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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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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国家理论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实践中要正确把握的重要关系。但很长一个时期我们没能处理好这一关系,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建构国家与会的关系,应重点做好如下的工作:解决好国家在社会职能方面退和进的关系;进一步推进国家权力机构设置和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立健全基层自治组织、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建立“大而强社会”。[关键词]国家;社会;关系;边界[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国家理论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实践中要正确处理的一对重要关系。只有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更好地造福于人民。本文拟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初步探讨,不当之处,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国家理论的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学说是中国共产党国家学说的直接理论来源。但过去,“我国理论界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时,比较注重国家的阶级属性,把揭示国家的阶级属性当作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真谛,而忽视了马克思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理。

”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立是从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的。”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这种国家———社会关系模式是通过建立统一的全国财经管理体制、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建立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体制和在城市实行单位体制等创设的。创设这种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也实现了一些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但从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原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来看,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有的学者,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认为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权威与依附的关系,而“只要有依附关系存在的地方,绝无民主可言。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的高度集权,正是以这种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只有破除依附关系,确立社会成员的独立个性,才能建立起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种观点只是从阻碍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角度研究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局限的。事实上,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严重限制个人的自由和个性,从而束缚了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最终严重削弱了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创新动力和能力。

也有的学者运用马克思关于人性及人的三种形态理论来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认为人类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国家和社会处于未分化的状态,即国家和社会合而为一。直至近代以来西方市民社会的兴起,社会才开始从国家分离出来,形成区别于国家的社会。而此前国家被神圣化,它主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社会国家化的阶段。社会国家化就是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统治、支配、主导和全面干预社会生活的历史阶段,是有国家无社会的状态,即国家“吞并”社会的状态。“社会国家化在古代和中世纪最为突出,上个世纪的前苏联和八十年代前的中国社会也是这种状态的典型。”从人的本性的角度分析,社会国家化的实质就是群体本性的强化,是突出发挥了群体本性的结果。“社会国家化的特征表现为国家人格化、社会实体化、意识形态化和日常生活泛政治化。”量。这就是说,国家是产生于社会并与社会矛盾对立的力量。首先,国家是对人的自由本性的异化,“从阶级对抗的角度采说,国家对单个人实际上是一种‘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特殊利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人们不得不在这种使他们的‘特殊利益’始终同‘共同利益’对抗着的状况下生[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张传鹤(),女,山东日照人,山东省委党校科社部副教授,法学博士。

1891活。这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对立的基本属性。”其次,国家把人们被动地服从社会自然分工的消极现象制度化和法制化。通过强制手段,国家使统治阶级的意志制度化和法制化,把强迫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状况固定下来,所以马克思从这个意义上把国家称为人的“彼岸世界”。再次,从国家权力执行者的角度来说,官僚机构的种种弊端也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的对立。马克思提出了与黑格尔关于行政机构是通过特殊的行政目的来实现国家所代表的普遍利益,并使特殊利益从属于普遍利益的观点相反的观点,他指出,行政官僚是国家中的一个特殊的闭关自守的集团,具有超越于国家普遍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最后,国家权力的扩张与社会福利的增长也是对立的。亚当斯密把政府活动列入非生产性劳动,认为政府是社会上最大的浪费者,必须把他们的人数减到最低限度,同时把他们的费用减到最低限度,以便更好地节约社会资源,用于生产性劳动,为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服务。马克思认为这一观点具有历史的意义,但同时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不能简化国家的管理,只能把官僚机构变成一个庞大的寄生赘瘤,一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社会全身并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马克思认为,消除国家与社会的种种对立,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任务。

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时,马克思指出:“公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一般说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经过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以后,国家权力不应该继续强化,而应逐步回归社中国建立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并没有重视并身体力行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形成了超强国家———极弱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并产生一系列消极后果。

有的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发展的渴望、苏联模式的影响、政治整合的要求和对社会主义的误解等因素,加上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天平明显偏向于国家一方。”其后果就是,我国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长期结合成为一元化的结构;社会缺乏自组织能力,国家权力统则死板,放则失控;国家权力的超强控制导致难以形成社会对国家的有效控制,这又导致国家权力的无界限性和全能性,一方面使国家在现实中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徒然加重的自身的负担,另一方面使国家权力体系难以实现合理的结构功能分化,机构膨胀,官僚主义盛行;国家权力的膨胀和随意性加重了腐败现象。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最终将导致社会满意度和信赖程度的降低,削弱社会对国家 的合作与支持。有的学者指出“:中国长期以来,国家不仅在 政治领域,而且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成为唯一的主导 力量,又成为具体的操作力量,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政 治与文化之间的不同结构与功能被同一化了,形成了非政治 领域政治化的特征。” 有的学者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生活存在着两个越位:公共生活对私人生活的 越位,国家生活对社会公共(民间)生活的越位。这两种越位 现象即使在今天也很难说已得到根本改观。

正是这两种越 位,在造成我们这个民族生活普遍僵滞无序的同时,又严重 地阻碍着我们这个民族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 诚如有的学者所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既关系到市场经济能否顺利发展,又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社 会生活自主化(即市民社会)的发展,既关系到反腐败、促进 廉政建设,又关系到抵制和打击各种社会恶势力、建立正常 的社会规则方面的发展。” 鉴于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此重要,这就使我们科学界定国家的职能边界具有非常 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事实上“,文革”结束以后,我们党在反思执政以来的经 验教训的过程中,已经把科学界定国家职能的边界,正确处 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纳入了视野当中,并作了初步的改革尝 试。有的学者指出“:当代中国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反思与 改革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改革开放的深入 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其总体 特征就是在促进社会和国家相对分化的基础上建构二者相 互协调的有机关系,其重要表现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公 民社会 另有学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认识到这种社会弊端,对传统的模式进行了种种改革,从而推动了 中国的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促进了原有的社会政治权力关 系和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和重构。

正是在这种空前规模改 革浪潮冲击之下,中国的市民社会才得以孕育生成” 体表现在:其一,国家的社会控制幅度明显收缩,国家直接控制的社会资源的相对量和绝对量已经大大减少。其二,国家 的社会控制手段日趋多样化,改变了以往几乎完全依靠行政 命令与计划指令的状况,经济、法律等其他社会控制方式的 作用越来越大。第三,国家自身的权力结构也进行相应的调 整,地方、部门、企业、乃至个人占有与处理社会资源的自主 权不断扩大。但这位学者对目前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状 况仍不满意。他的看法代表了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因此继 续深化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很 有必要。 近几年,有不少学者在提出解决方案方面做出了初步的 尝试。有的学者以“治理”理论为指导,提出“要解决当代我 理模式下,将界定国家职能边界的制度创新与构建公民社会的 制度创新结合起来,建立起市场经济经济条件下国家 与社会之 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推动我国政治发展和社会 进步。” 清海和张海东两位学者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社会国家化” 的观点出发,指出,要打破社会国家化的局面, 只有通过国家 社会化来实现。国家社会化就是消除社会国 家化的一切弊端, 解放和发展个人的社会形式。国家社会化 从内容上来说,具体 包括四个方面,即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 化、交往普遍化和生 活日常化。有的学者指出,要科学处理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政治控制如果超出一定的范围,就会对社会的生存构成威 胁,成为社会发展的 障碍;政治控制如果过分地回缩自己的 范围,放弃自己的职责, 社会就会陷入无序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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