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今天我们来讲《乡土中国》又是非常重要的一章——《礼治秩序》，这一篇是对于此后《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的统治》和《名实的分离》的统率，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从“文字下乡”和“差序格局”两大模块进入了最后一个模块——“礼治秩序”。

我个人觉得《礼治秩序》是《乡土中国》全书最简单的一课，因为这一课对于中西对比这个论证方法用的比较少。

一、“人治”与“法治”

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说旧社会是“人治”，而如今的新时代是“法治”。

可是“法治”并不是是说依靠法律本身来维持社会秩序，它始终无法摆脱人的因素，法律的权威要想得到实施，都是需要人来执行的。因此，“法治”确切的说是“人依法而治”。世界四大法系中的“英美法系”就非常强调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他们非常重视“判例”。并且，当没有“判例”可循时，也可以由法官对“判例”做出新的解释或者开创“判例”。而在作为对罗马成文法的传承的“大陆法系”中，在司法审判时也仍然不能没有法官。这是在说，法治绝不能缺少人的因素。

那么如果说“人治”与“法治”是“二元对立”的非黑即白关系的话，“人治”就是“不依法律的统治”吗？可是，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需要什么东西来维持。那么“人治”是“依”什么来统治的呢？单纯地望文生义的话，仿佛是依据拥有权力的统治者的“一己之好恶”。可是，这样的社会真的存在吗？“好恶”自然无法预测，那么这个社会人们的相互行为、权利与义务也会发生混乱，社会就会动荡，那还谈得上是“治”吗？因此，这样的望文生义是绝对不可取的，“人治”与“法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或者说，维持所谓的“人治”社会的秩序的力量肯定不是字面意思上的“人”。“人”的背后代表着某种与“法理”相比具有不同性质的规范。

二、无法≠无治

乡土社会是一种“人治”的状态，但依旧可以使社会持续运转。就像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状态，其实就是一种“人治”。它是说社会秩序不需要外力的意志来干预，而仅凭人们的本能或良知就可以进行正常的运作。这就像是我们讲《（再论）文字下乡》的时候的道理，没有法理不必然推出没有治理的结论，因为“法理”只是能够治理社会的一种力量或规范，在法理之外，乡土社会中所谓“礼治”也是治理社会的力量或规范。

之前我们在讲“差序格局”的时候，我们说乡土社会是以各种“道德要素”来维护差序格局的，说它是“系维着私人的道德”的。新时代，我们在提到“法治”的时候，也往往会说“要涵养法治的道德底蕴”。“礼治”和“法治”不同，“法治”是由国家（或部落）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但“礼治”并不依靠外在且有形的力量来维持。它就像是鲁迅的《狂人日记》所谓的“从来如此”一样，让你觉得某种行为或事件是天经地义的、毋庸置疑的。

三、什么是“礼”——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费孝通先生认为“礼治”绝非文质彬彬，并不是《镜花缘》中君子国一样的社会。“礼”也并不总是文明慈善的，它也可以害人于无形之中。上面我说了，“礼”会让你觉得“从来如此”“天经地义”。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从来如此”“天经地义”是指向先进的方面的，那就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社会美德；但如果这样的“从来如此”“天经地义”是落后、腐朽的，那非但会产生危害，还会因为其“从来如此”“天经地义”的特性而难以铲除。比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就是被所谓的“礼教”所害死的。

那么，在讲“礼”是什么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先提一个人，就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以及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阿尔都塞（太帅了）

我们在政治课上常常把社会结构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上层建筑”又分为“观念性”的（艺术、教育、家庭、舆论等）和“实体性”的（政府、法庭、军队等）两种。意识形态就是要告诉你某个事物就是“从来如此”“天经地义”，是意义和观念的一般性生产过程。

我们在政治课上还会提到“国家机器”这个概念，它其实就是上文所谓的“实体性”的上层建筑。而“观念性”的上层建筑，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种“国家机器”是从思想层面维护社会秩序，是最高效也是最彻底的。以上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我们今天所谈的“礼治”，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你“失礼”的时候，他不但会让别人告诉你这样是“不合礼”的，还会让你自己发自内心地觉得你的所作所为是“不对、不合、不成”的，让你自己极为虔诚地从内心深处觉得自己违背了某种“从来如此”“天经地义”，一定是自己做错了。

费孝通先生给“礼”下的定义是：“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那么这里大家就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社会公认是否包不包括我的认可？

我们当然可以坚定、果断地说：“不——包——括——”毕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平等享有的自由意志。可是真的有这么简单吗？真的有那么多东西是完全顺遂于你的自由意志而不让你感到违心的吗？或者说得简单点，你头脑中的那些观念真的都是你自主、自觉地选择拥有的吗？这就有点难以回答了吧。

“建构性”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很多观念并不是我们自主选择而拥有的，而是社会通过各种手段“建构”给我们的。这其中包括舆论、广告、营销、媒体、话术，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要谈的“礼治”。我们无形中实则是接受了很多观念。被整个社会“建构”的观念是难以改变的，当你发现观念须要改变时，你其实是很整个社会在作斗争，这在鲁迅的《药》当中表达的很清楚。这也难怪当《天气之子》中的森岛帆高在选择阳菜时，几乎是站在让整个世界暴走的立场上了。

