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汉初社会背景下所呈现出的士人精神 作者北方民族大学支晓亮 秦王朝的暴政被推翻后,经过长达八年的楚汉战争,建立了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的汉王朝。由于经过长期长期的战乱,汉初社会破败不堪,经济遭受极大破坏,整个国家急需百废待兴,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统治者一方面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广泛招贤纳士,为国家管理和维护新政权搜罗人才。广大士人对这个刚刚建立大一统王朝,也是充满极大的期待,虽然汉初士人经历秦的暴政,遭焚书坑儒之害,但他们忧国忧民的心理意识则是普遍共有的。他们仍抱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自觉意识和实现理想与价值的强烈愿望,积极投身于汉初大一统帝国政治活动之中,试图在汉初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以实现儒士们向往的理想政治和良好的人文秩序。在汉初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广大士人们也呈现出他们身上所特有的一些精神。 一、汉初国家面临的问题和采取的措施 楚汉战争长达八年的战乱,汉初社会残破不堪,人民大量死伤流亡,“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数十二三。”社会财富极端匾乏,“自天子不能具韵驯,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投机商人囤积居奇,致使“物踊腾集,米至百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①面对这些问题,汉初统治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采取措施着手进行改变。 (一)恢复经济 人口和土地问题始终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主要问题。秦末连年的战乱使广大百姓流离失所,土地大量荒芜,所以首要问题就是让人民有自己的土地,才能稳定社会。汉高祖刘邦曾下诏“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答辱。”让那些在战争中流离失所人回归家乡和土地上,恢复他们原来的爵位和田地。另外,刘邦下令开放秦皇室的宫苑田园,让广大人民在这些土地上进行耕作,因而许多无爵无田的流亡农民可获得土地。为了人口的快速增加,高祖七年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即免除两年的摇役,这样有利于战后人口繁衍,以逐步增加农业劳动力。汉高祖通过各种方式充实了农村劳动力,基本上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同时也减轻了农民的赋役负担,让农民有更多的精力从事生产,对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稳定社会 秩序,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稳定政治、安定边疆 在楚汉战争中,项羽之所以能够被刘邦所战败,建立汉王朝,是因为在刘邦身边有一批杰出的士人。可以说是这些士人帮助刘邦打下了天下,刘邦也曾说过: “夫运筹帷幢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晌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 ②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争取同盟军,笼络有实力的将领,共同消灭项羽,分封诸侯王。汉王朝建立后,有感于诸侯王的存在将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严重障碍,于是想方设法削夺他们的兵权,直至剪除这些异姓诸侯王,同时又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还规定“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形成“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刘邦为了维护统一,稳定政治局面,采取一切方法。 汉初边患不断,而边疆的威胁主要来源于北方的匈奴,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秦朝时迁往边疆的人民也纷纷逃回中原地区。边疆的匈奴也趁机将势力范围恢复到河套地区,刘邦遭遇匈奴白登上之围后,开始认识到在国家刚刚建立的初期,社会衰败,人民贫穷的状况下,通过战争的办法彻底解决与匈奴的关系是不现实的。鉴于此,统治者采取“和亲”政策。缓和了同匈奴的矛盾,这样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 (三)文化调整 秦朝以法家的“倾邻国”、“雄诸侯”、“兼并战国”,统一了天下,建立了秦帝国,也因法家的“专任刑法”、“残暴不忍、横征暴敛、穷奢极欲而骤亡”,“举措暴众,而用刑太众”而灭亡。

推翻秦朝之后,又楚汉相争,兵连祸结,人民遭受涂炭,饱尝流离之苦。这就给汉朝统治者一个有力的警醒。汉初面临的是经济凋敝、人口减少、土地荒芜,政权不稳定等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问题,而道家“黄老之学”的“文武兼备”、“刑德并用”、“与民休息’,、“轻摇薄赋”的思想有利于汉初的经济恢复和政治稳定,于是“黄老之学”成为汉初统治者的指导思想。 二、汉初社会背景下士人呈现的精神 秦末许多士人加入反秦的潮流中去,献言献策,对刚刚建立的汉王朝,满怀壮志,但面对“黄老之学”的被重用,“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初定,公卿皆军吏”,形成“布衣卿相之举”。士人阶层多不被重用,天下安定,论功行赏,刘邦谓:“何为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③面对这一现实状况,士人们并没有甘于默默无闻,忍受现状,而是积极进取,怀着一颗积极用世的心态参与新政权的建设, 在这一过程中,在他们身上也体现出了汉初士人所特有的一些精神。 (一)用世精神 士人一方面对实现“治平”理想和价值充满深切期盼,另一面对旧秩序的憎恨而生发出对初新政权的认同并对之寄予了美好愿望。带着对新政权的无限憧憬,纷纷投身于政治,为新的大一统政权构思王者盛世的理想政治蓝图。尽管汉初的刘氏王朝不重用儒士,但儒士并没有放弃,仍积极用世。

