高屋喂草、春早则开栏放牛”;

在分配利益时，要兼顾对饼子有不同心态的人，可能老员工习惯吃现在的，新员工习惯吃未来的，中层骨干则最看中的是同甘共苦，什么时候分、什么时候画要有时机和对象的差异性;

厚赏的典型是千斤买马骨，所谓惜赏则应注意无功千万不能赏，此谓李广难封的道理。

名声关键在于服众，与人接触一般有主动接触、被动接触和自然接触，主动接触有做秀的嫌疑，被动接触有往往缺乏周密，最好是自然接触，留心日常工作的每个细节，抓住各种机会来树立威信。

关系在于交友，以事为引、互利互惠、循序渐进、交人交心。而与领导拉近关系的技巧在于“明义、暗利、愚忠、隐功”，其中道义的事要做在明处，而且要以领导的名义去做。

长本事不光要长才干，还要长品行。所谓“权胜才必有其辱，威胜德必有其祸”，显本事当然是从做成大事情入手，显道德修养则要从日常小事情上下功夫，因此想有作为的`人大事小事都不能疏忽，一定要尽力去做，所谓本事就是本来应该做的事。古云：君子之德，如明月在天，不可不使人知;君子之才，如玉蕴珠藏，不可轻易使人知。此乃什么时候卖弄、什么时候装糊涂的关键。

机会之门是靠德/才的张力才可能拉开的;和领导一起出差或者出游是最能拉关系的机会。

赏小取信，亲下得人，罚上立威。

无威令不行，无信行不果。所谓赏小是指在一些众人不在乎的小节上进行奖励，效果明显;有时候亲与威确实是矛盾的，基本准则是远亲近威;要取信，罚不如赏，赏大不如赏小，要立威，赏不如罚，罚下不如罚上。

关于国家政治的作文 第3篇

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他第一次将政治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他确定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体系。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全书分为八卷。第一卷应该是一个序言。政治学应当从何处开始。什么是城邦：一种追求至善的包含其他一切的共同体就是城邦。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批评了一种谬论即认为治城邦如治家，家长、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区别仅在于治理人数的不同而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治国与治家是不一样的，家务管理者与政治家也是不一样的。

从第二卷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了。政体的研究也是全书的核心和关键。“我们准备考察，对于那些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说，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什么。”亚氏认为政治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所以要研究所谓的理想政体，更要考察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政体。理想政体应当是能够实际可用的，因此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实现的。这种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中庸主义式的思想贯穿着全书的始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第二卷中亚氏开始了对其师柏拉图及其理想政体的强烈批判。他认为，“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反对柏拉图整齐划一式的最理想的城邦组合形式。他还反对妻子财产共有等等柏拉图的共有制的思想。接下来，亚氏批判了柏拉图《法律篇》中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两种最坏政体形式的结合体—共和政体。在最后，亚氏还比较分析了斯巴达、克里特、迦太基等不同的政体形式，

城邦的基本要素是公民。公民的本质决定城邦的本质，所以要研究城邦，首先要研究公民。在第三卷的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公民的定义。“凡有资格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就是该城邦的公民。这就是说，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人才是公民，只有由这样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团体才是公民。紧接着，开始讨论善良之人的德性与良好公民的德行是否相同。结论是：“即使不具有一个善良之人应具有的德行，也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

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将政体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两类。正宗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亚氏对各种政体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对于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城邦的权力归属问题。他认为，由多数人掌权是合乎公道的。

接着自然地转为各种政体的问题。当城邦中德性较高的人越来越多后，君主制开始逐渐被共和制和寡头制取代。但是平民政体，是众人德性堕落的结果。民众决断一切是永远和野心家的煽动与僭主的谋权分不开的。在亚氏看来，共和政体和贵族政体，都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某种混合，区别在于前者倾向平民而后者倾向寡头。最优良的城邦，在亚氏看来，是中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人数最多，从整体上占有着巨大的财富，个人而言，既不富有，也不贫穷，所以能够保持整体上的稳定。而且中产阶级讲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够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

在第五卷，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覆灭更替的原因，以及保存政体的最佳方法是什么。首先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冲突。根本原因是二者的正义观不同：自由和财富的对立。其次，平民和寡头的冲突引起僭政，因为僭主欺骗双方，使他们认为只有在僭主的统治下才能使双方得到安宁，可实质确是，挑拨双方的互相斗争才是僭主维持自己权力的法宝。僭主因不正当的权力产生恐惧，并因为这种恐惧而运用种种僭术来对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会变得谦卑恭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从而使僭政得以长久维持。这也是僭主制的保全方法。

在最后的七八两卷，亚氏从新回到了对于理想城邦的讨论。最优秀的政体就要有最值得选取的生活。对于幸福的人，幸福的城邦的讨论。以及对于土地分配，共餐制，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音乐、文学等等具有柏拉图式理想观的讨论。这也说明亚氏的思想终究在某些方面被其师柏拉图深深的影响。

总之，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创始者，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政治学》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其中有关城邦，政体，法制等政治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此后的政治家和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