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章以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的独特视角，探讨了第三世界国家建设强大现代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和经济社会根源。作者指出，强大的现代国家非天然产物，而是经历了历史转折和社会冲突的磨练。通过与欧美比较，作者揭示了如政治秩序混乱、政治制度化程度低、强人政治与政党力量虚弱等现代国家建设面临的挑战。而米格代尔则强调社会、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对国家建构的影响，社会控制力量对国家建设至关重要，同时呼吁重视政治制度和政治精英的作用。文章通过对米格代尔的分析和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批判性思考，为读者理解中国建立强大现代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该文具体如何，尚待诸君评说。（政治学评介编辑部）

作者介绍

黄冬娅，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与关键词

强国家常常被认为与国家内部的制度化和理性化息息相关，也常被认为是政治精英至上而下的国家建设努力的结果。但是，强国家还有深刻的社会结合和经济根源。对于社会和经济如何影响到强大国家，不同研究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不同于许多研究强调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发展与强社会造就强国家的观点，米格代尔的研究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和经济对于国家能力更复杂的影响，揭示了与国家争夺社会控制的社会力量以及全球扩散的资本主义体系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国家建设的影响。这些研究对我们理解中国国家能力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国家能力；强国家；弱社会；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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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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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在短短的几十年期间既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也实现了与西方不同的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巩固。这一经济发展成就或许归于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和开放非公经济部门，归于经济开放的全球化红利；同时，在巨大的经济转型所触发的社会多元化和社会冲突之中保持政治秩序的稳定，这或许归于中国社会传统的合法性认同，归于民众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但是，在中国经验之中，这种跨越性的经济发展和稳定的政治秩序，无可否认存在关键的政治根源，即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是一个强大的使命型政党造就的强大现代国家。

强大的现代国家并非是天然的产物。相反，即便在欧洲，许多政权也难以撑过现代国家建立的历史转折而湮灭于历史。那些最终诞生的绝对主义国家经历了对外战争和对内征服的历炼才得以存活下来。美国被认为是最接近于无国家状态（stateless）的国度，最初的国家制度构建最接近于社会契约论的设计，制度的安排以限制国家权力为目标。然而，只有在经历进步时代的洗礼之后，美国也才能够在混乱的内部政治经济状态中逐步打造出来一个行政国家，为强大的国家奠定基础。第三世界的现代国家建设则需要面对更大的挑战：既有社会参与爆炸带来的政治秩序混乱，也有政治制度化程度低带来的政治秩序腐朽，还有后殖民统治所带来的强人政治与政党力量虚弱，以及被卷入西方市场体系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挑战等等。由此看来，中国何以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个需要被解释的重大命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格代尔的《强社会与弱国家》一书关于第三世界地区构建强国家面临的困境及其根源的探讨，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何以得以建立一个强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强调社会对于国家建构的影响

米格代尔可以说是重新将社会纳入到国家政权建设的研究中，考察与国家争夺社会控制权力的社会对于国家政权建设的影响，其中，所谓“社会控制”是一种为社会规则的权力。米格代尔的观点与政治发展理论和国家中心理论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战之后，政治科学作为独立的社会科学门类出现，最初诞生的理论体系就是政治发展理论。政治发展理论探讨的问题是政治系统如何实现政治发展，即如何实现以西方政治系统为标杆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系统的制度化、理性化、功能分化和民主化等。以伊斯顿、阿尔蒙德和李普塞特等学者作为代表，政治发展理论认为政治系统处于社会系统之中，政治系统应该并且能够与其身处的社会系统保持动态的平衡。这看上去似乎非常抽象的理论判断在现实中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意味着，政治系统是否能够实现现代化关键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系统。其中，社会系统中的经济子系统和社会文化子系统是影响政治发展最关键的因素。由此，经济现代化和公民文化成长被认为是推动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政治科学最初诞生的时候，经济发展、公民文化成长、政治社会化、利益集团利益输入等等社会经济现象和行为成为了最重要的研究对象，而政治系统的黑匣子则并没有成为研究的重心，因为政治系统不过是被动的、为社会经济所支配和决定的因变量。从政治发展理论的观点来看，政治发展最关键的议题是民主化。不过，政治发展理论也包含了政治系统制度化和政治系统理性化的议题。对于它来说，与强大的国家能力密切相关的制度化和理性化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现代化。

