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表征理论 (social representation theory) 早由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塞尔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正式提出, 他试图超越北美社会心理学过于强调个体主义的研究范式, 增加社会与历史的研究框架, 从而整合社会心理学研究中 社会文化与个人心理的研究层面。1961 年, 莫斯 科维奇在他的著作《精神分析：意象与公众》（La Psychanalyses: son image et son public) 中首次提出了社会表征的概念。继此之后, 关于社会表征理 论的研究不断问世, 尤其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 以社会表征理论为研究主题的英文版著作和文章的大量出版(Breakwell and Canter, 1979; Deaux and Philogène, 2001; Duveen, 2001; Farr and Moscovici, 1984; Moscovici, 1981, 1982, 1984, 1988, 2001; Mugny and Carugati, 1989), 折起了整个社会心理学界对这一理论的广泛探讨与运用(Duveen, 2000; Joffe, 2003; Howarth, 2006; Rateau et al., 2012)。

社会表征理论的核心内容

每个人都会通过特定的方式理解其所生存的社会环境, 为了能够赋予外界环 境以特定的意义, 我们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再现 (represent) 外部世界, 所有存在于个体头脑中的人、事、物都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再现, 即表征 (representation) (Moscovici, 1988)。

个体的表征会受到其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影响, 个体在与外部环境的不断互动中, 形成了基于特定社会群体的表征, 这种某一社会群体所共享的观念、意识以及知识和实践系统被莫斯科维奇定义为社会表征 (social representation) (Moscovici, 1988)。但与个体主义心理学观点不同的是, 莫斯科维奇强调, 这种群体共享的思想形态由社会产生, 并由社会的沟通而形成 “共同意识” (common consciousness) 的一部分。它兼有两种功能:

其一是为个体在特定 社会群体中的生活提供社会准则和社会秩序;

其二是提供可以用来对外部世界与个体、群体进行明确分类的符号, 从而促进人际沟通的实现。

莫斯科维奇对社会表征的观点来源于涂尔干的集体表征思想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Durkheim, 1912), 但相对于集体表征的复合性与静态性, 莫斯科维奇更为强调社会表征在现代社会中所表现出的动态性与多样性。

在莫斯科维奇看来, 社会表征的出现并不以整个社会为单位, 而是不同社会群体互动过程的产物。因此, 同一个社会中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群体类型的社会表征。同时, 他更加关注社会表征产生过程中的互动和规范化过程, 即不同群体的社会表征是如何产生的。

在后期的理论发展进程中, 社会表征理论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研究问题:

第 一, 社会发生的问题(socialgenetic)。

事实上, 从莫斯科维奇建立社会表征理论 起, 他就力图探索社会表征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当然, 由于社会表征理论是建立 在社会文化框架下的社会心理学理论, 因此社会表征理论倡导个体心理发生于社 会性因素, 这与传统的个体发生观点存在明显的区别。社会表征理论进一步提出 了产生社会表征的两种机制：针定(anchoring) 和具体化 (objectification).

针定是指将我们感兴趣的、异质性的和不熟悉的事物纳人我们已有的表征分类系统， 转化为自身所熟悉的模式并使之规范化。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同一事物可能产生不 同的解释, 因而同一事物可能在不同群体中形成不同的表征, 这也为不同群体之 间的沟通与互动创造了可能。

具体化则是指在互动和规范化的过程中, 将抽象的事物通过具体化的事物进行重构, 使抽象和模糊的事物变得具体。例如, 我们将 上帝和父亲联系起来, 使原本不可见的上帝在我们的头脑中变成了具体的人。社会表征作为动态的过程, 将原本新奇和不熟悉的事物通过针定归类于熟悉的分类 系统之中, 再通过具体化将相应的产物转化为客观的社会共识实体。

在莫斯科维奇看来, 社会表征并不仅仅是指一种特定的结构, 它也能够为社 会群体提供可以相互沟通与理解的常识理论 (common-sense theories)。人们通过 沟通与互动, 逐渐调整自已的个体内在表征, 从事符合社会规范所要求的行为, 在这个过程中, 社会群体逐渐形成群体共识, 进而构建群体的社会表征。

社会表征的发生和形成过程引发了后期广泛的理论研究, 例如, 社会表征的信息传播和话语建构等。这些研究主要探索社会表征的信息是如何形成、如何沟通和传播及 如何施加影响的, 例如, 运用焦点小组或对话性文本分析, 通过观察和分析对话 的过程, 检视沟通和互动对社会表征形成的作用。

