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至1925年约30年，被张灏称为近代中国的“转型时代”。在这个“转型时代”中，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和思想的内容都发生了“突破性的巨变”。而思想内容变化的表现之一，即是新的思想论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s)的形成。当然，新的思想论域，又是与使用“新的语言”分不开的。章太炎在1900年即观察到：“今自与异域互市，械器日更，志念之新者日蘗，犹暖暖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其疐便既相万，及缘傅以译，而其道大穷。”王国维也在1905年有感于新词语的大量涌现，论述称：“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 在早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研究对象一般是人物、学说或“主义”，近年来新的“概念”和“话语”开始受到比较多的关注。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新词汇与新话语

新的“概念”和“话语”的基础是新的词汇，而词汇研究并不是近年才开始的。1903年，汪荣宝、叶澜等所编《新尔雅》即开始试图对当时出现的重要词汇加以总结。商务印书馆耗时8年在1915年编成的《辞源》则是对新语输入所作的第一次全面总结。此后，各种《新名词辞典》《新术语辞典》以及《外来词词典》层出不穷。从研究专著上讲，从词汇方面对近代汉语形成所作研究在1950年代出现了较大发展。比如孙常叙在1956年出版了《汉语词汇》；王力在1958年出版的《汉语史稿》中也有相关章节。

另一方面，近代词汇问题也受到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者的关注。如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在其1960年初版的名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即有专章讨论“现代汉语与日语词汇的摄取”。此后，任达（Douglas R. Reynolds，1944-2020）把1898－1907年的大约十年称为近代中日关系中的“黄金十年”，认为在此期间，受日本影响，中国发生了被称为“新政革命”的重大转变。任达此书中也有专章讨论“翻译与近代词汇”。在相关专著中，意大利学者马西尼(Federico Masini，1960- )主要研究了中国19世纪形成的新词。冯天瑜对汉语演变尤其是明末以来的汉语演变做了全面总结。沈国威则以近代中日词汇间的相互影响为主要讨论对象。

在英国“观念史”、德国“概念史”、法国“话语研究”，以及翻译理论的影响下，词汇史研究从1990年代开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代表人物有黄克武、陈建华、金观涛、冯天瑜、黄兴涛、方维规、章可等。

黄克武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从翻译的角度通过文本对比讨论严复对密尔(John Mill，1806-1873)思想的理解，尤注重于“自由”观念。陈建华以孙中山、梁启超等人为中心讨论了“革命”话语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及其意义。金观涛利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建“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提出了以数据库为基础的“关键词”研究方法，并重点研究了“公理”“权利”“个人”“社会”（后文还将讨论到）等关键词。冯天瑜从“封建”概念的流变探讨了其历史演绎过程及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缘。黄兴涛不仅具体研究了“民族”“黄色”“中华民族”等概念在近代中国之演变，还对相关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方维规详细考察了德国“概念史”的源流、方法及其与法国话语研究和英国“剑桥学派”之间的区别，并具体研究了“文明”“文化”“民族”“经济”等概念。章可对“人文主义”概念进行了集中研究。

近年来，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孙江等学者大力推动概念史研究，编辑《亚洲概念史研究》集刊（自2013年起已出10卷）并推出了“学衡尔雅文库”，大大提高了概念史研究在中国的关注度。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及中国大陆的近代史研究中，对各种学说、主义、思潮的研究逐渐兴起。其代表作有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冯契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以及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不管是以单一思潮还是众多思潮为研究对象，这些著作的研究方式多是先对某种思潮的内涵做一界定，然后再从历史上寻找相关的思想和学说，并据以判断该思潮发展的程度及其变异。虽然这种研究方法发掘了不少史料，增加了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即所提问题多是后设的，由此便出现某种历史人物的思想到底属不属于要研究的思潮的问题。

先不论研究者在方法上的差异，就积极的方面而言，新的概念史/观念史研究确可摆脱之前思想史研究的弊端，可看作对之前研究方法的反动。它不把某一概念的涵义当作固定的，而是通过对其产生、流变的探讨来展示思想发展的动态；它也不单纯关注“概念”，而是在概念的具体使用中、通过具体的历史情境来探讨该概念在当时思想史上的意义及其所产生的作用；新的概念史/观念史也特别注重翻译过程的探讨，从而可以更精确地了解思想在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异。

但特别要提出的是，也不能把近年来兴起的“概念”“话语”或“观念”史与传统思想史截然分开。其他不论，专就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而言，王尔敏早在1976年就称自己所注意把握及追寻者，“在于一个观念创生的契机”，“治思想史的学者有一个重要的基本责任，就是澄清一个时代一切思想理念的意义，追究各个理念的根源与其时代的关联性，以及评估他们对于后世的影响。” 王不仅关注代表时代特征之新观念，如“夷务”“利权”“商战”“自强”“富强”“富民”“变法”“群学”等，尤其注意各个观念之涵义变迁及其与时代的关联。他自述研究方法称：“我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方式，是以单一的概念为中心题旨，再确定其定义和内容；注意这个概念发生的时代，了解其本身所代表的时代意义；分析此一概念本身的渊源；探讨其发展与影响；最终的目标，注重在整个时代思想的演变。但却以最微细的单一的概念作了解的基础，由单一而至多数而至繁复。”

