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险社会理论

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相对满足的时候，当我们的社会需要更高的生活质量的时候，规避风险就成为我们时代的中心政治议题。要解决社会风险，就必须对现代性进行积极的反思并寻求变革。贝克同时认为，要解决这些风险需要专门的知识，风险政治学就是关于是知识、专门技术和非专门技术的政治学，在风险讨论中，知识和专家的地位提升到了政治地位。当前我国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处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的矛盾聚集阶段，是社会和自然风险的高发期，而这些潜在社会和自然风险往往又很容易转化为各种现实社会危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利益纠结，社会发展中的突发安全事件，政治发展中腐败问题，以及大规模雾霾的蔓延，环境污染事件的频发等都是风险社会时代的重要表征，虽然我们还不能武断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但是，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根据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提前布局，建立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长效机制，以期能迅速化解风险，防范危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处于政府决策核心位置的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决策能力对政府的危机管理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故而，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探讨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决策能力是极为必要的。

二、风险社会的到来凸显了公共行

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不足作为新时期的公共行政领导者，它既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也是进行各种危机处理的关键人物，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关系着危机局势的发展变化。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处理能力，也就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在危机情境中的组织、协调、指挥、控制、决策等能力的综合体现，是其有效化解危机的根本前提和基础。而面对随时可能转化为社会危机的风险，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不足日益凸显。

1.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的预见能力不足。

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的重任，政府的决策质量的高低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而作为政府决策核心要素的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风险和危机预见能力则左右着政府决策质量的高低。而现阶段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在做出经济社会发展决策过程没有充分意识到风险社会的特征，对决策在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预见能力不足。近几年，因暴雨问题凸显的城市排水问题就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预见能力不足的明证。公共行政领导者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本应高瞻远瞩，尽可能预测未来可能的风险和危机，并为此建立相应的应急机制，充分预估未来遭遇灾难或危机后可能出现的瓶颈，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可能消除导致灾难的各种潜在因素。而由于制度和领导者自身能力的限制，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对决策风险和可能的危机预估不足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2.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的辨别能力差。

对于公共行政领导者来说，在风险和危机爆发之初有效的控制和消弭危机往往比挽回和处理危机更加重要。然而从当前我国风险防控和危机处理的经验中，我们不难发现部分公共行政领导者不具备对风险和危机的辨识能力，不能在危机爆发初期，就准确判断危机的性质，预见危机爆发的危害，从而对症下药，将危机化解在尚未造成危害之时。如松花江污染事件就凸显了地方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识别能力的欠缺。

3.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信息搜索能力比较弱。

赫伯特·西蒙曾指出：“在危机状态下：决策者事实上并不具备相关决策状况的所有信息；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决策者在有了相关决策状况的简单印象后就行动；决策者对的选择行为受所得信息的实质和先后顺序的影响。”从中不难看出，针对信息收集，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信息搜集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首先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即公共行政领导者面对情报部门收集来的有关风险和危机信息，难以分辨出信息的真伪、主次，不能透过信息的表层现象对风险和危机的本质有深层次的认识，从而引起判断失误，决策不力。其次，信息掌握不全面，当公共行政领导者面对不完全的信息时，难免不会影响到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决策能力的发挥，做出偏颇错误的决定。最后，信息搜集不及时，例如2008年南方低温冬雨灾害，由于我国气象局的天气预报系统具有滞后性，不能及时而准确地预计未来一周之后的天气状况，各交通部门之间互通信息不够等，导致公共行政领导者不能及时获取相关信息，无法估测到可能出现的情况。

4.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断能力不足。

当风险一旦转化为现实的危机时，危机决策是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断能力的重要考验，然而，许多领导者在危机决断时，果敢不足、优柔有余。尤其在面对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时，公共行政领导者往往失去判断力，不能灵活地应对复杂的环境当机立断做出最有效的决策。

5.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执行能力差。

有些公共行政领导者虽然对风险和危机有了清醒的认识，当机立断做出了合理的决策，但是在危机决策的执行环节，限于主客观条件，正确的决策没有执行到位，致使危机决策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

6.公共行政领导者对危机事件的追踪决策能力欠缺。

社会风险具有隐蔽性和潜在性，往往突然爆发酿成危机事件，而且其后续发展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危机决策是往往是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做出的紧急决策，有的时候是完善的、不合理的，公共行政领导者应对危机事件密切关注，及时调整政策，进行追踪决策。而有些公共行政领导者会忽视了对危机事件的追踪决策，导致危机事件不断蔓延，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三、造成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不足的原因

