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的崛起

——沟通理性下市民社会的和谐必然

邓文增

【内容摘要】自黑格尔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西方对于此进行了不同的演绎与发展。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亦即批判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对于市民社会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与发展。他以沟通理性理论为基础，以文化的现代性为依据对市民社会以及政治民主模式展开了论述，同时也遭到了后现代主义以及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本文通过对他的理论基础、理论分歧以及理论的再次整合三个逻辑层次展开分析与论述，最终得出哈氏之理论导向乃是实现公众、国家与社会的和谐。

【关键词】市民社会 公众意识 公共理性 沟通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合法化的危机，从而人们失去了对于政府乃至政治的认可与信任，而在这个时候科技却给了人们一个新的理性追求，但是这却是一个畸形的不合理的理性追求，亦即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的盛行使得人们为科技所奴役，这样的社会势必导致人性的扭曲，于是社会迫切要求建立一个合理的理性来把人们从工具理性中解放出来，而这种理性便是交往理性，或者叫做沟通理性。

一、社会的合理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任何社会都必须建立在被人们认可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必须具有“合法性”。正如他自己所说：“一种政治秩序总要求人们把它当作正确的、正义的存在物加以认可，而合法性意味着它有着充分的理由这样去做。一种合法的秩序理应得到承认。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认可。”[1]那么，一种社会秩序如何被人们认可则首先涉及到的便是公众的意识，而公众意识的形成在于市民社会的转型与公共领域的生成。

（一）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美国学者约翰·艾雷伯格教授曾这样评价哈贝马斯：“作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学生，哈贝马斯对当代市民社会理论所作的重大贡献开始于他关于‘推理的公共领域’之兴起的历史描述。”[2]对于这一点，哈贝马斯是把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作为市民社会理论考察的第一阶段而论述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把市民社会的概念与公共领域密切的联系到了一起。正如他自己所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当中。”[3]

1、市民社会的理念及其转型。上文所言市民社会真正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乃是欧洲中世纪的事情，而真正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概念性的确立却又是经黑格尔以及后续的思想家不断的演绎而进行的。自葛兰西所开辟的对于现代市民社会理念的理解，市民社会概念被理解为是一种作为社会意识或者上层建筑的存在。“它作为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领域，同时又是领导权得以被组织的领域——包括统治阶级的和革命阶级的。这种文化领导权的载体主要指的是各种民间组织，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以及新闻机构，它们构成了市民社会的主要形式。”[4]而此种阐释到了哈贝马斯这里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而哈氏最为突出的贡献就在于他把公共领域引入到了市民社会的考察当中。

2、公共领域与其历史生成。对于公共领域概念的阐释，哈贝马斯作了明确的区分，即他把公共领域分为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平民公共领域，而他所讨论的是前者，亦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5]哈贝马斯把市场领域的市民社会以及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和家庭一类的私人领域共同作为市民社会的要素。这实际上是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的不同角度对市民社会进行阐释，而公共领域由私人领域构成，实际上公共领域也就是市民社会中最大的范畴。

3、公共领域的转型。公共领域的生成是经过历史的漫长过程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功能在于政治的解放，也就是把人们从专制中解放出来。也就是分明的把公共领域的话语权作为政治的制约与对立来实现一种监督的作用。也就是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一种话语上、文化上以及政治上的大解放。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垄断的出现，逐渐导致了国家和社会的融合与控制的出现。市民社会的结构造到严重的破坏，技术与经济的垄断造成了政治文化层次的独裁，公共领域失去了对政治的合法性约束，而只能退居到经济领域中。这使得在经济上获得充足发展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却在政治上面临着深刻的合法化危机。

（二）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正如前文所说，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对文化传统的干预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6]也就是它丧失了人们对它的认可，而导致了“合法化危机”。

1、合法化危机。资本主义首先经历的是自由主义，同时信奉着一种平等、公平的理念与文化传统，亦即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独立于国家政治之外的自由而存在，而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开始干预市民社会，干预市场，即国家调控机制形成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哈贝马斯把它们分为四种：一是经济危机，国家建立有组织的垄断机制却始终达不到合理的计划，因为此种垄断同样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之下，而造成了双向的失调；二是合理性危机，也就是说国家干预社会并非是普遍的干预，而是有选择、有条件的干预，那么选择的合理与否出现了问题；三是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而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日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7]最后是动机危机，也就是说过去的文化传统被颠覆，于是行动的动机也随之改变，而新建的文化传统却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与不稳定性，因为它不是独立的存在，于是动机也产生了不稳定性，也就是哈氏所说：“社会文化系统不能长久的再生产出对于系统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系列私人性。”[8]

2、科学技术成为人的统治。在社会普遍产生了合法化危机之后，于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它履行了原来意识形态的职能。这就是科学技术。哈贝马斯说到：“技术和科学今天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意识形态。”[9]因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了作为自由主义时期的文化传统或者意识形态，而实行的国家干预又产生了合法化危机，于是科学技术不仅仅成为自然界的统治，同时作为意识形态成了对人的统治。人们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来崇拜，逐渐变成了科技发展的工具。也因此，丧失了政治意识的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向技术，把科技应用于自然的法则应用到社会，文化被科技所主导，政治也变成科技的奴仆。