在对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的研究中，德里克（Arif Dirlik，1940-2017）区分了“作为阶级利益或其他社会利益表达方式的意识形态”和“作为一个宽泛的权力体系的表达方式的意识形态”（话语），并强调“我们能否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持久性意义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认识到社会思想在革命话语中的重要性。”在反思对五四运动的研究成果时，杨念群也提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关注‘五四’前后‘社会’作为一个论域的产生以及如何替代其他主题的历史。”

在谈到人物研究和概念研究的关系时，王尔敏说：“事实上，人物与概念的研究方法是相辅相成，离则两伤，合则双美的。撇开概念只从人物着手固然很难反映时代流风，但没有集合无数个人的言论，也不能厘清某概念在时代中共喻之定义。打个譬喻，概念研究就像筑房屋的钢筋骨架，人物研究则像房屋的水泥砖块，二者在建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缺一不可。”这些提示都对本书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二节 “社会”与“社会”概念研究

今天中文中通用的“社会”一词是个外来词。1902年，一位读者致函《新民丛报》，针对第四号“独至获麟以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一句，认为“中国当时未有社会，而贵报云‘最剧之时代’”。这位读者实际是把“社会”理解为“民间团体”。《新民丛报》的编者在回答时说：“社会者，日人翻译英文society之语，中国或译之为群，此处所谓社会，即人群之义耳。此字近日译日本书者多用之，已几数见不鲜矣。本报或用群字，或用社会字，随笔所之，不能划一，致淆耳目……然社会二字，他日亦必通行于中国无疑矣。”《新民丛报》编者的预言在后来得到了证实。

虽然说近代意义的“社会”一词是个外来词，但“社会”一词在传统语汇中即已存在。“社”本义为土地神，《周礼》以二十五家为“社”，引申为居住单位；“会”指聚集。“社会”合用则首先用来表达节日集会，如《东京梦华录》云：“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春社、重午、重九亦如是。”《近思录》中讲到：“（明道——引者）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勤有耻。”“社会”有时也作团体讲，在宋、明时期，并不少见。如全祖望述黄宗羲曰：“惟是先生之不免余议者则有二。其一则党人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即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便非无我之学。”这里“社会”指“复社”，即指团体。

值得注意的是，society在幕府末期、明治初年传入日本时也不是译为“社会”的。“社会”一词在兰学译作中已有使用，用来译“修道院”“教团”“会派”等，这显然与“社”的本义相关。英文society最初传入日本时多被译为“公会”“会社”“仲间会社”“众民相合”“仲间”“交际”“人间交际”等，在1874﹣1875年间方有人用“社会”来译society（含义仍有多重）。“社会”一词自此逐渐流行，并在与“交际”“世态”等的竞争中逐渐胜出和固定下来。此外，需注意“社会”也并非只作为society的对应译语，community、association、public等也有时被译为“社会”。

鉴于“社会”概念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以“社会”概念的产生及知识分子对它的使用、理解作为窗口，来考察近代中国的思想变迁，将会是一个很好的视角。既往研究已经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成果。

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点上。第一是戊戌维新前后的“群学”。陈旭麓较早即详尽叙述了群学之产生以及群学与学会、进化的关系。继陈之后，王宏斌对维新人士的“合群立会”之学进行了集中探讨，并讨论了“群学”在20世纪初期所产生的变化。陈树德着重指出，严复译《群学肄言》时期的“群学”，实际上不只包括社会学，而是指“社会科学”。姚纯安则主要辨析了严复之“群学”与康梁之“群学”在内涵上的不同。

第二点是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思想。王汎森通过对傅斯年“造社会”思想的考察，追述了清末“群”“社会”思想的传入及其转变的过程。其他胡汉民、李大钊、罗家伦、毛泽东以及一些刊物如《新社会》的社会改造思想也都曾有学者讨论。虽然有这些关于“社会改造”问题的零星关注，但在杨念群看来，“五四”研究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太深。他在近年提出了五四研究应当“社会史化”，其方法是“一是要关注‘五四’前后‘社会’作为一个论域的产生以及如何替代其他主题的历史；二是要更多地关注‘五四’发生的社会环境及其演化意义，特别是要着力研究‘五四’不同群体的行为差异及其后果。”

细观已往研究会发现，关注点大多集中在1900年前后几年和五四运动前后，而对于在这段时间之内的演变过程考虑不足。能够在研究中较为深入地讨论“社会”这一论域的产生及概念演变的，主要有前引王汎森文，黄碧云硕士论文，金观涛、刘青峰文及崔应令文。王文旨在讨论傅斯年的“造社会”思想，有其局限性。黄碧云对近代中国的“社会”观念作了较详细的梳理，她把“社会”观念在近代中国分为萌芽时期（清末）、重新发现并开始重视时期（民初）、观念的普遍化时期（五四前后）和观念的再确定时期（五四后）四个阶段，并分阶段探讨了其主要特点。黄文内容丰富，对本文很有参考价值，但一因写作较早，材料运用和研究成果基础上都难免有所不足。二因受1990年代“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或称“民间社会”）的讨论影响过深，似乎总是试图从近代中国发掘“国家”与“社会”对立的观念，影响了其对相关问题的理解。

