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时候，只有全面把握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和价值指向，才能顺利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

以全面发展为追求的现代化历史探索

作为社会发展一个不可跨越的阶段，现代化首先在西方社会发生和完成。但由于以追求剩余价值为价值轴心，西方现代化成为一种“局部的”现代化。战后，受机械发展观的影响，新独立民族国家在启动自身现代化的时候，普遍重蹈了片面发展的覆辙。对此，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在《新发展观》一书中提出了“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发展观。这是现代化理论和模式的重要转型。

在批判资本逻辑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的概念，并系统阐明了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苏联和中国等国更为重视发展的全面性。1964年，我国正式确立了覆盖农业、工业、国防、科技领域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将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规定和基本要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丰富和完善现代化的内涵和要求。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现代化建设必须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提升。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然开启，展望2035年，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基本实现，人民生活将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按照党的十九大制定的“两步走”战略，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来说，中国现代化是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以物质文明为目标导向的经济现代化

在经济领域，我们要通过经济治理现代化推动经济现代化，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现代化强国，创造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英国率先启动了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为了适应工业化的发展，西方社会启动了市场化，实现了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市场化是推动工业化的适宜体制。也就是说，工业化和市场化共同构成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中国必须走出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在经济发展上，西方社会已经在农业产业化的基础上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进入到了信息化时代。面对中西方之间的发展差距和西方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中国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前提下，实现跨越式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带动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安全条件有保障、人力资源优势能够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并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以可持续的方式赶上西方现代化的步伐。

在经济治理上，西方社会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不可忽视的是，市场经济存在失灵的风险，为此，中国需要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通过有机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我们已经探索形成了新型举国体制。而正是得益于该体制的优势作用，我们顺利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战略性成果，并向前推进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然，在竞争性领域，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避免行政力量对公平竞争秩序的干涉和干扰。

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人均GDP和人均GNP是衡量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今后，要致力于提高我国财富的总量水平和人均水平，统筹推进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真正实现藏富于民。

以政治文明为目标导向的政治现代化

在政治领域，我们要通过政治治理现代化推动政治现代化，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的现代化强国，创造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1789年，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爆发，法国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进而，西方社会通过建立和完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法律体系，巩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政治基础。同样，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民主化和法治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政治保障。

对中国来说，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为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当然，我们党也要探索实现“政党现代化”，切实提高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并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和强化党在现代化中的领导地位。

在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我们形成和完善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一般来说，西方民主集中体现为选举民主，有一定的局限性，而社会主义民主则强调全过程民主，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通过制度安排和法治途径，我们在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等全过程实现了民主。此外，我们党还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创造性地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开创了民主管理的先河。

在促进法治建设方面，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充分运用法治原则和方式，我们大体上实现了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促成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公众参与程度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过去，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了共产党员、社会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1/3的“三三制”。现在，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参与的形式和渠道更加多元，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占总数的15.7%。提高普通劳动者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的比例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用法治保障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仍然是今后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

以精神文明为目标导向的文化现代化

在文化领域，我们要通过文化治理现代化推动文化现代化，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创造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发端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文学狂飙运动及后来萌生的古典哲学等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成果，为德国开启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此前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树立起来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利器，也早已为资本主义国家扫清现代化的文化障碍。以人道化和理性化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文化导引。这些内容也构成了所谓现代性的基本内涵。

我们党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致力于解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着文化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从性质上来看，它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中科学的文化包含和超越了理性主义，大众的文化包含和超越了人文主义。从形态上来看，它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从时间上来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综合创新，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的辩证统一。从空间上来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秉持交流互鉴的理念，坚持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融合贯通，坚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为了生产和提供更多优质的精神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先进文化；必须兼顾文化的事业属性和产业属性，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必须坚持从德治和法治相统一的高度，推进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

衡量文化现代化涉及一系列指标。其中，人均受教育年限、义务教育年限是基本指标。据教育部网站数据，2020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2%。而2012年韩国的义务教育就延长到了10年，2021年韩国政府计划全面普及高中义务教育。未来，要立足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促使物质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齐头并进，赶上与发达国家在文化现代化上的差距。