可以看到，在政治发展理论中，社会的确对于强大的国家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它与米格代尔的观点有显著差别。首先，社会的影响是作为“社会系统”的影响，而非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影响，社会系统构成了政治系统的环境。其次，社会系统要求政治系统与其保持同步发展的平衡状态，两者之间不存在冲突和张力，也不存在争夺社会控制权力的问题。再次，社会系统对于政治系统的影响具有决定性，政治现象化约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它忽视了政治系统可能的自主性，也忽视政治精英和政治制度对于政治发展的影响。最后，它对政治生活的理解以西方国家作为标杆，核心关注是如何推动新兴国家建立西方模式的政治秩序，焦点是政治民主化问题，认为二战后的新兴国家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是移植西方民主制度并推动民主巩固，强国家并不是它关心的核心议题，它也并不关心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独特性问题。

亨廷顿是最初与政治发展理论分道扬镳的研究者。他关心新兴国家的政治秩序崩溃问题，并且鲜明地提出，制度化程度高的国家与制度化水平低的国家的差异要大于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差异。在他看来，美国和苏联的差异并不大，因为它们都属于政治制度化水平高的国家。此后，萨托利、本迪克斯（Bendix）和斯蒂芬（Stephan）等提倡的政治社会学研究进一步将研究焦点从所谓的“社会前提”转向政治本身。萨托利对“政治社会学”（Political Sociology）和“政治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Politics）进行了区分：前者是指试图融合“社会”和“政治”两个解释变量的交叉学科，而后者是对于政治的一种社会学化约。“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始祖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托克维尔、韦伯、杜克凯姆。它将政治作为相对于社会独立的实体，关注的是社会因素如何转化（Translated）为政治因素。比如，社会冲突和分歧如何转化到政党政治之中。相反，“政治的社会学”往往认为，政治系统完全是社会输入或者者社会变化的反映，而对社会没有独立的影响力和自主性。在一些研究者看来系统功能分析正是一种“政治的社会学”。它不将国家作为社会具体的组成部分，而是作为虚幻的组成部分，由此，陷入政治的社会学化约。本迪克斯则提出，应该收缩“政治的”定义，将它严格限制在与作为惟一合法权威中心的“国家”（State）所相关的指代上。这样，功能系统分析中的“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概念就由“国家”与“社会”这两个概念取代了。

在研究者开始以“国家”与“社会”的概念代替“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概念之后，政治发展不再是直线发展的普适性和决定进化论的发展进程，为何一些政权存活下来并形成现代国家的问题正式被纳上了研究议程。在欧洲现代国家形成的研究中，推动强大的现代国家诞生的力量不再在于外部的社会系统，而在于国家内部，特别是国家统治者。在蒂利等看来，战争构成了统治者推动绝对主义国家构建的外部压力。为了在军事竞争中存活下来，统治者构建一套行政体系，将其权力的触角向社会进行渗透。统治者不再依靠贵族及其家族来对臣民进行间接统治，相反，他从此可以通过一套隶属于自己的行政体系来对民众实施直接统治。在统治者由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的转变过程中，绝对主义国家的制度不断扩散以及理性化，推动了现代国家的诞生。在这个过程中，在外部战争之外，来自统治者的意志和力量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蒂利就明确地提出，欧洲国家形成的研究就是对于政治发展理论的反对。一是反对政治发展理论的直线决定论。决定论认为经济发展自然就会带来政治发展。相反，欧洲国家形成的研究认为，许多政权在这个过程中是走向崩溃和瓦解，幸存下来的只是少数。二是反对社会决定论。欧洲国家形成的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也好，多元主义所强调的社会共识和社会支持也好，都不能解释欧洲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国家渗透能力的强化。相反，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动力机制在于外部的战争压力下统治者至上而下的推动。

