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社会理想［摘要］长期以来，人们都十分重视对于陶渊明社会理想或理想社会的研究，但多数是从文学角度对其进行解释。本文作者试图用历史及社会学观点从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分层、家庭结构、生活习俗结构等方面来阐释陶渊明的理想社会，希望发现其以后社会的变迁和美好田园生活所到起的积极作用，增强其参考价值和研究意义。［关键词］陶渊明；社会理想；“自然”社会模式构成陶渊明（365年～427年），又名潜，字元亮，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即陶渊明二十九岁那年，因“亲老家贫”，“耕织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缸无储粟”（《归去来辞序》），于是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以后曾几度出仕，做过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官。最后一次是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出任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萧统《陶渊明传》）从此远离官场，退隐田园。后陶渊明以满腔政治热情和远大理想抱负作脍炙人口的《归去来兮辞》，晚年写了《桃花源诗并记》，以真实的人生来对抗时代的虚伪，以新颖的“自然”来抵御社会的浑浊。

通过所描绘的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自得其乐的人间乐园――“桃花源”社会，逐渐构筑出他“桃花源”式的社会理想，希翼寄托其对社会政治积极参与的强烈愿望，展现一种欲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政治抱负，更是对晋宋易代的悲愤和感叹。而其所架构的“桃花源”对其以后社会的变迁和美好田园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和研究意义。一、“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模式――介于“大同”与“小国寡民”间的“自然”社会理想《老子》曾经描绘了一种社会结构理想：“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民不远徙；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礼记?礼运篇》则描绘了另一种“大同”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陶渊明则取舍“大同”、“小国寡民”调和而形成一种特殊的“自然”社会。这种“自然”的社会，是陶渊明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并把它作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理想世界来歌颂。

关于此，可以从陶渊明的田园诗及桃源诗作来看他的这一社会理想：尚贤尊圣黄帝唐尧虞舜的远古社会,是陶渊明所景仰的。《时运》诗说：“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黄唐”指传说中的黄帝、唐尧，据说他们统治的远古时代，社会太平，人心淳朴。陶渊明在此点明意在对这种“贤人社会”完美境界的向往。《饮酒》诗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羲谓伏羲，农谓神农，皆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也以此感叹上古社会这样一种政治理想。和谐田园如《劝农》诗中“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熙熙令音，猗猗原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这实际上呈现出一幅和平宁静的农作图，是陶渊明把中国自给自足的、农村封闭式的特质加以美化而成的结果。《和刘柴桑》诗：“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再次表达自耕自织以求暖衣足食的愿景。《和郭主簿二首》（其一）“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飓开我襟。”也描写了陶渊明所向往的夏日乡居的淳朴、悠闲生活，使人进入了宁静、清幽的村庄，领略繁木林荫下凉风吹襟的惬意，描绘了小康和谐的农家乐趣。《归园田居》组诗中也再次描述了理想田园社会的居住情况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田园社会的饮食情况是“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陶渊明不仅描述了田园生活，并身体力行倡导人人都来参加生产劳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以此来歌颂体力劳动的艰苦和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样在《归园田居》之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也再次揭示陶渊明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上都是在咏歌描绘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悦心情。世外桃源陶渊明辞官归隐故里之后，一直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由于对现实的失望，迫使其回到诗歌中去构筑一个理想的社会，而《桃花源诗并记》也正是以文学形式表达其理想，展示其乌托邦社会模式的。陶渊明在《桃花源诗并记》里进一步描绘了与田园生活休戚相关的另一个社会图景：“缘溪行……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一种和平宁静，安居乐业的生活。

