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蜂，指高校青年教师；

蜂鸟，指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

洄游青年，指曾在一线城市奋斗过，再返回家乡拼搏的青年；

拐点一代，指经历刘易斯拐点、老龄化拐点、城镇化拐点的青年；

战疫一代，指参加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新时代青年；

……

这些概念均与青年有关，出自同一人的创造。他就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惠园特聘教授、当代青年问题研究专家廉思。

廉思，80后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管理学硕士、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07年，廉思偶然进入社会学领域，他带领的课题组以擅长田野调查著称，长期蛰伏于不同群体之中进行深度观察研究。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廉思总共调查了32类青年群体，撰写的有关工蜂、蜂鸟、新兴青年群体、城市新移民等一系列研究报告，20余次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和高度重视。廉思多次应邀为中央统战部、共青团中央、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北京市委领导班子等党政机关和大型国企做专题报告。近期，廉思将过去10年的研究精华汇编于《思行者》一书，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7月30日，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廉思教授，他在采访中感慨，这十年，是中国社会巨大转型的十年，是价值观剧烈变迁的十年，是人口结构代际更替的十年，而他的研究成果，有幸见证了这十年中国青年的成长之路。

青年研究拖着我走

现实问题拉着我去破壁

北青报：您为什么一直在研究关于当代青年的议题？

廉思：我本身并不是学社会学出身，而是很偶然地进入到社会学领域。当时，我作为“80后”去研究“80后”群体，完全出于一种情怀，没想到调研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我也因此获得了关注。此后，我接着做了“工蜂”的研究。“工蜂”议题引起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政府有关部门开始关注青年教师群体的成长和发展。

通过这两次研究，我最大的收获是让自己具备了观察社会多样性的能力。我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群，看到人群的多样性，让自己意识到这个世界本身是丰富和多元的。

这两次经历，也让我找到了做社会学研究的志趣，推动我一直坚持做调查研究。不过从2016年开始，我感觉自己有些做不动了。首先是因为年轻人变化太快了，快得我有些跟不上。其次是年龄差导致的话语体系割裂。当我作为同龄人跟“80后”对话时，并不存在这种问题，但跟“90后”“00后”对话时，话语体系的隔阂就凸显出来了。这时候调查方法的使用已经退居次位，调查技术再好，提问方式再时尚活泼，再怎么迎合讨好青年，他们也会觉得是和一个中年大叔对话。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这也是作为青年研究者的悲哀之处吧。

当然，由于我已经研究青年现象多年，许多人还是经常会请教我一些有关青年的话题，这也是一种变相逼迫我去思考的推动力。这种力量推着我继续在青年研究领域往前走。我很庆幸，在过去十年里，青年研究是一个不断向上走的学科，相当于整个学科都在坐电梯，即使我蹲着也是在上升。青年研究拖着我走，现实问题拉着我去破壁，一次次打破自己的固有认知。

北青报：当您作为“大叔”跟青年群体对话时，觉得难在哪里？

廉思：去年，我的课题组做“码农”调查，这个行业的人很年轻、高学历、高收入，他们对社会的看法和对待权利的意识，就跟我这个“80后”有很大不同。他们看重工作是否有获得感、是否有价值、是否能提升能力……如果这些都没有，他们就会选择跳槽。而作为“80后”，我们的固有观念认为不要轻易地换工作，我在人大读书九年，之后又在贸大工作十几年，我一直认为工作中有不满意的地方，可以慢慢改变。但“码农”并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当一个单位不能给他们加持赋能时，就要考虑离开，人生短暂，不能浪费有限的青春。他们在频繁地转换工作中，体验不同的单位氛围，也在不断地找寻着自己人生的目标。

今年7月，我带课题组去苏州调研，遇到不少电竞选手，又给我打开一扇新的大门。在太仓电竞选手培训基地我看了一场比赛，现场人数并不多，但线上却有6.5万人在关注这场比赛。基地负责人告诉我，电竞选手最佳的职业年龄是16岁至19岁，这意味着他们初中毕业完成义务教育后，就要全天候参加训练，玩游戏现在是一种职业了。打电竞需要手、眼、脑高度配合，1秒钟要在手机不同位置点击9次，每天需要训练8-10小时，临赛前还可能更长。这些电竞青年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差生”，可以想象，一个学习能力、反应能力都不强的人，一定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电竞选手。

当然，对于电竞青年，我们还要进一步思考，当他们度过短暂的职业生涯之后去做什么？二十多岁的青春年华如何度过？他们退役之后何去何从？他们在别人读书的时候去“打游戏”，由于久坐电脑，有人年纪轻轻就患上了糖尿病和颈椎病。因此，这个群体的未来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资本往往不会考虑这些，资本把“人”当作工具，当“工具”没有价值后，就把他丢给社会，最终由整个社会来承担代价。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以后，中国14岁至35岁的青年人口数量较20年前减少了约一个亿。当前的中国，各个城市都在想方设法留住青年、吸引青年、凝聚青年。