那么，社会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在关于欧洲国家形成的研究中，社会经济条件构成了约束性的条件，是统治者权力向社会渗透面对的客观限制。与政治发展理论不一样，欧洲国家形成的研究认为，统治者推动了现代国家的形成，但是他不是随心所欲地去塑造现代国家，相反他的努力受到客观的限制，社会经济条件构成了这种努力的成本限制。比如，在税收汲取能力建设中，社会经济条件越复杂，越是以农业税为主，统治者建构其税收汲取能力的成本就越高。英国以关税为主，因此更容易建构一套理性的官僚体系，而法国以农业税为主，就更容易建立一套节约成本的包税人为主体的世袭制行政体系等等。总的来说，不管是亨廷顿强调国家制度化对转型社会政治秩序的影响，还是蒂利等考察欧洲国家统治者在战争压力下推动现代国家形成，影响现代国家建构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在国家内部。

与这两个研究脉络不同，米格代尔强调了社会力量对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影响。首先，在米格代尔的分析中，作为和国家争夺社会控制的社会力量，强社会的出现显示了现代国家建构可能面对的挑战和失败，而并非是政治发展理论所说的社会经济现代化会直线地导致政治现代化；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米格代尔的分析延续了亨廷顿对第三世界政治秩序腐朽或者政治秩序崩溃问题的讨论。但是，米格代尔并不将此仅仅归结于国家制度化水平的问题或者政治参与爆炸的问题。其次，米格代尔所讨论的社会，并不是政治发展理论所说的社会系统，也不是托克维尔和帕特南所说的与国家相互赋权的社会。政治发展理论中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的边界十分模糊，甚至整个政治系统被包含在社会系统之中，必须与社会系统维持平衡，政治系统的发展不过是社会系统发展的后果，由此，它将政治问题化约为社会经济问题。在托克维尔和帕特南那里，社会力量的强大可以造就强大的民主或者可以造就强大的国家制度绩效，不管是社团还是社会资本均如此。而国家中心论将这种关系反转过来，重新确立国家作为独立的自变量，强调国家反过来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国家对于社会身份认同、社会组织、社会动员、社会革命和经济发展等等的影响。在社会中心和国家中心研究的基础之上，米格代尔则重新思考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明确提出将“边界”（boundary）重新带入国家与社会关系之中。他认为，边界是一种社会构建，这些边界处于流动之中，当旧有的边界、抽象的图景或者事实上的分割点被挑战的时候总是存在不断的争夺。由此，他不仅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state in society）的概念，认为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并不清晰，而且他还认为这个社会力量和国家并非只是相互赋权的关系，还是与国家争夺社会控制权力的力量，是作为社会行动者、社会强人和旨在解决各种问题的社会规则的社会力量。最后，在米格代尔看来，当传统社会解决各种问题和冲突的规则瓦解后，各种社会力量就会寻求各种新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社会强人出现，这些社会力量构成了与国家争夺社会控制权力的力量，这是第三世界国家难以建立起强国家的重要根源。

二、强调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对国家建构的影响

米格代尔强调欧洲的市场资本主义扩张对于第三世界现代国家建构的影响。与政治发展理论强调市场和经济现代化扩散到第三世界国家而推动这些后发国家政治现代化不同，米格代尔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建构的消极影响。

米格代尔认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瓦解了第三世界国家原有的社会控制模式。一方面，市场的扩散不是自发的，相反是依靠政治霸权和殖民政策来实现的；另一方面，以欧洲为中心的市场和资本主义的扩散并不一定导致政治现代化，相反，它们会使得原有的社会制度瓦解。在米格代尔看来，即使是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也伴随着旧社会控制的瓦解。欧洲自身也经历了社会制度瓦解的历程。正如马克思和波兰尼都指出的，欧洲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与经济合为一体，贵族或者领主所掌有的政治权力使其能享有对农民的经济剥削。资本主义的出现突破了这种对于劳动力的超经济强制，劳动力成为商品，政治与经济分离。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社会制度也逐步瓦解。马克思强调阶级社会的出现，波兰尼强调经济活动从其嵌入的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市场的社会脱嵌，社会价值和秩序出现混乱和冲突。

