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母系社会”（以母权、女性社会地位高、生产和家庭组织以女性维系等为特征，但也可能不同时具备）的问题的确曾经有长期的争论，但是这篇文章的问题在于它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比如，过去教科书里面直接肯定中国原始社会“母系社会”的普遍性，后来学术界有若干异议（比如严文明），这种异议也的确并未反映到教科书中。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异议也并没有在学术界推翻原有的结论，只是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而已。而这篇文章则直接完全否定了“母系社会”及其相关理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还闪现着若干有私活嫌疑的东西。再者，其中对于民族学和动物行为学资料的取用也有颇缺失。比如文中着重谈到黑猩猩的社会形态，却有意回避与黑猩猩系出同源的倭黑猩猩的社会形态。

实际上，人类和许多群居动物的社会形态是复杂而可变的，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都未必是进化到了“人”的阶段才有的社会组织形态。具体是怎么决定的可能跟具体环境有很大关系。

以那文中的例子来说，在灵长类动物中，与人类关系最为接近的有两种：黑猩猩（生活于刚果河以北）和倭黑猩猩（生活于刚果河以南）。它们的基因非常接近，与人类基因的关系远近也差不多。但是他们最主要的差别，是社会组织形态。黑猩猩是“父系社会”，群体中有雄性首领，通过斗争产生。黑猩猩好斗，不同群体之间也经常相互打斗。还曾经有人拍到过黑猩猩群之间的“战争”行为，几只黑猩猩为了争夺领地和食物合力将其他群体的黑猩猩围殴致死。而倭黑猩猩则是“母系社会”，带领群体的是温和的年长母黑猩猩，群体中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群体之间的关系都非常融洽。而最有特色的，是倭黑猩猩将性行为作为一种“社交手段”，母的倭黑猩猩经常通过与不同的雄性发生性行为而“进行交流”（比如化解矛盾，得到食物等）。

而具体去考究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这种差别，有一种理论认为，是刚果河的形成造成了它们生存于不同的生活环境，进而导致不同行为的产生的。具体来说，在刚果河形成之前，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没有差别。它们的原始群体与大猩猩生活在一起，有生存竞争。后来刚果河形成，将原始的猩猩种群分为了河南和河北两群，而气候变化又导致了刚果河以南的大猩猩灭绝了（今天大猩猩只存在于刚果河以北）。这样，生活于河北的种群需要与大猩猩竞争，因而自然选择的群体是好斗的，富于攻击性的；而河南的种群不需要与大猩猩竞争，食物也相对充足，因而就形成了较为和平的生活方式。

再来看人类社会，以中原的新石器时代为例。现有考古证据显示，在公元前3500左右以前，中原地区基本是处于平等的社会阶段（典型的可以看半坡类型诸遗址，比如姜寨、半坡），其中也有一些可能表明母系社会的迹象，聚落群体组织以胞族、氏族为核心。前3500年处于仰韶文化时代，中原地区比这更早的是裴李岗和老官台文化，也都有这种特征。这些特征“最初”是怎么形成的，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它怎么也要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去了，现有这方面的考古资料还很缺乏。而前3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中原地区人口密度不大，聚落之间的竞争不激烈。这时，如何应对严酷的自然环境才是主要矛盾。

而到了前3500年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的后期，明显的开始进入父权社会形态。然后在之后的广义龙山时代（约前3000年到越前2000年）得以确立。而与之伴生的，是聚落内部开始出现社会分层（阶级的出现，随葬品多寡不均，居住遗址大小有别），聚落之间的竞争开始加剧（城墙的出现，战争行为的频繁）等等。

所以说，总结起来，人类社会（也可能可以上溯到类人猿的时代）的组织形态是根据具体的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具体是哪种社会形态，要看具体环境而定。但是，至少在东亚的新石器时代，父权社会恐怕的确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的出现也很有可能与私有制的普及，以及其他文明特征的出现相伴随，这应该不是偶然的现象。而在父权社会出现之前，新石器时代前中期诸聚落所表现的的确是较为平等的社会形态。至于这种社会形态是否是母系社会，学界曾经有长期的争论。现在直接争论这个问题的少了，但那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重要了，或者已经解决了，而正相反它正在往更深入的层次进展，这体现在这些年以聚落为核心的研究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