以社会文明为目标导向的社会现代化

在社会领域，我们要通过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社会现代化，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创造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

在建成市民社会的基础上，西方完成了社会现代化的目标。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出现了分化。在三者中，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以强制方式谋求公共利益，作为市场代表的企业以竞争方式谋求私人利益，作为社会代表的社会团体以志愿、互助等方式谋求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即共同利益。这样一来，以自治、志愿、互助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现代化成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社会条件。

社会和谐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在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切实有效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能否有效实现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能否通过推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科技等社会事业现代化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能否通过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筑牢社会安全防线，不仅是社会建设的难题，而且是关系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大政治问题。

另外，在社会治理领域，我们建立和完善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共有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今后，如何在加强党委领导的前提下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如何通过强化“共有”的经济基础来提高社会认同、增进社会团结，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更大幅度地将改革发展稳定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基尼系数是衡量社会公平的重要指数。近年来，我国基尼系数虽高于国际社会公认的0.4的警戒线，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为此，今后我们必须围绕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来推动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排除威胁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其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重中之重。

以生态文明为目标导向的生态现代化

在生态领域，我们要通过生态治理现代化推动生态现代化，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美丽的现代化国家，创造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受资本逐利本性的影响，西方现代化具有高消耗和高污染的特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学者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和模式。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生态现代化理论试图在生态维度上重建现代性，实现生态化和现代化的双赢。作为后发国家，我国启动现代化的时候，就面临着西方国家造成的资源短缺、能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多重含义和要求。在狭义上，就是要实现中国特色的生态现代化。近些年来，我们在坚持节约资源和能源、保护环境和生态、减排降碳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基本实现了绿色发展。同时，我们通过制定和实施“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建设生态环境保护铁军等党内制度和党内法规的方式，促使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这些都是通过生态治理现代化促进生态现代化的有益尝试。现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到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发展阶段。这也是当下我国推进生态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在广义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将生态化作为现代化的前提、原则和目标。生态文明是生态现代化的最终目标。生态文明不是要取代和超越工业文明，而是要按照生态化原则系统集成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智能文明的成果，并推动人类文明持续向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路径演进。实现生态化、现代化、信息化的统一，仍然是今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

绿色GDP和绿色GNP是衡量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所谓绿色GDP、绿色GNP，是指在GDP和GNP中扣除生态环境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加入生态环境建设带来的经济收益以后的真实的GDP和GNP。尽管目前仍然存在诸多难题，但为推动生态治理现代化、倒逼实现生态现代化，将绿色GDP和绿色GNP纳入到现代化指标体系中刻不容缓。为了推动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一些学者提出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的概念和核算方法。现在，有必要将GEP引入到现代化指数中。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导向的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统一，但不能将人的现代化仅仅归结为国民性改造或个体心理变革的问题，必须上升到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

尽管举起了人文主义旗帜，但西方现代化却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从本质上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现代化。美籍德裔哲学家马尔库塞称之为“单向度的人”。战后，一些民族国家试图完全按照西化方式实现现代化，却遭遇到了滑铁卢。美国人类文化和社会心理学家英格尔斯认为，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这些国家及其人民缺乏现代化所需要的心理基础，尚未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变。这样，就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的问题。

在克服机械发展观弊端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按照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和目标来推进人的现代化。

人的全面发展要依靠社会的全面进步来实现。具体来说，必须坚持通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坚持通过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关系的全面和谐发展，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我们的现代化还要坚持创造更多优质的物质文化产品、生态产品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只有社会全面进步了，人的需要才能得到全面满足，人的利益才能得到全面实现，人的权益才能得到全面保障，人的素质和能力才能得到全面提升。

除了总量之外，人均财政教育经费支出、人均财政医疗卫生经费支出、人均财政文化经费支出、人均经济适用房竣工面积、人均社会保障经费等直接关系民生福祉的社会指标，是最能反应人的现代化程度的指标。这些方面恰好是我们的短板。今后，各级政府必须切实加大对民生福祉领域的投入，并逐渐退出竞争性领域，努力提高公共财政使用效率，坚持惠及全体。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是通过社会的全面繁荣和全面进步来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生态文明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