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基本上都会将彼得一世改革当做俄罗斯近代化的开场。的确，这位在欧洲秘密考察归来的领袖回到俄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所有贵族都脱掉长袍，换上西式礼服。原本被视作圣洁象征的大胡子统统剪掉。一切都按西方的做派来。

“彼得一世改革”讽刺画

连娱乐方式也西方化了，贵族们忙着举办法式沙龙，说法语，女士们将身体挤进时尚的紧身胸衣，赶赴一场又一场豪宅里的音乐会、化装舞会。至少在社交场合，谁不欧化，谁就是土老帽，会被排挤。

柴可夫斯基（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彼得一世通过这种方式，大大削弱了那些因循守旧贵族的影响力，但也给俄罗斯的文化引入了一条大“鲶鱼”。

在之后的100年时间里，俄罗斯的上流社会跟着西欧的流行品味。普希金在《黑桃皇后》中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黑桃皇后》

不仅是文学领域，当时俄罗斯上流社会在表面上是一个西欧人，把西欧奉为自己的精神原乡。俄罗斯本土的文化元素一直保留在民间，迟迟得不到发展。直到19世纪中期，俄罗斯的音乐还在岔路口彷徨。彼时，欧洲音乐已经迈过了巴赫、贝多芬、莫扎特，进入浪漫主义时代。而在俄罗斯这边，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女皇100年前引进的宫廷趣味还在大行其道。唯一值得被书写的，只有格林卡在1836年所做的《为沙皇献身》，你听听这名字……

不过，随着法国王室被大革命摧毁，继而一代雄主拿破仑入侵了俄罗斯。这些事件不仅终止了俄罗斯帝国原本崇尚的法兰西趣味，也触发了帝国民众的民族热情。老大一个帝国，难道就没有自己的音乐？非得照办照抄西方那一套吗？

这一切都看起来那么熟悉，当时的音乐界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以五位年轻的业余音乐家所组成的“强力五人团”，他们想要远离已经成为规制的西方学院派音乐，发掘俄罗斯民间音乐的元素和框架，做“真正的”民族音乐。在他们眼里，老一辈的格林卡是这条路上的引领者。

而在另一派看来，格林卡的音乐剧也无法摆脱西方音乐的形式。既然西欧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先进的音乐理念，那俄罗斯人通过学习，就一定能够全盘吸收，并且能够做的比西欧人更好。这种观念的代表是安东·鲁宾斯坦和尼古拉·鲁宾斯坦两兄弟。

于是，1862年，安东·鲁宾斯坦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俄罗斯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在这之前，学习音乐是上流社会的专属，老师都是请到家里来教，而且很贵。圣彼得堡是以彼得一世命名的城市，是俄罗斯全盘西化的代表。在这里建立音乐学院，其含义不言而喻。

在第一批招收的学生里，有个叫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的22岁年轻人。柴可夫斯基原来个法学生，大学毕业以后在司法部工作了不长的时间。然而他酷爱音乐，无法忍受沉闷看不见尽头的文书生涯，就从工作岗位上离职，全身心投入到西方音乐的学习中，在这之前，他仅在家庭教师那里断断续续地上过一些钢琴课。

鲁宾斯坦兄弟

柴可夫斯基的传记很多，这里我就不照搬照抄了。简单点说，他在安东·鲁宾斯坦那儿学了3年，进步神速。第三年的时候，“圆舞曲之王”约翰·斯特劳斯来基辅访问演出，前来观摩的同学大胆向斯特劳斯举荐了柴可夫斯基的舞曲《少女之舞》。斯特劳斯拿到作品，非常欣赏，马上在音乐会上演奏了它。这也是柴可夫斯基在俄罗斯大众面前的首次亮相。

在俄罗斯极度缺乏音乐人才的时候，柴可夫斯基一毕业就很快找到了工作。1866年，老师的弟弟尼古拉·鲁宾斯坦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二所音乐院校——莫斯科音乐学院，邀请柴可夫斯基前来担任音乐理论与和声的教授，而且是教授委员会的成员。

莫斯科音乐学院今景

他在音乐学院呆了12年，编写了《和声实用指南》，还把欧洲音乐理论家的作品翻译成俄文引介进来

由于柴可夫斯基的加盟，莫斯科音乐学院成为输出西欧音乐教育的重镇，自然也就引来“强力五人团”的攻击。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柴可夫斯基与“五人团”私交不错，虽然他认为一个作曲家首先必须在音乐技法上非常扎实，而“五人团”所欠缺的恰恰是正统的音乐训练，他们的所谓民族音乐的路子一定走不长远。因此当年五人团力邀他加盟的时候，他拒绝了。

不过，他也不认为老师安东·鲁宾斯坦一味追随西方音乐传统是正确的。鲁宾斯坦僵化地认为，当时的音乐除了肖邦、舒曼之外，就没有什么重要作品了，俄罗斯更是不值一提。

柴可夫斯基准确地意识到，音乐的发展并不是民间与学院的截然分野，而恰恰是两者的有机结合。西方传统音乐一路走来，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挖掘和吸收各民族的民间歌曲，而到19世纪下半叶，基本上所有能利用的民间元素都已经被发掘殆尽了。只剩下俄罗斯。

也就是说，对于柴可夫斯基来说，音乐路线的争论并不是简单的“要不要保持民族性”的问题，他自觉地站在更高的层次：俄罗斯的确需要西方音乐，西方音乐更需要俄罗斯。俄罗斯属于世界。

柴可夫斯基

1869年，他创作了幻想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如歌的行板”让“说法语的家伙”托尔斯泰留下了眼泪。

1890年，《黑桃皇后》首演，他不敢看，在街上溜达。突然他听见对面走来的人群正在哼唱着作品中的二重唱。唱歌的人群里就有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贝诺瓦、佳吉列夫。贝诺瓦在晚年写道：“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几乎是我从童年时就在等待的作品。”

是柴可夫斯基开创了一种独特的俄罗斯古典音乐传统，找到了弥合西方文化和民族主义的道路。

虽然1878年之后就离开了莫斯科音乐学院，可是两者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到柴可夫斯基生命的终结。每次鲁宾斯坦兄弟组织的莫斯科音乐协会的音乐节，柴可夫斯基都要将自己的作品委托演奏，其中包括他的前三首交响曲——冬日的幻想、“小俄罗斯”和“波兰交响曲”；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常常是他作品的首位表演者；他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首演则直接委托给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学生们。

柴可夫斯基英年早逝之后，在他去世周年纪念日举行音乐会和晚会就成了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传统。1940年，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法令，将音乐学院改称为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直至今天。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地位的下降，很多有才华的音乐家都被延请至经济更好的国家，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专业地位已经不如当年，但学院内柴可夫斯基的雕像，依然伫立着。它提醒我们，只有主动拥抱世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学院内柴可夫斯基的雕像

值得一提的是，1866年，莫斯科音乐学院成立的同一年，另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大清国，也成立了一所旨在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学校——马尾船政学堂，向英法学习造船、开船、射击和军事科学，开启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巧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