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社会研究》取材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内刊《社会学》。该刊于1988年创刊，1990年起开始设立专题或专栏，其中一大类别就是社会学名著精选、国外社会学、域外社会等栏目，专门介绍海外社会学的经典或最新成果。后来经历几任主编和几次改版之后，2020年起整体定位于编译海外社会研究前沿文献，致力于成为国内学界和读者了解海外社会的一扇窗口。由于内刊受众有限，为扩大社会受益面和影响力，我们又对2020-2021年刊载的编译文章精心挑选，购买版权，结集出版。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为《海外社会研究》第一辑。本辑分为四个主题，包括十四篇文章，覆盖美国、日本、欧洲、拉丁美洲及跨国研究。

家庭、婚姻与性别

全球范围内的跨国迁移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移民家庭研究十年综述”一文侧重于美国以及与美国有密切联系的移民迁出国，指出了该领域的几项重大进展。首先，研究者们广泛关注迁离原籍地但与原籍地保持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移民家庭，并探讨了家庭迁移行为对于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的影响。其次，学者们探讨了迁入地的社会情境对于家庭和家庭关系的塑造，尤其是没有正式身份的移民家庭成员面临的风险和困境。第三，研究者们探讨了在目的地定居的移民家庭抚养下一代时，文化适应和培养的运作过程。文章进一步指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便更好地了解移民家庭在面对全球经济联系不断加深、人口老龄化、家庭角色混乱等现实情况时，如何适应迁入国的社会情境。

自 2004 年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J. Cherlin）发表《美国婚姻的去制度化》一文后，围绕婚姻在个人生活中的地位变迁、婚姻行为的阶层分化、婚姻个体化等议题出现了大量研究，也有不少学者对“去制度化”框架提出质疑。2020 年切尔林再次发文，“美国婚姻去制度化的趋势和理论述评”进一步阐述了婚姻去制度化的理论根源，同时还以相关研究结果、统计和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详细梳理了欧美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婚姻变迁趋势，从婚姻替代形式、婚姻内部行为、婚姻个体化、“顶石”婚姻、同性婚姻等角度，全面评估了婚姻去制度化论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基于家族社会学的日本社会性别及女性就业研究综述”对20世纪70年代至今日本家族社会学领域的社会性别研究进行了综述。首先，基于对日本家庭研究四大著名期刊《社会学评论》《家族社会学研究》《家族研究年报》《家族关系学》的分析，梳理了社会性别研究如何在日本家族社会学中扎根并取得阶段性发展的过程。其次，分别对宏观、中观及微观视角下日本女性就业影响要素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总结分析。最后，从中分析日本现代社会的变化，以及编织在其中的社会性别意识的流动性，研究者的问题关心也从制度体系的维持，逐渐转向为对既存体系本身的凝视和质问。可见，社会性别理论在日本的发展和传播，带给日本学术界的成果颇丰。

学校、学区与教育

教育不平等是教育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其中学校扮演什么角色具有重要意义。儿童的社交与行为技能也因社会经济地位、民族、种族与性别因素而呈现出相当大的差距，但目前尚不明确这些差距在多大程度上应被归因于学校因素。“学校加剧儿童社交与行为技能差距吗？”一文使用定量方法研究美国的初等教育，创新性地使用季节性分析，将在校期间和暑期的数据进行对比，来探讨学校是否比非学校因素扮演着更为消极的、加重不平等的角色。得出的结论是，在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前三年，是否在校对社交和行为技能差距的扩大或缩小并没有较大影响。

如何解释不同收入背景、不同种族的学生之间巨大的教育成就差距？“美国大都市区的学区收入隔离与学业成就差距”一文试图从学区收入隔离的角度进行解释：学区之间的收入隔离程度，造成了学校环境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不平等。通过分析PSID和SDDS数据，文章发现，在学区收入隔离程度较高的大都市区，收入—学业成就差距和种族—学业成就差距更大。这种差距体现为高收入背景的白人学生学业表现更好，而不是低收入背景的学生和黑人学生学业表现更差。学区收入隔离创造了富裕的学区，但只有高收入的白人家庭生活在此，高收入的黑人家庭生活在与低收入白人家庭更相似的地区。研究结果表明，学区之间的收入隔离所造成的空间不平等，导致了不同背景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这对理解不平等机制和未来的政策实施至关重要。

教育对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产生何种影响？已有关于教育与信任的研究遵循三种理论逻辑：“资源因素论”认为，丰富的资源可以增加人们的自信，促使人们信任他人，受教育程度高者由于其较高的辨别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信任水平也更高；“社会认知论”认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成长与社会交往中形成了不同的认知取向，高阶层者是唯我主义的，在社会互动中表现出较少的参与度，而低阶层者是情境主义的，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更依赖他人、与他人联系更紧密，因此受教育程度低者更愿意信任他人；“文化因素论”则强调制度环境等因素的作用，如集体主义价值观、儒家文化等对信任的影响。“教育与信任的关系：来自三大洲的证据”一文就教育对信任的影响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结果发现只有在那些有着高效政府的国家，人们的教育水平才与信任呈正相关；而在政府效能较低的国家或地区，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人们的信任水平都很低。文章进一步推论，不同国家之间信任模式差异的关键，在于国家是否有能力保护那些信任相关行为不被机会主义者所利用。

社会分层与不平等

一般认为工作与财富相关，而不是与贫困相关。但是近年来“在职穷人”（working poor）存在的现实却表明，就业即使是避免贫困的最佳方法，也不能完全消除贫困。“欧洲的‘工作贫困’现象”一文采用原始资料文本分析、统计数据分析、类型学分析等方法来评估欧洲的“工作贫困”问题，重点在于界定欧洲“在职穷人”的规模与结构。研究发现，欧洲的确存在“工作贫困”现象，并且未来严重程度可能还会加剧，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给欧洲劳动力市场未来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等带来较大的威胁和挑战。