1.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意识淡薄。

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风险和危机意识是他们进行公共危机决策的基础，公共行政领导者应该预见潜在或现实的风险和危机，识别风险和危机爆发的征兆，并在爆发之初，预见风险和危机发展趋势，估测危机带来的后果，提前制定有力的预防措施，以控制危机的影响范围。现实中，由于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决策意识淡薄，而致使危机事件扩大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意识薄弱不仅会使危机扩大化而且会引发新的危机。面对危机爆发，公共行政领导者承受着心理和时间上的双重压力，他们不能在复杂的危机面前果断决策，从而延误危机处理的最佳时机。

2.公共行政领导者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公共行政领导者自身素质的高与低直接影响着他们决策能力的强弱。危机决策制定的特殊性，要求公共行政领导者具备较高的自身素质，使其能在短时间内做出适合危机事件处理的决策。这里我们将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公共行政领导者自身素质：首先，公共行政领导者心理素质不过硬。危机决策是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心理、能力、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多重考验，“在危机发生中，公共行政领导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心理承受能力的强弱是决定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本身能力的重要依据。”就当前的一些危机事件，我们不难看出有的公共行政领导者由于自身危机处理知识不足、心理素质过差，导致在危机突发之时，无法做出正确的危机决策，致使危机转化为灾难。更有甚者，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因为惧怕风险，在危机决策的关键时期，畏手畏脚，最终错失危机处理的良机，给社会带来巨大损失。其次，公共行政领导者的责任意识不强。责任重于泰山，责任意识是公共行政领导者成功进行危机决策的关键要素之一。所谓的领导，就是在享受特权的同时，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风险或危机来临时，有勇气站出来，单独扛起压力。在危机处理中，公共行政领导者在责任意识的驱使下，将自己的职、权、责联系起来，立足于社会民众的利益，履行自身的职责和使命。现实中很多危机事件是可以在初发期就加以控制，但是由于公共行政领导者或对存在的安全隐患麻木不仁，或对危机的爆发心存侥幸，或对潜在的危机敷衍塞责，导致危机事件不断发生。最后，知识水平有限。变化多端的危机事件要求公共行政领导者不断学习，不仅要具有管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还要掌握危机决策相关的知识。但是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由于缺乏危机意识或者极少接触类似危机事件，危机决策学习的意识不足，危机处理经验缺乏。另外我国缺乏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技能的专业培训等制度，造成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知识不足。

3.危机决策的信息搜集系统不健全。

无调查无发言权。信息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决策资源，更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依据。缺乏充足的信息资源，公共部门领导者的危机决策就容易出现偏差或错误。就我国而言，信息搜集系统存在以下缺陷：其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信息系统的技术设备较为落后，人员素质不高，造成信息系统的搜集力度不大，我国的电子政务、数据库资源共享平台等的建设都处于初级阶段，信息的搜集一直沿用传统的方式，同时信息系统的工作人员素质有待提高，这就造成我国信息资源不足，难以支撑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其二，我国官办的信息机构，除国家安全部门外，均实行分级管理制。在这种管理方式下，信息机构的独立性大打折扣，当信息搜集的工作触及政府或者某些领官员私人利益时，政府的自利性和官员的私利性便会凸显，一旦缺乏监管，政府和公共行政领导者极有可能对信息搜集进行人为干涉，甚至不惜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信息进行伪造、篡改，因而信息的真实性得不到保证。

4.决策的辅助机构作用不突出。

决策辅助机构是指由专家组成的辅助公共行政领导者决策的智囊团，它主要负责信息的搜集、处理、分析，方案的制定等工作，在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中发挥参谋咨询的作用。事实上决策者在利用专家智囊团时存在一定的误区和问题，具体为：一方面就公共行政领导者而言，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对智囊团的作用认识不足，或者过分依赖，将所有的工作全部交予智囊团，对其提出的方案全盘接受，将智囊团的作用过度扩大；或者咨询意识不强，公共行政领导者过分自信，误将智囊团当做秘书机构，弱化其真正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就智囊团本身而言，智囊团的专业素质有待提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究人员的知识水平，实际的工作能力较低。智囊团成员结构有待改善，研究人员的年龄、气质、经验、知识等结构不合理，部分研究人员还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事政策研究分析。而且，作为智囊团中的专家学者在辅助政府决策的过程中应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5.危机决策的法制环境不健全。

