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体是历史过程的能动性根源,是任何历史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和灵魂。认为历史是人自身的历史,是由人自己创造的历史,因而认为“现实的人就是历史主体”的科学观点,不仅是马克思在对前人理论批判的基础上的科学总结,而且也是马克思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因此,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历史主体与现实的人的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现实的人是历史的真正主体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在与工人、农民的实际交往中,在经济学与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中,在对前人哲学思想的批判继承中,实现历史主体观的突破的。全部现实生活深深地告诉他,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只有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由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做出如下全新结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p84),是在实践基础上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双重发展过程。而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既是“生活在社会、世界和自然界中有眼睛、耳朵等等的属人的主体”[1](p131),也是“可以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之主体的自为的存在”[1](p76)。因此,“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2](p22),“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3](p118),既是“劳动的(进行生产的)主体(或再生产自身的主体)”[2](p96),也是“社会联系的主体”[2](p31)。离开了这一主体就不可能理解历史,马克思历史观的奠基正是由此开始的。

事实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即实现了对唯心主义主体观的超越。在这一天才的著作中,马克思系统地批判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鲍威尔、施特劳斯的历史唯心主义,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历史主体理论,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一方面赋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是作为禀赋和能力,作为情欲在人身上存在的;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他的情欲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在他之外存在着的。人靠自然界来生活,因此,人又是有所需求的存在物[1](pp120~121)。这种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构成了人之为人的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的存在物”。个人的思想和实践不能离开社会而孤立进行,社会的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的性质。正像社会本身创造了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人的活动及其成果的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具有社会的性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才成为人的属人的存在[1](pp75~76)。因此,任何个体不仅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而且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从孤立个人出发是不能理解历史的。

第三方面,由于任何个体都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因此,真正的历史主体必然是个体性与整体性(群体性)的统一。也就是说,任何个人的能力(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任何个人的活动和享受,都是以整个人类的发展为背景的。既要反对仅仅把孤立的个体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本主义历史观,又要反对简单地把社会作为抽象的主体与个体相对立。马克思特别强调指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作为抽象物同个人对立起来”,“如果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和现实的、单个社会存在物,那么,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可以被思考和感知的社会之主体的自为存在。”[1](p76)

因此,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必然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是个体性与群体性的统一,离开了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历史主体。黑格尔从绝对观念出发,“把人的自我意识等同起来”[1](p129),其结果也就造成了虚幻的主体,“人被看成非对象的、唯灵论的存在物”[1](p117)。黑格尔的主体,“就是神,就是绝对精神,就是自己知道自己并且自己实现自己的理念。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成为这个潜在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宾词、象征。因此,主词和宾词之间的关系是绝对地颠倒的:这就是神秘的主体—客体,或包摄客体的主体性”[1](p129)。黑格尔的要害正在于此。1845年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主体观的超越。其根本的一点,就是提出了实践原则:“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4](p54)尽管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4](p56)。因此,虽然费尔巴哈主张“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做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5](p184),但是由于他直观的旧唯物主义眼界,始终不能认识劳动、实践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4](p78)其关键的一点就是费尔巴哈不能能动地说明人类历史。正是在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的超越中,马克思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

二、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

为了揭示人类历史的秘密,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既不能是实体性自然(古代自然哲学),也不能是神秘的上帝(中世纪神学);既不能是抽象的感性人(近代法国唯物主义),也不能是抽象的理性人(欧洲近代理性主义);既不能是脱离人的绝对精神(黑格尔),也不能是脱离实践的感性直观对象(费尔巴哈),而必须是处于一定社会联系之中、有思想、有需求、实践着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唯物主义的人“这种观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因此,“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像的主体的想像活动”[4](p73)。因此,起点之争,本质上是思想体系之争。思想体系不同,它的起点也必然不同,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蕴含着对前人的超越和继承,马克思的思想是对人类思想史和实践史的高度总结。

20世纪80年代,我国理论界曾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展开过热烈的争论,不少人从唯物主义要求出发,提出从“现实的人”出发是唯心主义的,因为从人出发也就包含着从人的思想出发,从人的欲望出发。他们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必须从客体、物、自然界出发;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是由劳动创造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必须从劳动、生产、实践出发;第三种观点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必须从社会关系或生产关系出发。这些观点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没有反映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本意,即作为唯物史观的出发点的感性活动。

从自然出发虽然较好地处理了唯物史观的唯物主义前提,但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人之外,而在人之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pp118~119)因此离开了人,把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或根据放在人之外,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只能是唯心主义的。

把劳动、生产、实践作为唯物史观的根本出发点,这虽然抓住了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但是它还不是全部,也不是唯一的终极原因,因为离开了人的存在,离开了人的生存与需求,我们很难回答劳动的起因是什么?劳动为什么会不断地扩大?在马克思看来,“人体、需要、劳动”[4](p79)三者是不可分的,“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是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制约的”[4](p81)。至于劳动,马克思也明确指出,这“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4](p67)。因此,离开了人的存在和需要,我们就不能深刻地揭示历史发展的能动根源。这也正是马克思批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者看成生产力,看成“没有七情六欲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1](p88)的根本原因。