“往来种作”突出人人辛勤劳作，“怡然自乐”可以看出“丰衣足食”的愉快，对土地，房屋，鸡犬的描绘则曲婉地表现出社会安定。而桃源人“设酒杀鸡作食”，“各复延至其家”则又表明桃花源民风的淳朴。“诗”中的“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暖交通，鸡犬互鸣吠……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同样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和平安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相命而耕，春收秋割，鸡犬互鸣，童叟欢愉。没有战乱，没有贫穷，没有压迫，没有官场的丑恶，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是那么的和谐统一；人人过着自食其力，康乐幸福的生活，形成一个令人神往的桃源仙境。综上，这里设想出了一个“尚贤尊圣”、“和谐田园”、“世外桃源”等的完美“自然”社会理想及乌托邦模式。表现了陶渊明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和向往。也反映陶渊明希望人们用共同劳动和平共处来创造和谐安宁、幸福美好生活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二、陶渊明理想社会模式构成及形成（一）陶渊明理想社会模式构成关于陶渊明的理想社会模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看其构成：1.在社会经济方面，描绘了以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社会。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桃花源记》）人们有良田，种植桑树、养鱼植竹，按照四季轮换，种植五谷等作物。“春蚕收长丝，秋收靡王税”，春收蚕丝，秋收粮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棉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古人的理想在这里都实现了。2.在社会政治方面，极力否定魏晋以来的君主制度，努力架构一个“无君”社会。在《桃花源记》中，“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展示一个与秦汉魏晋等封建主义社会相对立的理想社会。“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揭示了生活在“桃花源”中的人们都是反对君主专制的“贤者”，以其自由自在的生活常态，否定君主制度的存在性。这里没有君主、国家和各级官吏机构的存在，排除了压榨和剥削。社会分层理论认为，根据一定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一个社会的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与现象，即社会分层［1］。陶渊明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中人人参加劳动：“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希望是一个“秋收靡王税”的没有剥削劳动所得完全归己所有的社会。在他的理想王国中，没有严格意义的社会等级区分和阶级、阶层分化对立，没有体现社会的不平等。

3.在家庭社会关系方面，“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桃花源诗并记》）这里，人们以家为单位，相互勉励，努力耕种，他们日出而作，日落各归所居休息。自然和谐，和平安静，安居乐业。“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花源记》）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会关系，在这个“自然”社会里，人们没有忧伤，和睦相处，人与人之间没有社会地位等级差别。这些在其作品中多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方面，更多地表现了友情、亲情、人情，富有浓郁的人情味和生活气息，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如：“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归田园居》节选）4.在生活习俗结构方面，“男女衣着，悉如外人”［2］，人们互相认识，如有来人，便一眼认出外来的人。“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询。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来了外人，便争相邀请去家里做客，以杀鸡斟酒招待，表露出“自然”社会中的人们热情与好客。“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虽说荒草掩路，但是阻隔的实际上是“自然”社会与外界的交通联系，而在“自然”社会中，“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与人之间经常往来，交情淳厚，老少和睦相处。

“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俎豆是古代祭祀用的礼器，衣裳则是“自然”社会中人们穿的服装。礼法、服制犹保存着古风，显示“自然”社会中的民俗文化特质。（二）陶渊明社会理想模式形成陶渊明社会理想模式形成，除了受传统农业社会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族聚居观念的影响外，至少还有以下几个原因：1.陶渊明社会理想产生的现实依据社会学认为，社会变迁中的理想目标，是社会思想家或者个人在社会变动或者变革背景下，按照自己预先设计的或希望出现的社会变迁的方向和目标。那么按照这个认识，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环境，对思想家及其社会理想的产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正值晋宋易代的前夜，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动乱的时期之一。中原战乱后，北方士族纷纷南下。东晋王朝失陷了中原、偏安江左，腐朽的统治阶层不顾人民的死活，仍在进行着激烈的内部争权夺利，使人民长期处于动乱不安之中。兵役、劳役、水灾、旱灾、赋税，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尖锐，人民四处逃亡。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一文中说“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与上述情况十分相似［3］。社会变迁导致社会转型，新的社会统治模式的不确定性，往往使社会产生了不同的认知，希望出现新的不同于以往的新思潮，而社会个体与此同时产生了社会批判思想――自己的社会理想模式。

陶渊明处在东晋的分裂崩亡时期和晋末的社会转型之际，政治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小军阀为了争夺权力，互相攻杀，兵祸连年不绝。加之，他对东晋的黑暗政府现实产生了强烈不满，于是坚决地否定自己所处的社会，不断地构思和向往理想的生活图景。那么，以反映人民群众对于和平宁静幸福美好生活向往的理想社会――“桃花源”式的“自然”社会模式便应运而生。2.传统思想及同时代思想家的影响“桃花源”式的“自然”社会模式的设计，不仅有现实的生活基础而且有其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石。陶渊明自幼受到儒家经典的熏陶，“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另，孟子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所描述的“恒产”理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陶渊明也对其也进行了借鉴与吸收，这主要体现在其所描绘桃花源理想的生活场面中。由此可以看出，桃花源理想社会的设计与孔孟思想是有一定联系的。另外，《老子》第十八章提出的“小国寡民”的设想，为陶渊明桃花源理想社会模式的架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如“黄绮之商山”，“贤者避其世”也和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相像；“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这些在陶渊明桃花源理想社会中的社会生活描写，可以说是对《老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继承与阐释。一定的思想源自于一定的时代。陶渊明的社会理想，产生于东晋南初那个特定的时代，当时魏晋玄学之风盛行。陶渊明受到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表现在他生活及各个方面：崇尚自然并以自然为核心，追求人生的淳朴真诚、淡泊致远、幽美的田园生活。而崇尚自然，则是魏晋玄学的重要思想特征。关于此，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也着重谈了这点。同时代阮籍、嵇康、鲍敬言的“无君论”思想，陶渊明也对其吸收应用。总之，受传统及同时代思想的影响，并由于“政治社会化是人们习得其政治取向、意识形态或行为模式的发展过程”［4］，因而使得陶渊明在自觉或者不自觉中成为政治社会化中的一员。于是，陶渊明以自己已有的农民平均思想为内动力,借助于其所面对的黑暗现实生活的推动,编织设计了自己的社会理想――“桃花源”式的“自然”社会模式。3.陶渊明个人人格魅力及其田园经历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