法律是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公平正义的基本准则，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逾越法律。处于非常态下的危机决策行为，需要法律为其提供正当性和合法性，然而现实中，我国危机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具体说来分为：其一，由于对公共行政领导者行使危机决策权力的过程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管，使得领导者危机决策权力的运用出现滥用或者缺失的现象。为了能快速解决危机事件，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危机决策的首要负责人，会在危机决策中迅速集聚权力，决策程序相对简化，以便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决策。这一过程中，领导者的危机决策极易侵害公民的利益。此外，部分领导者因怕担风险、担责任，而在危机决策的关键时刻，放弃决策权力，不履行自身的职责义务，导致危机发展为灾难。其次，现有的危机管理方面的法律体系存在很大的不足。部分现有的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不够，无论多么有威慑力的法律，如果不能得到落实，那么只能是一纸空谈。此外，部分法律法规太过分散、老旧，需要及时补充更新，以适应复杂的危机管理工作。

四、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建议

1.增强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风险和危机意识。

现实生活中，很多风险和危机爆发前都会有征兆，可是由于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意识淡薄，在危机初露端倪之时，不能及时发现，采取相应措施，致使危机酿成大祸，带来很多不必要的损失。这就要求进行危机决策的公共行政领导者，有较强的危机意识。一方面公共行政领导者树立“居安思危”、“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思想，在日常工作中，关注久积社会问题的变化，留心各类信息的传播，培养自身的风险和危机识别能力，将危机决策纳入日常决策中。另一方面，平时公共行政领导者要注意危机决策资源的积累，其中主要包括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和信息、智慧、经验等无形资产，这样有利于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做出。

2.提高公共行政领导者素质。

首先，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心理素质。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危机第一决策人，必须具备处惊不变、大胆果敢的心理品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公共行政领导者具有很强的克制力，压制内心的恐惧和焦虑，以沉稳冷静的方式，快速有序地应对危机。同时，面对非常规的危机决策，公共行政领导者要果敢善断，能准确地判断危机发展趋势，迅速获取相关信息，并从众多的备选方案中，准确地挑选出最佳的决策方案。其次，加强公共行政领导者的责任意识。在危机决策中，公共行政领导者要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履行职责，危难时刻不退缩，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想方设法化解公共危机。然而，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出发，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一个社会人，在危机关头的自利思想会影响其决策的正确性。因而，在公务员常规培训中，要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同时加强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处理过程的监督，对于玩忽职守、不履行职责的公共行政领导者加以惩处，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最后，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知识水平。一方面要加强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教育，即组织公共行政领导者定期进行必要的危机决策知识、经验和技能的学习交流活动，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的知识储备，加深公共行政领导者对危机决策的认识，避免公共行政领导者因知识的缺乏而束手无策。另一方面进行必要的危机演练，即进行公共危机模拟训练，展现危机爆发的情景，这种方式既丰富了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经验，又有利于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提升。

3.完善信息系统，提高信息获取能力。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日常决策中，公共行政领导者不可能搜集到所有的信息，尤其在情况紧急的危机关头，公共行政领导者更加不可能获取足够的信息用以决策。因此，在危机决策中，利用有限的条件尽可能多的搜集与危机相关的信息，就显得及其重要。一方面要利用新型的科技手段，提高信息搜集工作的质和量，一改原来不科学的搜集方式利用互联网、大众传媒等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的信息传播渠道，获取更充足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改变原有的信息机构的管理体制，变分级式管理为纵向条式管理，建立一个直接隶属于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信息系统，广泛搜集各种社会信息。

4.发挥决策辅助机构的作用。

从公共行政领导者方面而言，要彻底改变对智囊团作用的认识，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纷繁多出的危机事件，公共行政领导者要积极利用好智囊团的优势，在决策制定中真正发挥智囊团的参谋咨询作用，这就要求公共行政领导者，重新定义智囊团在危机决策中的辅助作用，促使其发挥最大的价值。从智囊团自身来讲，国家要从硬件和软件上支持专家智囊团的发展，软件方面完善智囊团的人员结构，老壮青三者结合，提升研究人员的素质，同时发展和吸纳复合型、综合性的人才；硬件方面，扶持非政府智囊团，为他们提供资金援助。

5.健全危机决策的法制环境。

健全的法制环境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形势危急决策权力的外在保障条件。为此，应加强对领导者危机决策权力使用的监督，健全和完善公务员引咎辞职和行政问责等制度，将危机决策与领导者自身利益联系到一起，增强领导者危机决策的责任感，确保决策权力用于为人民谋利益。同时，加强危机管理方面的立法，进一步完善危机管理相关法律系统，为领导者危机决策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让领导者危机决策权力的行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