金观涛、刘青峰文（以下简称金文）则比较详细地探讨了从“群”到“社会”到“社会主义”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金文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利用几种数据库对“群”“社会”“社会主义”等词汇的用法作了量化统计。量化统计的最大用处在于描述，而在提供解释上却显得薄弱。比如金文根据张枏、王忍之所编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作了统计，发现1901－1904年为“群”与“社会”共存的时期，到1905年以后，“社会”一词已经很普遍，“群”已经很少用。金文提供了两种原因作为解释。第一个原因是当时“革命”压倒“维新”的状况。金文认为：“当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主体一旦从君王、官僚士大夫变为革命党和下层百姓的秘密结社，用于指涉‘会党’和秘密结社的‘社会’也就获得了指涉society的正当性。”其实，并不能说“社会”原来在中文中主要用来指涉“会党”。金文只举了一个例子作为“社会”指涉民间秘密结社的证明，即《宋会要辑稿》中“近又有奸滑，改易名称，结集社会。”且不说这里的“社会”意为团体，跟“秘密社会”的含义有一定距离。即使它有秘密社会的意思，也不足以说明“在晚清知识分子心目中‘社会’这个词差不多等同于下层百姓秘密结社”。况且，在金文所举《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中，除了欧榘甲一文外，用“秘密社会”这个词的文章也并不多见。金文提供的第二个原因是清末“绅士的公共空间”的形成。所举例证是一条上谕：“近来京外庶僚从政之余，多有合群讲习之事。此次修订结社集会律，拟请嗣后现任职官于其职务外，有亲莅各社会研究政治学术者，亦为律之所许……”这里的“社会”其实可解释为所结之社、所集之会。即使“人们把结社集会简称为‘社会’”，此一条证据也不足以说明“清廷官方和绅士心目中，‘社会’一词的意义显然不同于秘密社会，不是官方的，而是指绅士公共空间。”

此外，崔应令把近代中国“社会”概念的生成分为三个阶段，认为“社会”观念的再造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和理想重建的一种表现”，对本文也有启示意义。

那么“社会”何以能取代“群”成为清末的流行语呢？笔者认为还当以具体人物的使用和话语的产生相结合来探讨这一问题。

第三节 本书内容与结构安排

本书借鉴了德国“概念史”传统、斯金纳所代表的英国“观念史”传统以及法国的“话语”研究，但不固守门户。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将采用具体人物与话语产生相结合的方式。当然，以几位具体人物为重点，并不代表会像哲学式的思想史一样把目光局限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上，而是以他们为重心，注重其与时代背景的关联，同时兼顾其他众多“小人物”的思想。不可否认，在历史的某一时代，某些人物（如严复、梁启超）对于一种话语的形成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近代媒体的兴起，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结合的便利。各种各样的报刊，从根本上来讲，都是公众性的。而知识分子参与创办刊物，是近代中国的普遍现象，本文所涉及的这些人物也不例外。如严复曾为《直报》《国闻报》《外交报》等供稿，梁启超则参与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庸言》《大中华》等一系列刊物的创办和编辑。这些刊物是一个平台，相关人物的思想与其同伴的思想是通过这些平台作为一个整体来呈现的。而正因为这些刊物的公众性，我们能便利地了解这些人物与同时代的其他人及其所处社会的关系。

在结构安排上，本书将以“社会”概念在晚清民初生成并产生影响的历史过程为线索来展开论述，但无意把它写为“社会”一词使用的编年史。本书主体内容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前三章为第一部分，主要讨论society一词的翻译及“社会”概念的逐渐形成。笔者认为，society的翻译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世纪早期到甲午战争前可称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society多被翻译为“会”或“国”；从甲午战争到戊戌政变为第二阶段，这一时间society多被译为“群”；自戊戌政变后到1904年前后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society逐渐被译为“社会”。当然，本书不仅描述了society分别被译为不同词语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要讨论在使用不同词语之时所牵涉的思想与时代之间的关联。

第四、五、六章为第二部分。这一部分不仅继续讨论晚清“社会”概念的使用方式，更重在讨论“社会”概念的形成所带来的人们认识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三章内容分别讨论了“社会”概念形成后晚清士人对中国“社会”分期及“社会性质”的判定，伦理关系上个人﹣社会﹣国家关系的逐渐形成及其内涵，政治思想上“社会主义”及“社会革命”论的提出，以及人们对“正当社会”的想象。

第七章为第三部分，主要讨论民国建立初期“社会”如何进入时人论述的中心，以及五四前后“社会”内涵的转变。

结论部分，将首先对全书内容作一回顾，然后再将中国“社会”概念的生成放到全球视野下予以考察。

本文为承红磊《“社会”的发现: 晚清民初“社会”概念研究》一书绪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注释从略。

感谢红磊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