城乡不平等通常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美国，虽然乡村生活或者亲近自然的生活常常被一些人向往，但多年来社会科学家们却记录了农村地区的诸多相对劣势，包括受教育率低、收入水平低下、贫困率高发、很难获得高收入工作、致病率致死率较高、卫生保健服务不充分等。“能源成本：认识美国城乡不平等的一个新维度”一文尝试将美国城乡不平等研究延伸到一个很少受到关注的领域：能源成本。通过对跨度20年的四波“住宅能源消耗调查”（RECS）数据的分析发现：美国农村居民尽管使用更少的能源，但是却承担着比城市居民更高的能源支出，他们正在经历“能源痛苦”。农村地区能源成本的上升显著地减少了可支配收入，这可能会对农村居民在其他福利和社会流动等领域产生负面影响。文章基于空间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增长机器理论——来考察美国城乡能源成本差异，为社会学的空间不平等研究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新维度。

社会不平等如何被合法化？绩效信念是一个重要路径。通过将个体的社会处境归因于自身努力或能力等自致性的绩效因素，绩效信念使人们认为社会不平等是可以接纳的甚至是公平的。然而，对于民众的绩效信念是否会因阶层位置而分化，学界始终存在争论。其中，自利理论认为，人们对社会分配的感知是一种“阶层意识”，个体在分层结构中的位置越高，则绩效信念越强；而意识形态霸权理论、虚假意识理论以及系统正当性理论认为，绩效信念源于政治教化，或是人们谋求“控制感”的普遍心理需求，因此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特征，与个体的阶层位置无关。“地区收入不平等、经济地位与绩效信念”一文提出的“阶层冲突激活理论”强调，结构位置对人们绩效信念的影响会随外部环境条件的差异而分化，尽管个体的经济地位确实会影响其绩效感知，但这种作用是条件性的，它依赖于地区收入不平等这一情境触发因素的激活。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社会经济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地区。近年来，随着“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提出，拉美地区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拉丁美洲的社会资本、收入不平等与健康分层”一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和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探究该地区的健康分层，并在此基础上考察社会资本和收入不平等对健康分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拉美地区基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在健康水平上存在明显的分层，这反映出普遍存在的巨大社会经济差异。但是，不管个人的社会资本状况如何，国家层面的广义信任和邻里信任对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之间的关系都有调节作用，这有利于社会底层民众，特别是在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因此，拉美地区在促进健康平等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到集体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加强国家层面的公共投入。

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

在过去的20年里，关于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迅速增长，但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概述，文献体系较为松散。“公共服务动机：系统性文献评述与展望”一文对323篇文献进行系统回顾，考察了有关公共服务动机的六个关键方面：概念研究的发展，基于引文网络分析的杰出研究，最常见的出版物渠道，研究设计和方法，调查路线和实证结果的模式，以及对实践的启发。文章还指出了现有文献的优缺点，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即在理论方面要克服乐观主义倾向，在研究方法上要克服两种缺陷，在测量维度方面要克服统一性弊端。

学界普遍认为，与欧洲相比美国一直扮演着福利国家论的反事实角色。关于“美国福利体制规模为何这么小”“政府干预为何如此犹豫不决”的研究长期占据学术主流。但近几十年来批判性的声音逐渐涌现，这些“美国福利国家例外论”认为，事实上美国福利体制的规模并不比欧洲发达国家的小。“美国例外论与福利国家：修正主义观点”一文对此进行了梳理和归纳，认为美国福利体制具有三大特点，即税式支出在社会福利中发挥核心作用、私人福利制度具有突出地位、政府委托非国家行为者的福利治理模式，并且这些特点导致了美国福利体系中政府行为的隐蔽性和行政系统的复杂性。文章同时指出了修正主义观点的局限，例如并未有力阐释美国福利体制形成的历史渊源，并未论证为何美欧私人福利起步相似而发展至今的结果不同，对税式支出与政府福利支出的概念等同性有所夸大等。文章最后提出，未来研究的完善还有赖于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广泛深入以及对“福利国家”概念的精准化。

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发展，以智能化、数字化为核心的“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边缘计算）、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等新一代信息为特征形成的“数字空间”，创造了人类数字化生存的全新模式，人类正从与技术“共存”的阶段迈进与技术“共同进化”的时代。传统的国家治理理论与研究较少将科技因素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社会整体形态改变纳入主要考虑范围，更多的是将信息化作为一种改良的手段。“人工智能、自由裁量权和官僚主义”一文以行政自由裁量权与人工智能之间的互动关系着手进行论文回顾，从深层次分析公共管理中自由裁量权随着科技化程度的加深而不断演变的过程。这对中国的数字化政府建设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参考启发意义。

跨国公司常常只被看作是全球治理的对象，而非治理架构的形塑者。但事实上，跨国公司的兴起重塑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并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后果。“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一文在对各个领域的研究作了分析与述评后，提出跨国公司在全球治理中扮演了三项主要角色，即治理规则的支持者、阻碍者与供给者。根据不同的角色功能，文章重组了既有文献，并细致回应了跨国公司与新自由主义经济计划、跨国资本家阶级、劳工与人权保护、气候与环境政策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议题之间的关联。

希望上述不同主题的研究，对于了解海外社会、反观中国社会、开展跨国比较，以及推动比较社会学、区域国别学等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和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