此外, 也有研究者通过讨论对 话中的历史和文化表征, 分析历史与文化表征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Liu and Hilton, 2005)。总体而言, 社会发生的思想是社会表征理论的核心观点, 为解决多 种社会问题提供了研究思路和框架。

第二, 结构研究的模型 (the structural model)。

结构研究的视角主要关注社会 表征的内在结构, 是由琼·克劳德·阿布瑞克 (Jean Claude Abric) 等学者在莫斯科 维奇思想的基础上开展的 (Abric, 1993, 2001)。阿布瑞克认为, 社会表征的研究 不应仅停留在对表征发生和形成过程的探讨上, 而应进一步关注社会表征的内容 结构和逻辑意义。他提出社会表征由多种元素构成, 不同元素在社会表征的过程中产生的作用是不同的。处于中心地位的核心元素被称为中心核 (central core), 这些元素决定了社会表征的基本性质和规范; 而处于边缘位置的、由中心核决定的元素被称为边缘带 (peripheral elements)。

中心核通常是社会表征中的抽象内核, 是特定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下每个社会群体共享的价值观和规范。由于中心核的存在, 群体成员可以识别特定社会群体的特征并进行群体归类。

而边缘带则有助于缓冲外界环境对中心核的影响, 体现了在中心核共享的群体共识之外, 个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异质性, 这也为社会表征适应社会文化的变迁创造了可能。

莫斯科维奇在基耦概念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社会表征中的基耦概念 (Moscovici and Halls, 1993)。基耦处于社会表征中最为核心的层面, 是从复杂的现象表征中 归纳出的进行科学阐释的逻辑维度, 而这些现象表征和逻辑维度究其根源都是由核心的基耦维度所衍生的（管健, 2009)。

结构研究的模型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表征理论的发展:

一方面, 它有助于研究者探索社会表征稳定的内在结构和意义, 使社会表征成为有层次的、结构化的系统;

另一方面, 它也为理解个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理论框 架, 有助于研究者形成在特定环境下个体社会认知适应过程的研究假设 (Rateau et al., 2012)。

基于结构研究的模型, 研究者可以探索社会表征的中心核或基耦层面, 区分不同要素在表征中的相对权重, 这为探索社会表征的性质与作用提供了 重要的路径。访谈法和词汇联想法是结构研究中常用的方法, 研究者可以要求参与者对所给出的词汇进行联想, 然后根据词汇联想出现相关内容的频次进行重要 性排序, 从而确定社会表征的中心核和边缘带。

第三, 社会动态化模型（the social dynamic model)。

该视角认为, 社会表征 的意义建构是以个体和群体在社会环境中的充分沟通与互动为前提的, 成员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的社会互动具有符号性的特征 (symbolic characteristic) (Doise et al., 1992)。这种符号性的特征有助于个体及群体定义其社会身份, 并进一步建 构其社会表征。

因此, 基于社会动态化模型, 社会表征具有两方面作用:

首先, 社会表征有助于群体形成共享的原则和共识, 进而为群体成员提供群体规范的参 照点 (reference point), 这有利于个体和群体定义其社会身份;

其次, 在群体共享 的原则之外也存在群体成员相对参照点的异质性和多样性, 他们会在社会互动中 定义自已的身份和位置。

社会动态性视角强调社会表征传播中的沟通要素 (Jaspal and Nerlich, 2014; Smith and Joffe, 2013), 在当今社会, 社会互动和媒介信息的沟 通对于个体而言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由于社会文化广泛地渗透于我们的个体生活, 其特征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对其所传递现象的理解, 人们会通过社会 环境中群体的表征来理解和定义自己。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日趋多元化, 社会结构的发展也呈现 出多极化的态势。社会媒介在促进知识传播与分享的过程中, 也让越来越多的社 会群体有机会参与到大规模的社会沟通之中。不同社会群体的广泛互动扩展了其对 社会常识的理解, 各个社会群体的社会表征建构也越来越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紧密相 关, 并从中或隐或显地折射出种种社会矛盾或冲突。在现代社会, 新奇社会事物的 突显往往会引致 “意义间隙”, 一系列旨在使之熟悉化、重建一种稳定感的社会表 征往往会因之而起 (张曙光, 2008)。从这个角度而言, 社会表征理论对于缓解社 会变迁过程中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诞生以来, 社会表征理论以其跨文化适用性以及多学 科整合性引发了众多学科研究者的广泛研究, 涉及政治 (Heath, 2015)、经济 (Lemoine et al., 2016)、文化 (Moscovici, 2008)、科技 (Gal and Berente, 2008)、 环境（Jaspal et al., 2014）、管理（Andersén and Andersén, 2014） 以及健康（Washer and Joffe, 2006) 等诸多领域。