米格代尔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国家经历了更大的社会制度解体，因为殖民政策允许或鼓励为特定的土著领导人及其组织建立社会控制的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当旧的制度安排瓦解时，没有必然的力量自然地将社会引向“更高”的文明。旧体制崩溃的问题在于，它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一种自然的解决方案——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的蓝图。在欧洲，旧体制崩溃之后，出现了几个强大的新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席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巨大变化并不一定会带来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即使在独立后也是如此。在欧洲资本主义力量造成旧的社会制度瓦解的情况下，不同宗主国所采取的政治霸权类型和殖民政策不同，处理社会经济问题的策略方式和依赖力量也不同，这使得西方国家在殖民地的社会控制模式影响了谁——地方性强人还是那些能建立起一个集权的本土统治国家的人们——最终拥有为民众提供生存策略的要素所必需的资源和权威，从而影响了哪些国家可以建立起强国家。

可以看到，米格代尔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强调替代了经济现代化的概念。在政治发展理论之中，它们对于第三世界的研究聚焦于第三世界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及其运作。在这些研究中，经济发展是推动移植的西方制度在新兴国家得以巩固的重要因素。亨廷顿解释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多元化以及矛盾与冲突。与之不同，一方面，米格代尔揭示的是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经济秩序而非普适性的经济发展；并且，与世界体系理论、贝克特的《棉花帝国》或者弗兰克的《白银帝国》等强调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不同，米格代尔剖析了这种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政治后果，即对第三世界现代国家建构的冲击，深刻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秩序。另一方面，米格代尔对于欧洲资本主义扩张的强调，将不同国家的独特性纳入了研究视野之中。这种独特性不仅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性，而且是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在国家建设的起点、背景、路径和影响因素上的差异。正如蒂利所言，欧洲是一个未知的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的过程，而在欧洲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体系诞生之后，它们以其力量重塑世界体系。因此，对于后发地区而言，这意味着是在一个既有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过程，它们面对的发展起点、问题挑战和出路路径都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具有独特性。

三、对于理解中国何以构建强大现代国家的启示

米格代尔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1949年后何以能构建强大的现代国家无疑会有相当的启示。已有很多其他中国研究强调国家政权性质和公有制经济的影响。一方面，强调国家政权性质对于国家建设的关键影响。诸如郑世平等强调群众动员、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对于国家制度化和理性化的作用。舒曼和许慧文等则认为一个强大的使命型政党创设了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推动了国家的组织体系在纵向和横向上的扩散，并将国家权力有效地渗透到基层。黄冬娅关于工商所的案例研究则揭示了，1949年后国家既通过官僚组织下延来实现其在市场领域的社会控制，也通过群众路线和政治运动来解决国家权力渗透过程中的代理人监控和能力不足问题，使得国家能够较为有效地实现其对于自由市场的限制。另一方面，关注公有制经济对于现代国家建设的影响。杜赞奇认为公有制经济解决了晚清和民国一直以来的政权内卷化，解决了现代国家权力下延过程中的财政汲取和官僚体系供给问题，避免了包税人体系的出现，使得国家行政体系得以建立并完善，从而较为成功地强化了现代国家的渗透能力。王绍光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汉税收汲取能力的研究则认为，这种汲取能力的跨越性并非完全根源于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新中国就已经通过会计和记账簿改革以及群众路线极大地改善了国家在税收汲取中的社会控制和代理人监控，也就是说公有制经济建立之前国家能力就已经实现跨越性发展。