从社会关系出发,这固然抓住了人之为人的又一根本属性,但是关系是人的关系,离开了人的存在,离开了人的生产,这种关系充其量只具有费尔巴哈“社会关系”的性质,这种抽象研究也是马克思所反对的。

在马克思看来,构成历史哲学逻辑起点的不是人的某一种属性,而是“现实的人”本身。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详细地论述了自己的这一观点。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4](p67)。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pp78~79)。这是历史的“世俗基础”。“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4](p79)

“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4](p79)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不仅包含劳动,而且包含需要的满足和新的需要的产生,而新的需要则是新的历史活动的内在动因。

此外,马克思又强调了第三点:“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4](p80)也就是说,一开始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除了物质生产和物质需要,还有人的自身再生产和人的自身再生产需要,这是人们最初的活动和最初的社会关系。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从方法论上认为:“不应该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该看作是三个方面,……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4](p80)因此,任何割裂三者关系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而要完整地概括出这三个方面,就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把人看作是进行两种生产、具有两种需求、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真正构成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这也是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从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角度论述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历史活动,论述人类历史的自然历史起源的根本思路和方法。

总之,现实的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只有现实的人才是唯物、能动、辩证地说明历史和改造世界的唯一根据,也就是唯物史观必须以人为本、从人出发的原因。

三、现实的人和人类历史的三大自然前提

承认现实的人是历史过程的主体,承认现实的人是历史发展的唯一能动性根据,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展开整个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是否就贬低了自然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结论是否定的。

关于自然的看法目前有两种主要的倾向:一种倾向认为,既然人类只是自然史的继续,那么解释人类史的主要依据就应该是自然,是自然存在和自然规律,人类史只不过是自然史的延续。在马克思之前,一切旧唯物主义都有这种倾向,正像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时指出的: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类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下的自然界”[6](p369)。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也有这种倾向,因为它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因而人类历史的规律本质上还是自然规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之所以忽视对人的本性、人的本质、人的行为规律的研究,可能与这一认识有很大的关系。

另一种倾向则夸大自然的人化因素,进而否定自然界的客观存在。例如,富于独创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就曾断言:“自然是社会的范畴。就是说,在任何特定社会发展阶段上不管把什么当作自然的,这样的自然总是和人相联系的,不管人与自然相连接采取什么形式(即自然是形式),自然的内容、范围和客观性总是被社会制约的。”[7]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克谢洛斯在《马克思是技术思想家》中则进一步把这种观点推向极端,不仅认为自然的形式、内容、范围和对象为社会所制约,而且彻底否定了自然界先于人的存在和相对于人的独立运动。他认为自然之所以是一个社会范畴,是因为自然界仅仅是为了人并且是通过人才存在着的,所以自然界没有任何独立的运动,没有辩证的或非辩证的运动,也没有自然界的运动和物质的运动。其结果,只能使唯物史观失掉唯物主义的基础。

在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既反对离开人的自然,也反对离开自然的人,而是以实践为基础建立两者的正确关系,任何离开实践谈论两者关系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但是在历史发展能动性基点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强调的是人,而不是自然。

如前所述,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强调过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的关系”,并从方法论上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4](p67)显然,要正确地说明历史,既不能离开自然,也不能离开人的活动,而实际上,除了外部自然以外,人首先就是一个自然存在物,人之所以有历史,也首先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决定的。因此,离开人的自然和离开自然的人,从历史方法论上说,都是错误的。

到《资本论》创作时期,马克思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备的三大自然前提理论,从而使唯物史观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创造历史之前,有下列三大前提不是人创造的,而是自然的产物。

首先,自然界是人类创造历史的第一个自然前提。“正像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存在一样,他劳动的第一个客观的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他本身不仅是有机体,而且还是这种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这种条件不是他的产物,而是预先存在的,作为在他之外的自然存在,是他的前提。”[2](p487)具体地讲,土地最初是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作,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而作为劳动对象,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过程提供活动场所。因此,人类创造历史的第一个自然前提或条件是外部自然界的存在,这种条件不是他的产物,而是预先存在的,没有它就没有历史。

其次,人的自然存在是人创造历史的第二个自然前提。人类史自自然始,因此,除了生产劳动的客观条件外,还有主体的条件,即人的自然存在,或有生命的个体存在。这种有生命的个体,同样不是人自己创造的,而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因此,对于人来说,“生产的原始条件表现为自然前提,即生产者生存的自然条件,正如他的活的躯体一样,尽管他再生产并发展这种躯体,但最初不是由他本身创造的,而是他本身的前提。被他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存在的自然条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质:a.是主体的自然;b.是客体的自然”[2](p487)。显然,正是人的这种自然存在,才使人有可能上升为人。

