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最为开放的时代之一。

在这这段时期除了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之外，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士”这一个阶级的崛起。

何为“士”？

“士”这个概念在古代典籍中很广泛，有时是用来称呼具有某种身份、性别、或者担任某种职务的人。

有时又是用来区别男女、贵族与平民，有时又是指卿大夫等等。

但是自孔子之后，”士“这一概念统一为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称谓。

社会的剧变使得士的产生成为可能

士这一特殊的阶级，因其掌握专门的文化知识而享受着不耕而食、不富而贵的待遇。

这群脑力劳动者在春秋战国的历史舞台上异常活跃，甚至能左右一国的存亡。

而他们之所以能在这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如政治、经济、社会等。

而我们正是从这些方面去分析这一群体的形成原因及其群体品格。

就经济原因来说，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质农具以及牛耕的推广，极大的提高农民的生产能力。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劳动出现了分工，即劳动分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

同时因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只要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就能养活一批“士”。这也使得士阶级的出现成为可能。

士阶级的来源

据《左转·昭公十年》所载：“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之语，可以推断出，“士”也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从其地位来说，士属于贵族的最底层。

虽是底层，但是其也有着一定数量的“食田”，生活得到保障的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接受礼、乐、射等各种教育。

这一阶级的人普遍能文能武，但是在等级森严的宗法制社会中，士大多依附于卿大夫，并且作为家臣听从主人的调遣，不能有任何的僭越之举。

“我家臣也，不敢知国”、“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等就充分的描述了“士”作为最低级的统治阶级所具有的社会地位。

不过当进入春秋时代之后，由于社会动乱程度加剧，礼崩乐坏开始，宗族的“礼法”逐渐被瓦解等原因，导致政出私门的情况逐渐增多，甚至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情况。

于此同时，奴隶和国人也开始觉醒，不断地冲击着权贵们的地位，严重的影响了士的稳定生活。

尽管这些时代所带来的剧变，使得士的生活失去了保障，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摆脱了宗教般的束缚，开始独立于宗族以及卿大夫之外，获取了基本的人生自由，成为了早期知识分子阶级的一部分。

同时社会的剧变也改变了大部分王公贵族的命运。

随着宗法制逐渐被破坏，这些贵族子弟再也不能享受往日的尊贵和荣华，而沦落为士，他们凭着自己的才能，谋生立命。

而这些有着良好文化修养的“士”，正是当时士之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士”这一阶级的另一大来源，就是庶民中的精英。

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的：“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

能轻易得知，周朝时，就有从庶民当中选拔“贤者”、“能者”来担任一些职务以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传统。

不过在严格的宗法制之下，选择官吏的标准有和数量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这也使得一些有识之士，没有适宜的土壤施展自身的才华。

而春秋时期的社会剧变，逐渐瓦解了宗法制，使得大量的知识分子从庶民阶级中破土而出。

不过，对士阶级的发展带来最大影响的莫过于当时政治环境。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各种学派百花齐放、相互争鸣的时期，同时也是战争最为频繁时期。

在这大国争霸、诸侯混战的时间段，那些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的君主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政治抱负，而千方百计地从各国、各地招募人才，如燕昭王就曾筑黄金台以募贤士，足以说明人才对于君主的重要性。

那么人才有多重要?

这一点在《论横·效力篇》有提到：“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丧。”

同时《管子·霸言篇》也号召天下君主：“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

而所谓的“争人”，主要还是争取士的支持和效忠。

同时，在当时还流行一种“朝为布衣，夕为卿相”的说法，正是这种戏剧性的身份变化，以及位极人臣的政治地位，极大的刺激了士阶级的膨胀。

士阶级所形成的群体品格

士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有着专门的知识从事脑力活动，同时他们也因其活动的特殊性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阶级的品格。

这种品格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在西周时，由于受到宗法制严格的束缚，士虽然拥有着一定的财富和安逸的生活，但前提是必须忠于卿大夫，

《论语·泰伯》就指出了士的基本职责：“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司。”

在这种严重人身依附的情况下，士必须小心谨慎的为主人效命，不得有自己的独立思想。

于是他们的思想和潜能被严重禁锢，所以他们产生不了自己的独立意识，也不能形成所谓的独立品格。

而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秩序大变革，使得宗法制逐渐遭到破坏，士这一阶级也从其中解放出来。

在社会上拥有一定地位的他们，思想一旦不受束缚，他们所拥有的文化知识以及潜能就得以充分发挥。

同时在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力图王霸之业的国君对人才的渴求，极大的助长了士这一阶级的声势。

而士活跃于天地翻覆的历史舞台中，所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形成了士阶级的独立意识，以及鲜明的群体品格。

博大胸怀与开放心态

在春秋时期的士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的羁绊之后，思想境界也得到了提升。

思想境界的提升，主要体现为士的博大胸怀和开放的心态。

据《孟子·尽心上》所载：“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为尚志？’，日：‘仁义而已矣’”。

从此处我们可以看出，摆脱了宗法制以及人身依附的士，将自己思考的视角从主人身上转变为了整个社会，并且将整个社会文化秩序当作自己一试身手的场所。

如果从经济地位的视角去观察士，你会发现士并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阶级，同时士与其他的社会成员有着明显的区别。

他们往往能突破自身经济地位以及阶级背景的局限而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富足等宏观层面去思考人生。

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春秋战国的士，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所属势力等方面有着显著差异，但是他们也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十分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如儒家创始人，孔子就公然高声呼喊“学而优则仕”的口号，同时也开班办学，培养了一大批弟子参与政治斗争，比较著名的就有子路、子贡等。

而同为儒家学派的孟子则更为露骨的宣称道：“如欲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同时，与儒家并称为显学的墨家在主张兼爱非攻时，还主动派遣弟子拿起武器去参与一场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

参与政治几乎成为了整个时代士子们的夙愿，即使是“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的老子，也并非完全与政治隔绝。

他曾一度主张社会回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的“小国寡民”时代。

他所谓的归隐，也只是在他的政治主张没有办法实现的情况下才做出的举动。

这行为方式在后代士子们的政治生涯中多有体现，每当他们仕途失意之时，往往都会选择归隐田园，而一旦时来运转，则又将投入百倍热情到政治之中。

总论

士作为中国一个特殊的社会阶级，他们不论在庙堂之高争论得多么激烈，但是在民族危亡之时总是能够团结一致对外。

正是这些不屈不折之士，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