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他常用“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晋书?陶侃传》）的话来激励后辈，鼓励大家要不断上进。陶渊明的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从《命子》诗中“直方二台、惠和千里”，“寄迹风云，冥兹愠喜”的话来看，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正直有为、胸襟坦荡的人。加上少年时期“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这样，陶渊明养成了积极进取和直率的品质。从二十九岁起，陶渊明因“亲老家贫”，任江州祭酒。期间，几度出仕，最后一次是四十一岁（405年）时出任彭泽令，后自免去职，遂作《归去来兮辞》。在这十三年中，虽有“猛志逸四海”，“大济于苍生”的宏图，鉴于东晋内乱，社会黑暗，官场腐败，世风伪诈，遍野哀鸿。再加上当时西晋时的门阀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说法。“门阀制度森严，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最终“有志不获骋”（《杂诗》之二）。这之中，除了天性酷爱自由、率直的个性原因外，更主要受到“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污浊而黑暗的现实所迫，后便隐居浔阳，开始了躬耕田园生活。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也揭示出陶渊明真诚率直的本性，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通之处，所以“爱丘山”。“开荒南野际……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勾勒了一幅恬静幽美、清新喜人的生活画卷，这种田园风光与世外桃源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酒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花源记》）是一致的，这里没有竞争、没有邪诈、没有强加的礼仪束缚，人人自耕自食。同时，也无不浸透着陶渊明对社会人生的苦苦求索［5］。综上所述，由于“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再加上自幼养成的直率品质及厌恶官场的尔虞我诈和辞官归田园的实践生活经历，这些都为其理想社会模式构筑提供了生产、生活实践基础。而这种“自然”社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模式，一种理想的人格，那就是他的桃源梦境［6］。三、陶渊明理想社会的分析评价陶渊明对其社会理想进行了大量的描绘与设计，这主要反映在其田园诗作及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桃花源诗并记》一文中。为了进一步探求这种理想社会的社会存在价值与深刻含义，应对其作进一步的分析：《桃花源诗并记》描绘了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的理想社会。

那么其究竟是仙境还是人境？多年来，许多研究者认为，东晋末年的现实社会与桃花源的理想社会相比较,发现二者相差甚远,社会理想与现实生活图景产生剧烈的撞击与矛盾反差,无法合理解释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之后，便草率地把桃花源视为一个遥不可望也不可及的仙境。其实,桃花源理想王国是陶渊明对当时黑暗社会现实不满的另一种发泄，是其所处客观现实的一幅“映射”，是对当时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的曲折反映。此外，从时间与空间上来看，陶渊明的这种理想社会，它是远离尘世,在时间和空间上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时间上的隔绝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离开外部世界的久远“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其二,不采用外部现实世界的历法纪时,“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空间上的间隔，表现在桃花源的相对独立性上。独立性是其存在的基础，“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桃花源带有其神秘色彩：武陵渔人偶然才发现了这一世外桃源，“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尤其是渔人惊诧于世外桃源的生活情景，欲将这一世外桃源告之天下，在回来的路上做了记号，“便扶向路，处处志之”。但回来后,复去寻找,却再也找不到桃源。

这些描述扑朔迷离,虚幻玄妙,往往成为持“桃花源是仙境”观点的人的依据。其实桃花源的神秘性恰恰是它能够长久与外界隔绝的条件,也是构成桃花源人因避乱世所形成的现实世界过渡到飘逸的理想世界的内在联系。现实世界已没有一块安宁之地,人们只有在理想中才能追求这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理想社会。唯有如此,这一世外桃源才真实可信,才能不断打动后人,成为后人苦苦寻求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世界。另外，陶渊明设想桃花源固然是想象的虚构，却也并非是毫无现实作基础的设计。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里，就以史学家的眼光来考究史料，推论陶渊明所写的桃园在历史上实有所据，考出“真实之桃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而且桃源中人“先世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不过真实的桃源与虚构有寓意之桃源并不互相冲突，意识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当然其主要意义在于其所表现的社会理想，即所寄托的乌托邦之寓意；而这寓意之产生，又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我们肯定陶渊明的理想社会，主要在于它的批判性。在他的理想社会中“桃花源不只是隐士的天地，也是当时千万农民的乐土”。陶渊明设计的“桃花源”这个空想社会，本身就是对当时晋代社会政治的彻底否定。