汉政权也积极吸引士人参与政权。例如,曹参任齐相时,向长老儒生问治国之术。“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当时儒士们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迫切在新的政权结构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政治作用。他们认为“学以居位曰士”,“圣人不空出,贤者不虚生”。他们极力称颂入世进取,表现出很强烈的用世精神。许悼云先生在他的《秦汉知识分子》一文中将汉代知识分子分为政治性、理想型、批评性、反抗型、隐逸型、地方领袖六种类型。第一类构成了汉初士人的主要部分。许悼云先生说:“最早出现的政治性角色,是叔孙通这一类人物,以其知识的实用价值为政治权威服务,此种人物可称为政治权威的依附者。包括叔孙通之流,明礼仪和掌故的诸生,也包括明律法政令的文吏在内。陆贾在汉高祖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由于具有出色的外交才能,时常跟随刘邦,“居左右,常使诸侯”,常称《诗》、《书》,并针对刘邦所持的“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④的鄙薄,轻视儒学的态度,针锋相对的提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兼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邦面露惭色,乃谓诸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乃古今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

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⑤叔孙通本为秦待诏博士,秦末为项羽部属,后投归刘邦,“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⑥面对这样一种群臣无礼,皇帝不像皇帝,大臣不像大臣的情形,高帝极其的不满。叔孙通趁机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通过叔孙通的建议,刘邦也开始意识到,必须制定相应的礼仪制度,树立起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表现在叔孙通身上这种积极参与政治的活动,体现了当时的儒士们对汉初新政权的认同并对之寄予了美好的愿望,带着对新政权的无限憧憬,纷纷用世于政治,也是他们强烈的用世进取精神的体现。 (二)“士志于道”精神 在专制集权下,面对强大的“势”,汉初士人还是能够考虑到“道”的尊严。贾谊说:“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贤人不举而不肖人不去,此君无道也,故政 谓此国无君也。”⑦他们认为“正其行而不苟合于世”,应该保持“壹其道而定其操”,应“握道而治,据德而立”。陆贾也说:“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为苟容,虽无功于世,而名足称也;虽言不用于国家,而举措之言可法也。

”⑧在政治的基本原则上,陆贾坚持“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要求士人“壹其道而定其操”。贾山也说过:“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则不用而身居,不切直则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闻,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 这体现了汉初士人道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的复兴,除在言论上直于“道”,在行为上也如此。周昌敢于面称汉高祖为“陛下即梁封之主也。”汉高祖欲废长立幼,周昌闻此事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冯唐勇于指责文帝:“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并直言“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他们认为“正其行而不苟合于世”,应该保持“壹其道而定其操”,应“握道而治,据德而立”。无论是在言论上还是在行为上,汉初士人都能够坚持“士之于道”的精神,通过自身的行动维护道。 (三)批判精神 士人身上表现的几种精神之外,汉初的士人们也不纷纷著书立说,批判秦王朝的政治,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批判秦王朝政治过失的思潮,批判精神因此再次闪现。“人人争言秦汉间事”,探讨秦二世灭亡之教训,总结古今成败规律,主要的是以陆贾、贾谊、贾山为代表。贾山以为秦所以亡的原因是“赋敛重数,百姓任罢,储衣半道,群盗满山”,“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

”陆贾在总结秦亡教训并为汉家王朝制订了长治久安之术时,明确指出,为不重蹈秦亡之覆辙,必须“去事之戒”作为“来事之师”,“行仁义而轻刑罚”,“闭利门”而尚德义,“锄馁臣”而求“贤王”。他认为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是“极武”和“尚刑”。要“得之于民”,就必须“法先圣”而“行仁义”。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二是横政暴敛,“骄奢淫逸”。秦始皇与秦二世“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以极耳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结果弄得“瘦百姓之力”,而遭到天下人的反抗,导致国破家亡。原因之三是不知选贤任能,而是重用奸臣。以赵高、李斯为辅佐之人,在位君主应“仁者在位而仁义来,义士在朝而义士到”。陆贾在总结秦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是为汉初统治者提供借鉴的。贾谊以清醒的历史意识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贾谊认为秦朝灭亡是“仁义不施”,要使汉朝长治久安不至于重蹈秦王的覆辙,就“施仁义”,行仁政,其主要内容为“爱民”,“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只有“与民同福”,“与民为财”,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反之,如果像秦王朝那样,“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之书而酷刑法,其结果只能落得个“身死 人手,而为天下笑”的下场。

贾谊深刻批判,反思秦王朝覆辙。从他们身上,体现了当时士人们高昂的批判精神,虽入朝为官,纳入其体制之中,仍不失为士人的风范。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2]陆贾. 新语[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3]班固. 汉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 李军.士权与君权[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许淖云.秦汉知识分子[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0 [6]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7]余迎春.秦汉士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9]沈长云.崛起的士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10]李禹阶.汉初儒士的群体认同与价值取向探析[J]重庆师院学报[11马亮宽.略论汉初的士大夫[J].东岳论丛 [12]夏增民.汉初士人的精神历程[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