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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社会中礼俗传统的创新转化

乡土社会中礼俗传统的创新转化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礼俗所蕴含的互助互敬等内容为村民树立了和合共生的处世价值,它是社会平衡机制的有益补充,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乡土社会”是费孝通先生对传统中国社会基层形态的一种描述。乡土社会是有机团结的礼俗社会,礼俗传统是乡土社会中人们进行情感表达和人伦关怀的方式。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礼俗所蕴含的互助互敬等内容为村民树立了和合共生的处世价值,它是社会平衡机制的有益补充,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然而,过于沉重和强大的礼俗传统也会抑制人们的创新意识,并对村民在自治中的能动作用和自治能力的发挥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在这样的契机下,将礼俗传统放入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中,以礼俗传统和乡土社会之间的互动逻辑为研究对象,考察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对礼俗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更好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

乡土社会和礼俗传统的共生共存

乡土社会是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礼俗传统以礼尚往来、婚丧嫁娶、饮食男女、衣食住行等礼仪和习俗为主要表现形式,它是村民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行为规范,也为乡村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及情感满足提供了基本准则,礼俗传统是乡土社会秩序正常维系的纽带之一。

中国乡土社会具有“差序格局”和“熟人社会”的性质。乡村是地方性的,村民有着限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血缘关系,他们的日常生活以住所为地理活动场域,除了受法律法规的规范和制约,也受家庭礼法和家庭习俗的规范和制约。农民离不开土地,一代代的农民聚村而居,这也对“父母在,不远游”作出了最好的诠释。然而换个角度,这种传统社会的人伦限制了人口的社会流动,也对地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乡土社会的农业活动奉行“自然”原则,日常生活奉行“人情”原则。比如东北乡村的某些“食杂店”,多数是家人都住在店里,“家店合一”。食杂店会有个本子用绳子拴在一进门的柜台上,谁今天拿了一瓶酒、明天拿一盒烟,直接在本子上记账。店主人既不看他在账本上写的商品数量,也不会看他拿的东西和账本上的记录是否能够对应,一声“来了啊”和“走了啊”,整个商品买卖过程就结束了。这种交易靠的更多是礼俗社会的信用。“差序格局”根源于传统的宗法关系,这种日积月累的规范在一些比较偏远的乡土社会较为强大,它强化了人们自在的生活模式,固化了人们自发的交往方式,也维护着以血缘关系和自然分工为基础的自然原则;它发生在天然的共同体内部,其空间相对而言是排外的、封闭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保守的。乡土社会亦是“熟人社会”。在乡村里,人们依照节气时令安排生产劳动,年复一年稳定的日子使他们形成了自发的生活和生产习惯,家与家非亲即故,可以夜不闭户;人与人熟悉到可以叫上来村中所有人的名字、知晓每个人“上下三代”的故事;世代沿袭的礼俗在乡土社会基层运转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由此可见,乡土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模式是礼俗传统的寓所,礼俗在其间得以传承,又反向地规范着乡土社会秩序,成为乡土社会发展和乡村社会治理的维系力量之一。

建立礼俗传统创新转化的调适机制

从乡村的日常生活图景透视出去,可以发现乡村治理中礼俗传统仍然发挥着较大的作用。村民在世代的文化教化下,自发地遵循乡规民约,依礼而治保证了他们日常生产生活的运行。然而,乡村不会因其偏远和闭塞的本质而阻止现代化的进入,乡土社会秩序也会随着社会的转型而发生剧烈的变迁。从文化的层面探讨乡土社会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如何实现共存,是对礼俗文化的重视,也是理解乡土社会问题所应具有的“包容心态”。《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乡土社会要实现有效治理,就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法治是人依法而治,礼治(德治)是人依礼(德)而治,二者的区别,不在于是“礼”还是“法”,关键在于维持社会秩序时所依据的规范和力量。因此可以从文化现代化的角度,以乡村中的“人”为出发点,去探索在乡土社会中如何处理好法治和礼治的关系,对礼俗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立礼俗传统创新转化的调适机制,进而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独特作用。

从本质上说,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亦是乡土文化的创新转化过程和农民现代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通过不断的对象化活动能够把自然界创造成适合人类生存需要的自然界。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民可以通过持续的、对象化的活动使自己适应不同的环境,以便有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所以乡村既要发挥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又要打破农民故步自封、求安稳的心态,要流动起来,去创新礼俗传统的新时代表达方式,追求自身的解放。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全乡村创新的社会教育体制,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建设,开展弘扬时代新风和移风易俗行动,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时代农民。

《光明日报》( 2022年06月06日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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