2020年，苏州提出要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其实从2017年至今，全国有五十多座城市先后提出建设“青年发展型”“青年友好型”“青年创新型”等城市理念。我们希望苏州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能为我国城市青年政策顶层设计的完善和拓展，提供更为丰富的想象力和更为精彩的可能性。

规避精英主义视角

要共情不要同情

北青报：田野调查需要融入一个群体，让他们打开心扉聊自己的生活，您认为这样的沟通艰难吗？

廉思：难。尤其是最近几年，我感觉“入场”的门槛在提高。特别是受访人群的戒备心理在加重，互相之间的信任感降低了。从这一小的横切面来看，社会疏离感和隔阂感都在增加，应当值得警惕。

现在我做调研，有关方面都会主动推荐一些受访对象，找来的人大多是优秀青年的代表。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每个地方都想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我们，希望我们把这些优秀青年的事迹写进报告或文章中去。优秀的青年固然是社会的一面，但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这些青年，就会对中国青年的整体状况产生误判，因此在调研中，要时刻具备寻找平均数或中位数的意识。

在实际场景中，我们往往是从推荐的优秀青年开始，由他们生发开去，进而接触更广泛的普通青年。若想看到更真实的层面，就要不断地深潜和下沉。就像王则柯说的，用凹凸镜来回移动，才可能更接近社会现象本身。有人可能会说，调研无非是盲人摸象，摸到啥就是啥，偶然性太大了。盲人摸象的前提是，要先知道“象”确实存在，但在具体的调研场景中，可能并不存在那个“上帝视角”看到过的大象的存在，所以从摸到的某一处或某几处推断出整体状况，是个大学问，需要审慎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北青报：在接近他们之前，您心里会给青年群体贴上标签吗？

廉思：标签在社会学叫作分类，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分类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捷径。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奥尔波特的说法，这种分类依据的是“最少努力原则”。一旦我们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就会以标签化的方式来总结群体的本质——这也是“刻板印象”。多数情况下，我们不是先看到，然后定义。而是先定义，然后看到。置身于庞杂喧闹的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定义好的标签，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自己定义的标签去理解这个世界。

既然将人群标签化不可避免，那我们就要尽力避免标签带来的“偏见”，这需要不断地反思自己的主体性。一个人并不能选择自己出生的家庭或者说阶层，因此，改变自己的视角并非易事，但这仍然是可能的，它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我在研究中尽量避免主观的臆断，尽可能让现象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而不是从上到下“俯视”出来。我们经常说，研究者要共情不要同情。话是好说，做起来难。在和调查对象的交往中，研究者往往一不注意，又开始不自觉地“好为人师”，各种点评了。我经常看到，有研究者在调查中谈论某些新兴青年的生活和工作状态，觉得人家“不务正业”。当你在评价别人“不务正业”时，里面隐藏的假设是，你有一套自认为是“务正业”的评价体系，比如学习好是“务正业”，在体制内工作是“务正业”，除此以外，都是“不务正业”。把社会生活的多元多面简单划归为单一性和唯一性，这不是应有的学术态度。

北青报：那怎么规避这种视角？

廉思：长期的训练。当我想批判某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和反思自己，是否又带有某种精英主义视角了。做社会学有一个特点，就是跟现实挨得很紧，因此谁都能说上两句，谁都可以评判我的观点。例如，快递小哥看了我的文章，对我说这写得不像我们快递员啊，那就证明是我们的研究出了问题。

受访对象会带给我一种反思性。在做调研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地重新认识自己，重建自己和社会的关系。有时候，我不由得思考：别人为什么活成那个样子？他们的生活逻辑是什么？他们的幸福感在哪里？只有当“他者”出现并与“我”相关时，“我的世界”才成为问题。所以，我有时在研究中带着自己的视角作为一个实验组进行对比，社会学是“看似简单，实则抽象，上手容易，做好很难”。

互联网创造的“独”

让人以为自己生活在人间

北青报：您曾说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赶上了一个拐点的时代，他们有以往任何一代中国青年不曾有过的成长经历。您调研了“瑷珲—腾冲线”的二三线城市，又提出了从一线城市回到家乡的“洄游青年”的概念。在这些研究中，青年的“孤独感”被一次次提起，现在您觉得这种孤独感是否在增加？

廉思：在以前的社会里，一个人想要与世隔绝是不容易做到的，为了生存，个体必须要跟社会发生联系。比如没有吃的，必须要狩猎，而狩猎往往需要合作；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想吃饭，要去购买食物，这种现实交往的迫切性构成了与社会的联系。但现在通过互联网，这种联系大大减弱了。饿了，直接点外卖，甚至可以让外卖员放在门口，一个人可以完全和社会不产生任何交集。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通过跟别人互动发生关系，自己融入进来。日本所谓的“御宅族”，就是完全通过互联网“宅”在家中生活，这是一种互联网时代的“独”。而移动互联网跟以前的区别在于，只要你手机开机，你就永远在线，虚拟世界不再是现实世界的补充，而是完完全全的平行世界，移动互联网创造的“独”使人迷幻，让人以为自己生活在人间。