概念界定方面, 社会表征在内涵上具有较强的灵活 性和包容性, 因此诸多学科的研究问题都可以用表征的思想予以解释。例如, 在 语言学中, “语言表征”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一词就是在社会表征理论的基础 上提出的, 它是指语言所负载的信息在人头脑中的储存形式。

在历史文化研究中, 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也会在我们的头脑中被赋子特定的意义, 形成关于历史和文化 的表征。正是由于表征概念的宽泛性, 使其能够走出心理学领域, 为更多领域的 研究提供解释框架。此外, 社会表征理论也能够解释不同群体之间对同一事物表征的差异, 在研究多种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 Moscovici (1961) 的实证研究即是通过社会表征理论来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差异, 在他的研究《精神分析：意象与公众》中, 他对精神分析进人法国社会后, 共产党、天主教及城市自由党三种不同社会群体对精神分析的社会表征进行了研 究。通过运用问卷调查、访谈和内容分析等方法, 他发现, 每一社会群体会基于 群体原有的价值观和规范, 对精神分析进行新的解释和传递。例如, 共产党认为精神分析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加以排斥; 天主教则在其宗教思想之下对精 神分析进行了选择性的吸纳；而城市自由党则较少审查与过滤精神分析的思想。

同时, 对不同群体社会表征差异的理解也有助于掌握其社会表征产生的过程, 从而促进群体之间良性的互动与沟通。例如, Eyssartier et al. (2007) 探索了社会表 征如何能够促使人们成为器官捐赠者, 他们运用社会表征理论探索了改变人们制 定决策的过程; Jaspal et al. (2014) 的研究运用社会表征理论, 分析了人们关于环 境变化的知识是如何形成和传播的。总之, 社会表征的内容、结构及其形成过程 和影响结果等成为研究者们广泛探索和讨论的问题。

社会表征理论作为欧洲社会心理学的代表性理论, 实现了对传统社会心理学 研究范式的突破。与社会认知理论的信息加工范式不同，社会表征理论力图揭示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下个体和群体的表征过程。因此, 该理论为我们理解群体内外部的表征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例如, 个体以及群体成员之间如何形成社会表征并如何分享社会表征等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图景的观念, 使我们更为有效地与群体成员进行交流。

同时, 社会表征理论从辩证性的视角考察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即个体的存在与认同均植根于群体共识, 并受到群体共识的影响和塑造。与此同时, 个体作为社会活动的参与者, 也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影响群体共识的形成, 成为社会 变革的推动者。因而, 社会表征思想的引人, 无疑开阔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思路。

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 社会表征理论也遭到了研究者们的质疑与批评。 Howarth (2004) 梳理了相关文献, 将学界对社会表征理论的批评概括为四个方 面: 理论模糊性、社会决定论、认知简化主义和缺乏批判性。例如, 有研究者认为, 社会表征理论的核心概念界定模糊, 缺乏实证研究的可操作性和规范性 (Jahoda, 1988), 这也直接制约了社会表征理论在实证研究中的指导性作用。另 外, 社会表征理论由于强调社会和历史文化的作用, 可能忽视了个体认知的动态 性和多样性, 在个体认知与社会表征的整合上尚存在不足。同时, 也有研究者指 出, 社会表征理论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过于泛化, 因此可能降低了其应有的理论 价值和现实意义 (Kruglanski, 2001)。

对管理者的启示

首先, 主流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以个体的心理与行为为研究重点, 即使是对群 体认知活动的研究, 也倾向于将其抽象化为个体层面的现象, 而忽视了社会文化 背景下群体心理的结构及其形成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 社会表征理论有助于管 理者理解特定社会文化对群体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这与组织管理本土化的趋势更 为贴合。

其次, 社会表征理论为管理者把握群体共识与冲突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以群体心理为研究对象的社会表征理论不仅致力于提供群体表征的描绘, 更为重要的是, 其对群体规范的探讨能够有效地预测群体行为。因此, 社会表征理论能够帮助管理者更有效地组织和管理群体活动。

最后, 社会流动、大众传媒和互联网促使组织成员不断获取多元文化和知识, 文化碰撞和冲突成为组织成员的焦虑来源之 一。社会表征理论有助于管理者理解不同群体的不同表征, 促进不同群体的沟通与互动, 进而增进群体之间的包容和理解, 提升组织文化的多元性与和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