我们不能因为它的空想性，就否定它的主要的社会批判倾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取得自由的”［7］。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东晋末期战乱频繁的环境，使其对广大农民的经济生活、农村的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对人民的愿望有更切身的体会，再加上其对农耕田园生活实践的经验，通过社会理想与社会实践相的结合，为人们设计出一个既可向往又可实践的理想王国。谈到这个理想社会,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他们一定是非常向往的,却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把这种理想社会方案表现为一种“避世”形式,可能受了当时盛行的玄谈和隐逸之风影响,也和魏晋时期中国的社会不统一有关,也才有可能出现一个这样被割裂的地方偏安一时。例如，他描述道：“林尽水源，便得一山……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其理想中的和谐社会，显然，这种超脱虽有对美好生活的超然向往，而更多地透露了人们被世事所累时的逃避与解脱。古希腊“七贤”之一泰勒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陶渊明是那个时代驻足现实，着眼未来的人，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仰望天空”的引领者。

当然，肯定陶渊明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命、及时行乐、消极避世的东西，这些具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东汉魏晋之际，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处于尖锐复杂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受当时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产生的“无君论”思想影响。陶渊明理想社会的设计里因此也就有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也应当看出这些也深深地打上了他出身士族及前半生在统治阶层生活的烙印。在陶渊明所设计的“自然”社会中，给出了一幅人人自耕自食、真诚和谐相处、甚至无君无臣、自由自在和平安乐的社会图景。但是，上古之世，悠想难求，世外桃源，亦无处可寻。陶渊明也只能把淳朴的乡间田园生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而这种社会理想的实现性则是十分有限的，缺乏现实基础，是不可能实现的一种空想，只是让动荡不安、饱受沧桑、社会转型中的人们活的时候还不至于完全绝望。而陶渊明的终极关怀却是现实社会，这一点，陶渊明本人也深有认识“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未果，寻病终，后遂无人问津”，最终回到了社会现实。陶渊明通过描绘他的“自然”社会，使这一人间仙境与污浊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清楚地表明其对战争频繁、尔虞我诈、残酷黑暗现实社会的否定，也反映了历经战乱的人们对幸福宁静生活的向往，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及中下阶层的强烈愿望，有它积极的一面。

但由于其具有很大的不可实现性，因而这种理想社会模式也终成泡影。四、陶渊明理想社会对后世的影响尽管陶渊明的社会理想具有很大的不可实现性，事实上，陶渊明所设计理想社会图景对后世的影响还是很积极的、很强烈的。他的“秋熟靡王税”的大胆设想，对后人创作揭露封建剥削、赋税征徭的作品很有启发。如，唐代大诗人王维在《桃源行》中写道：“初因避地去人间，更闻成仙遂不还……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辩仙源何处寻。”刘禹锡写道：“俗人毛骨惊仙子。争来致词何至此……筵羞石髓劝客餐”（《桃源行》）。清初黄宗羲提出：“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原君》）主张为了全体人民的福利，取消君位，这种思想和陶渊明的思想是相通的。此外，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给丰子恺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丰子恺一生都在追求、倡导这样的一种“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理想社会。但是他又清楚地明白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虚构的，是乌托邦的，喜欢读，是因为它能使人暂时脱离尘世。他认为，桃花源是暂时脱离尘世的彼岸世界，是人们所喜爱向往的一切真善美集中组合的幻想存在，是对未来理想生活的合理设计。丰子恺的淡泊与超脱尘俗，都是在追求“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

如此等等，世人歌颂陶渊明的理想社会，歌颂世外桃源，想从世外桃源中寻找带一个逃避现实社会的美梦。从而使得陶渊明的乌托邦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绵长不绝。［参考文献］［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17.［2］杨义,邵宁宁.陶渊明选注译评［Ｍ］.长沙：岳麓书社,2005:176.［3］陈寅恪.金明馆初稿［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5.［4］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二版)［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7.［5］詹福瑞,李金善.士族的挽歌［Ｍ］.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108.［6］陈洪.诗化人生.魏晋风度的魅力［Ｍ］.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