互联网还有一个特点，它能给人一种“上帝视角”自上而下俯视世界，它的急剧上瘾性让人在现实生活中更加抽离。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关系是具体的、身处其中是真真切切可以触摸到的感受。所以，长期在互联网上生活的人，一旦进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就会感觉“社恐”，无法融入，感觉不舒服。互联网还具有特殊的藏匿性，使用者可以躲在虚拟身份后肆意发言，对事物或人的评判也较为随意。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一旦被具体地呈现出来，被别人的目光关注，就自然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构成了一种责任，一种不能恣意妄为的责任。

互联网给人们带来了更大便利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空虚。在我看来，这种空虚是自理性主义诞生以后，对人的意义和存在感的再一次剥夺。人们通过科学的判断和理性的分析，能够解释为什么山崩、为什么打雷，但仍然无法提供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为什么活着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科学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遗憾的是，人活着的意义，科学无法给出解释。

作为人类科技的最新发明——互联网——同样如此，互联网把人存在的意义抽离开去。人们只要畅快地“爽”当下这一刻就可以，不需要想得长远。而且“爽”的触点很低，15秒点击一个短视频，就可以让自己兴奋起来，长期频繁的多巴胺分泌，使人对现实世界的兴趣降低，人很少再去思考自己和社会的关系。

社会学研究没有标准答案

需要反思、建构，再解构、再反思

北青报：您近期研究了外卖员群体，称他们为“被时间加速的人”。您对时间的感受是什么呢？

廉思：确实，我也是被时间加速的人，被时间所蹂躏和折磨。所以，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带入了我自己的感受（笑）。我白天要做大量的行政工作，写作时间基本放在晚上，因为研究需要更安静的环境才能完成。此外，这几年，我日益感觉到自己精力大不如前，35岁以前我几乎不喝咖啡，35岁之后我每天都要喝咖啡，有时候一天三杯，写作熬夜，对自己身体的损耗是很大的。

我很少有时间是完全放松的，因此，我的幸福感不是来自于休息享受获得的愉悦，而是来自于研究对象对我成果的认可。如果我们的成果，能为青年做一点点事，能稍微改善一下他们的生活状态，我就感到很幸福很满足了。幸福感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由物质、享受和荣誉带来的，另一种是因为别人的获得感而带来的，我恰好是后一种。

研究毕竟是一件枯燥并痛苦的事情。2016年年底，我调任学校深圳研究院院长，北京深圳两地跑，辛苦的奔波反倒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坐飞机。一开始特别痛苦，慢慢适应后，我反而挺喜欢这种感觉。在飞机上，手机没有信号，恰好给了我一个免受时间暴政蹂躏的契机。在天上，我终于可以坦然拒绝一切打扰，安心思考了。《时间的暴政》这篇文章有一大部分，就是在飞机上完成的，课题组成员开玩笑说，在天上思考的高度就是和地上不一样。人要学会适应环境，能因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状态。我经常听有的人说，这段时间状态不好，无法完成工作。其实，状态总有不好的时候，等到自己状态好时，可能机会也已经悄然消逝了。

北青报：反思对一个研究社会学的人来说意义在哪儿？

廉思：我父母从小对我要求很严格，有时我取得了一些成绩，他们也相当平静，这份平静让我也冷静下来。每当感觉我有点浮躁，他们就会提醒我，到今天依然如此。我也想把这种状态尽可能传递给我的学生。理性平和不是凭空而来的，首先要具备反思的能力。人一旦具有了反思的能力，就会知道自己的局限、自己的渺小、自己的不完美，因而也就对其他事物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包容。社会学教会我的，不是狂妄的自大，而是谦逊的必要。

听过我课的学生都知道，我讲课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会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们不断质疑已有的结论。我希望学生不仅要知道1+1=2，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想象力打开，去思考2=？，这是一个开放的答案。社会科学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学科，只要能想得到，就有无限的可能。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社会现象时，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状况，背后又反映了什么东西？每个人都可以得出自己的判断和认识，但每个人都带有自己的偏见，这个时候就需要交流、比较、反复，人一旦不开放交流，形成自我封闭，往往会变为自我加强式系统，最后陷入逻辑自洽的自我世界中不能自拔。

尝试探索这样的问题是有意义的，这像是一种“思想体操”，有助于训练思维品质。现实生活中，不是每一个问题都有标准答案的。社会学研究就是一个不断地反思、建构，再解构、再反思的过程，我很享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