与这些研究相比，米格代尔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1949年后中国何以能构建强大现代国家有不同的启示。民国时期，地方军阀、土豪劣绅、土匪、帮派和官僚资本家等等力量都是民国政府难以应对的挑战。对比而言，1949年后，正如已有研究所揭示，一个强大的使命型政党创设了一个全新的国家体系，推动了组织体系在纵向和横向上的制度扩散，并通过意识形态教育、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来解决国家内部的代理人监控问题；通过公有制经济和群众运动等赋权国家能够将其权力渗透到社会经济之中。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一段时期，过“左”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等对于国家制度化有巨大的冲击。在一种非常规化政治中，许多国家机构撤销或者瘫痪，国家的行政体系难以正常运作。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改革开放前国家整个制度体系一度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改革开放后为何整个国家仍然具有强有力的社会控制能力？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出现大量的社会经济冲突，在国企工人、失地农民、农民工、城市业主、环保力量等等多元化社会力量被释放出来并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的情况下，中国一度受到冲击的国家制度体系并没有瓦解并出现弱国家和强社会的情况，相反，它仍然在相当长时间中较为有效地应对了这些矛盾，并保持了强大国家的政治稳定。这种强大的国家不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并不只是国家政权性质的必然产物。虽然有学者将之归结于党政体制的强制力、政党政治吸纳和统合的适应性以及国家改革所推动的制度化和理性化，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与国家争夺规则制定权力的社会控制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的国家制度体系。在此基础之上，党政权力不仅再造经济体系，建立了公有制经济，而且再造了社会，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领导。所谓“再造社会”就是试图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的画，通过消灭阶级、重构社会阶层和持续不断的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铲除了可能与国家争夺社会控制权力的社会强人势力。郭圣莉关于建国初上海基层改造的翔实档案研究，揭示了国家如何铲除这种挑战国家社会控制权力的各种社会强人和社会势力，如通过剿匪、镇压反革命、清理社会坏分子、扫荡娼妓赌博帮派、整顿旧社团等等，这些都将与国家争夺制定社会规则权力的势力铲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国家制度一度受到冲击，并且此后市场转型释放出各种多元力量并伴随冲突矛盾，但国家政权依然保持了强大稳定。从米格代尔的角度而言，这可以部分地归结于1978年之前国家建立起来了对于社会控制权力的绝对占有。

进而，何以1949年后新中国能够铲除与国家争夺社会控制的强社会，创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米格代尔剖析了欧洲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导致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出现弱国家和强社会的后果。与此对照，中国建立的公有制经济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作用：公有制经济对于中国的国家建构的影响，不仅如杜赞奇所言解决了财税汲取和政权内卷化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公有制经济为中国赢得了建立强大国家的时机和能力。一方面，公有制经济为避免第三世界的弱国家陷阱赢得了时机。即便在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也是在绝对主义国家形成的背景下展开的，绝对主义国家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第三世界面对的陷进是还未建立起一个现代的国家体系，经济就被动地卷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各种势力使得建立一个能够为社会订立规则的强大国家成为困难。而中国避免了这个陷阱，公有制经济的建立为使命型政党建立一个强国家赢得了时机。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为推动强大国家的形成赢得了能力。在相当大程度上，1949年后国家能够建立对于社会规则制定权力的支配不仅在于国家政权的性质，还在于国家权力的范围。按照邹谠教授的概念，全能主义（totalist state）指向是国家的范围。1949年后公有制经济的建立使得国家权力的范围得到极大的扩张，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都被充分吸纳到国家内部，基本上不存在国家外部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这种全能主义的国家体系为国家全面领导社会奠定了经济基础，使得国家可以铲除与其争夺社会控制的社会强人和社会势力，使得国家可以再造社会阶级、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从这意义上而言，中国能够成为强大现代国家并不只是改革开放之后努力的产物，1949年以来的历史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根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米格代尔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控制的强调为理解中国经验给出了启示。

当然，1949年后中国的强大国家之路并不是没有局限。除去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之外，也可以看到，市场转型是对国家社会控制的新挑战。当政党体制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包括求诉于公有制经济以及再造社会显然存在后全能主义体制的结构性束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面对国家制度化的重大挑战之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又通过持续的制度改革来重新应对新的社会挑战，从监管国家建设到国家制度化调适，这些探索无疑是新的经验和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做到国家与社会相互赋权也成为更大的挑战，需要在实践上继续探索和从学理上继续观察。但是，不管怎样，中国能够构建并保持、强化强大现代国家是中国经验至为关键的一环。不同于从殖民地转变而来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不同于从绝对主义国家转变而来的欧洲国家，当代中国是从社会主义发展而来的，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面临挑战的差异性，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为编辑便利，参考文献未能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