我只想要阳菜四、“传统”对“礼治”的维护

而在很多时候，“传统”对意识形态的建构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用福柯的话来讲，就是你的“知识结构”能影响你的观念与行为。“传统”即是维持“礼”的规范。

之前我在讲《文字下乡》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它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的经验的累积。人们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前人的“经验”，并以此服务当下的社会。

这其实就是一种“知识结构”，这些“经验”就像是属于乡土社会的“不证自明”的“公理”。此后你的一切观念、行为都要在这些“公理”之上推断出来。除非你可以直接实证这些公理是错的，否则一旦脱离公理，就是违背了传统、违背了公理。事实上，所有结论要想得出，必定是要基于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就像是你在那里证明“将军饮马”问题，你总不会闲到在那里证明“两点之间线段最短”这条“公理”吧。因此，我们往往会一百个放心地接受这些“公理”。然而事实上，我们不是只对“两点之间线段最短”的“公理”放心接受，也会对一些“别人都说”之类的“经验”“方法”不但放心接受，而且可能坚定地认为它们就是“公理”（认为不证自明，因此不会先证明其正确性再接受，而是直接接受）。此时，我们就可以说：你的观念被建构了。

我们说乡土社会是一个“定型”的社会、“变迁”很慢的社会、“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每天都是“今日如昨”的社会。于是，我们往往只需要继承“传统”，依照“传统”而“照办”，就可以解决很多生活问题。每个村子里总是会有那么几个“长老”级别的人物，你遇到什么难题了，就可以找“长老”学习“经验”“方法”，并不假思索地依葫芦画瓢地去执行。

我们为什么要有“传统”，就是因为我们为了让世世代代的人都能够更加方便地完成社会的任务。我们不是像“小白鼠”（见《（再论）文字下乡》）一样，迷宫的正确路线必须由自己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误后总结出来，而是可以一步一步踩着前辈的脚步，不需要有自己过多探索。前人能够走通，那今人一定也能走通，于是就到了不假思索的地步。其实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都抱有这样的想法，人的学习往往都是建立在权威与相信上的。我们没有去过“秦朝”，但我们都知道有“秦朝”，为什么？因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历史老师说有，于是我们就说有。你难道还会不断地质疑说“我们又没去过秦朝你怎么知道有秦朝？万一是司马迁在骗你”之类的话。再举一个例子，化学老师说“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你信了。你为什么会“相信”，不是因为你去找了一个扫描隧道显微镜去把整个世界都照了一遍通过“完全归纳法”发现世界果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小“球”构成的，而是世世代代的化学家或化学老师的“传统”使你“相信”老师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在学习时其实很难做到把每个方面都进行考究，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有一种“实用性”的心态。我们往往是在学“法”（方法，法则），而不是学“理”。设想一个能够完完全全考证自己所学的所学的知识的人真的存在吗？

乡土社会也有这样子的“心态”，子孙为了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所以不得不学习前辈的“经验”“传统”。可子孙们往往只是学习这种方法并且依葫芦画瓢跟着做，并不会多加思索考究“为什么”，更不会先去做些实验看看这样的方法是否真的好用。学了方法，马上运用，如果好用就啥事也没有了，如果不好用，那就继续向“传统”中寻找经验。当然，如果实在找不到，就会产生新的“经验”，新的“传统”。

这样的传统，不需要完完全全地了解它，只需要“照办”，就可以使生活得到保障，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灵验”。于是，人们对于“传统”就会产生一种“敬畏”感，那样就会更发地相信“传统”的“经验”了，更发的“依葫芦画瓢”了，更发的“不假思索”了。

这和现代社会是不同的，现代社会的法律有这么一句话：“法律一旦颁布必然滞后。”因为现代社会的是一个“浮士德式”的社会，重“激情”，社会是“不稳定”的，所以现代社会的一些规律、法则是会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以适应新形势的。因此，现代社会的“传统”处于一种不断地变动中，所以现代社会就相比“阿波罗式”的乡土社会更不注重“传统”。

我们常说的“老顽固”其实就是受到旧社会乡土社会那种“照搬”“照办”“依葫芦画瓢”“不假思索”的影响。

只是学习前人的方法并照搬运用，并且不加以思考并创造出自己的方法。这在“定型”的乡土社会尚且行得通，这是一种“实用性”的心理，能用就行，管他“为什么”，但在现代社会是不行的。就是还像我在讲解《乡土本色》时举的那个“有雨山戴帽，无雨山没腰”的例子一样：

我只需要知道“山戴帽”意味着回家收衣服，不需要知道是大气热力环流导致了“山戴帽”。

“传统”使乡土社会的人们形成了一种“从来如此”“天经地义”的心理，“礼治”是乡土社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人们是发自内心地觉得“礼”是“从来如此”的。这是在“教化”中形成的对“传统”的敬畏之感，是让你主动去“相信”、去“服从”的。当然，当现代社会冲击乡土社会的时候，鲁迅也就发出了这样的疑惑：“从来如此，便对吗？”乡土社会的定型被击破，发生了社会变迁。社会变迁快的社会不能以礼治来维持。

总之，在“传统”的维持下，“礼治”作为乡土社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成功的人们“主动地服于成规”。也正是因为“传统”是一般都是可信的，一旦环境改变，人们却惯性地相信“传统”，于是被“传统”给“欺骗”得更深了，成了许多乡村工作者口中的“愚”。

（修改于2023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