最后,原始人群共同体的存在是人创造历史的第三个自然前提。除了前述两个可理解的自然前提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手稿中进一步强调了不为早期充分重视的人类历史的第三个自然前提——原始人群共同体:“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或者也可以说群体,是人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和占有再生产这种生活自身并使之物化的劳动(牧人、猎人、农人等的活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2](p472)没有这一前提,人类个体的生命就得不到保障,也就谈不上实现人类劳动的客体化,更谈不上创造人类最伟大的生产力———集体力。从历史上看,“最初的动物状态一终止,人对他周围的自然界的所有权,就总是事先通过他作为公社、家庭、氏族等等的成员的存在,通过他与其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他和自然界的关系)间接地表现出来”[8](p417)。他的财产,即他把生产的自然前提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他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要以他本身是共同体的天然成员为媒介。没有这种媒介,就没有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马克思正是从未来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原始人群关系的。也就是说,孤立的个体不可能成为历史过程的主体。总之,原始自然、原始自然人、原始自然人群共同体,是人类创造历史的三大自然前提,没有这三大自然前提,就没有人类历史。马克思并不是离开自然谈人类历史的,相反认为它们始终是人类历史的自然基础,一切试图离开自然谈人类历史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其中自然包括阿克谢洛斯的观点。

但是,马克思并不是以此为限,把自然作为历史发展的唯一基础和根据,而是从人的实践出发,把自然作为人类实践的前提和条件。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由于人类的实践,三大自然前提就逐渐转变为三大历史前提:原始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原始人转变为社会实践中的人,原始人群共同体转变为人类社会。马克思认为,三大自然前提,如果离开了人类实践,对于人类历史就毫无意义:“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就是无。”[6](p178)“人们先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起先是自然形成的基础,然后是历史前提———从事劳动的。可是到后来,这个基础或前提本身就被扬弃,或者说成为对于不断前进的人群的发展来说,过于狭隘的、正在消灭的前提。”[2](p497)因此,否定自然前提是错误的,同样停留于自然前提也是错误的,他们同费尔巴哈一样,没有看到由于人类的实践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

四、现实的人对于理解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当代意义

历史本质上是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双重发展过程,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人和客体自然的双重发展过程。因此对于人类历史而言,自然前提和历史前提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不同的。由于历史上每一代人所遇到的“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4](p92),本质上都是人们实践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同时又成为影响人下一步行为的最重要前提。因此,只有立足于人的实践和人的实践的结果才能正确理解人类史,相反,从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而言,停留于自然前提是错误的。正如马克思在谈到资本时所指出的:“资本成为资本的过程,或者说,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出现之前的发展过程,和资本在这个过程中的实现,在这里是属于历史上的两个不同的时期。”[8](p546)“一旦资本成为资本,它就会创造它自己的前提,即不通过交换而通过它本身的生产过程来占有创造新价值的现实条件。……资本不再从自己的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9](p163)

历史也是这样。虽然第一批原始人是自己的产物,但是,一旦人成为人,他就从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前提,正像马克思所说:“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8](p545)历史正是由此而发展起来,每一代人都在前一代人实践的基础上往前发展,实践构成社会生活的最重要基础,这是理解马克思历史哲学逻辑起点的关键。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能真正确立劳动、实践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由于人本质上还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因此自然因素、自然规律始终影响并决定着人的行为。但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起最大作用的不是自然,而是人自身,是人自己的活动,是人自己的创造物,是人自己的实践,是人创造的历史因素。因此,历史既不表现为单纯的自然过程,也不表现为单纯的历史过程,而是表现为自然历史过程,但主要是实践基础上的历史过程。由于实践对于人类史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第一个基本观点,而构成实践主体的则是现实的人。这是马克思历史哲学必须从人出发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历史哲学逻辑起点的确立,不仅为正确理解历史过程主体和主体性,划清了在主体问题上与自然主义历史观、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宗教神本主义历史观的原则区别,而且为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整体结构奠定了基础和开辟了道路。

既然历史是人创造的,而现实的人又是能动地说明和解释历史的基础和根据,因此作为对唯物史观思想体系的最基础要求,就是必须研究现实的人,包括他们的心理、他们的需求、他们的交往、他们的关系、他们的本性和他们的活动规律,总之要研究影响人的一切因素,并把他们作为一切存在中最基本的存在进行研究。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一般从生产方式出发,因此在它的展开中是不讨论人的,它一般强调社会而忽视个体,强调生产而忽视需要,强调国家而忽视人群共同体,强调社会意识形态而忽视社会心理和个体心理,强调社会发展规律而忽视个体行为规律,强调物质生产而忽视人类自身再生产,强调人的阶级性而忽视对人的本性和本质的研究,其结果也就造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片面性。因为离开了需要,就无所谓生产,离开了个体就无所谓社会,离开了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就无所谓社会意识形态,离开了个体行为规律就无所谓社会发展规律,因此,要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这是把握马克思历史哲学逻辑起点在当代的第一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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