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实行什么样的社会管理体制，一直是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本来这不是个问题，“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祖国时制定的国策。只不过因为香港发生了“反国民教育”、“非法占中”、旺角暴乱以及“反修例风波”等一系列“反中乱港”运动，迫使中央政府出台了港版国安法，加了一条“爱国者治港”而已。仍然是“一国两制”，不过治港者必须“爱国”，将“港独”分子踢出治理者行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但港版国安法对“港独”分子、揽炒分子、黑暴分子以及他们背后的主子刺激很大，因为涉嫌犯罪，这些不法人员跑的跑，抓的抓，上审判台的上审判台，坐监狱的坐监狱，当然也不乏漏网之鱼，潜伏在民间市井瑟瑟发抖。但正是因为国安法的执法效果，才使香港“由乱到治”，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香港从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闹到现在，有近十年之久，已经严重影响了香港人民的正常工作与生活，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现在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要做一些改革，不能再像以前英国人殖民我们的时候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民主，既非英美西式的那样，亦非内地的那样，而是一套全新的、港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这套制度是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在不断摸索中总结出来的。

1月11日，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研讨会，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振民回答了这个问题。王院长提出了四点：

第一，既要民主又要安全。王院长指出：“香港特区的政权永远不能是‘服务于外国势力的反华政权’，必须是服务于全体港人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政权，不安全的民主坚决不能要”。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为了所谓的“民主”丧失了政权，让特区政府为外国政府服务，让香港成为反华的大本营、桥头堡，让香港市民继续接受殖民统治，这是不可能接受的。“一国两制”如果没有了“一国”，也就谈不上“两制”，这样的“两制”也是没有意义的。为了追求“民主”而捧英国人臭脚的“港独”分子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第二，王院长指出：“既要民主又要善治，行政、立法互相制衡及配合，没有监督的民主不要，善意批评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香港的民主建设，要接受中央政府和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监督，不接受监督的“民主”是伪民主。为了香港的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和善意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旨在颠覆政权的所谓“批评”，在香港搞“颜色革命”，这是中国所不可接受的。香港不能变成“一言堂”，但“民主”也不能如脱缰的野马。旨在以“港独”为目的的任何言行都要坚决打击，“港独”从来不是香港前途的一个选项，特区政府也不会给“港独”分子“民主”的自由。

第三，王院长指出：既要民主又要发展，政治制度旨在推动经济及社会发展，损害经济民生的民主，不是好民主。王院长话说得很明白，实际上“民主”也是为“善治”服务的。如果“民主”的方向是乱了香港，那这个“民主”就出了问题。港府制定的任何决策，必须有利于香港的长远发展，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有利于香港人民的幸福生活。不能单纯为了“民主”而“民主”，“民主”也不能背离了“一国两制”的大方向。损害了经济民生的“民主”，必须立即刹车。英美式的“民主体制”在抗疫上的巨大失败，造成大量的新冠病例死亡，给香港敲响了警钟。

第四，王院长指出：既要选举又要多元，应积极探索协商、咨询、对话等多种民主形式。香港立法会的选举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加了一个前提，“爱国者治港”，把“港独”分子踢出门外。民主的形式有多种，并不是英美的专利，那种认为民主化就是或者必然是美国化和西方化，是极端错误的。香港要实行有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要吸收协商、咨询、对话等多种民主形式的新鲜血液，而不是奉英美式民主为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