3、政治的没落。现代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当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时，国家社会政治的民主化、人际关系健康化和个人的全面发展进程严重受挫。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假借科学技术为合法性辩护，从而把人们或者市民社会完全局限在了经济与科技的狭小范围之内，作为合法性约束的公共领域却成了依附于科技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存在。政治也作为了一种工具，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途径与环节，文化亦是如此。整个社会笼罩在工具理性的统治之下，看似蒸蒸日上、飞速发展的社会却掩藏着巨大的危机。于是，社会的合理理性急需获得重新的建构。

（三）理性之重建。崇尚科技导致了现代人高度的目的性，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只对于结果负责，即以是否达到目标为标准。“整个社会出现抬高技术问题，排斥政治问题，即将社会问题重新界定为技术问题，而置政治问题于不顾，人民群众中普遍滋生一种‘明哲保身主义’，大家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10]而造成此种冷漠的原因便是工具理性。

1、工具理性批判。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引进黑格尔德逻辑学对工具理性进行了批判，而作为他们学生的哈贝马斯把工具理性的批判重点更在于现代性上。工具理性注重调节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更加强调的是一种主体哲学。即使主体去占有客体，占有自然，而不是让自然承担其中的后果。这就使得主体完全轻视客体的存在，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这实际上是一种对于主客体不平等的演绎，客体之于主体，是被利用的工具，而作为主体的人却又是自己目的的工具。于是哈贝马斯提出，主客体需要进行平等的对话，亦即实现一种主客体的平等沟通。这不仅仅是之于人与人之间的，更在于整个社会系统各个要素之间的沟通。

2、系统和生活世界。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于是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是由三个子系统构成：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系统。“在这里系统被理解为一个由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要素组成的自我调节系统，而这个系统在处理复杂的周边环境中提升自己的自我控制能力。”[11]各个系统要素之间通过互相沟通促进各自能力的提升，而这个系统同时通过和自然的交往实现自身的提高。针对系统的概念，哈贝马斯又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并通过“系统——生活世界”这一双重架构去理解和分析社会现象。同样的，他把生活世界分为文化、社会和人格三种结构。此种与系统相对应，则构成一种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或者称作事实与规范的统一。通过双重的演绎、论辩、架构共同形成一个合理的社会模式，亦即交往理性下的合理社会。

3、交往构成合理的社会。哈贝马斯之于整个交往理论的范畴涵盖了生活世界的各个要素，亦即文化、社会、人格。也就是说，文化需要交流，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文化需要交流从而实现一种共同的关怀；社会需要沟通，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的各个要素需要沟通，亦即文化、政治、经济需要在沟通的基础上建立出一个公共理性来；人与人之间需要交往，人不能作为技术的工具，而应作为自己的主人，主客体的平等使得交往成为一种和谐。这些都充分凸现了哈贝马斯把交往理论运用到了世界的各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引来了多个领域理论对他的批判。

二、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分歧

作为批判的社会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从形成开始就开始了学术的论战，而作为学科涉及广泛的哈贝马斯来说，所面临的论战也就更为的多了。继承了老师阿多诺对于实证主义的批判，而逐渐形成一种批判的理论，而批判却又在反批判与再次批判之中。哈贝马斯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调当然也遭到了不同流派的强烈争议，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后现代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对其理论的争论。

（一）文化现代性与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主义说是后现代实际上就是要否认现代性的存在，因此哈贝马斯称其为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者通过对社会现象以及社会关注的变化而声称人类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而现代主义文化却由于脱节而必须被否定。

1、后现代主义对文化现代性的否定。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工业社会的特有品格有赖于经济与节俭原则：即追求效率、讲究低成本、高利润、最优选择和功能和理性。然而，就是这种品格，与西方世界领先的文化潮流发生了冲突，因为现代主义文化强调反认知的反智模式，他们都渴望表现最初的本能。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勘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正是这种脱节现象构成了西方所有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文化危机。”[12]于是后现代主义主张通过否定这一文化来实现危机的解决。

2、后结构主义的双重否定。后结构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支同上文所述者更进了一步否定文化的现代性。如果说上面所说就像哈贝马斯反驳的“因果颠倒”的话，那么这回则是从文化现代性的核心展开的拆解。文化现代性的基础已经失去了合法性，亦即知识的“宏达叙述”类似于黑格尔精神辩证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类的宏达叙述已经不存在实际的可信性，因为时代已然改变。

3、文化现代性的重建。针对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实际上是在为哈贝马斯找到了一些理论上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反映了现实中存在的障碍。而哈贝马斯就是要扫除这些障碍，与后现代不同，哈贝马斯不是否定文化的现代性，而是赋予文化现代性的合理成分，即文化的合理理性，也就是由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形成并渗透到政治领域的被普遍认可的理性，亦即交往理性。但这同样遭到了罗尔斯的反驳与批判。

（二）公共理性的分歧：与罗尔斯的争论。公共理性亦称“理性的公共运用”，对于这个概念的争论是哈贝马斯与罗尔斯争论中最为激烈也最为精彩的成分，由此可以反映出两种思潮对于概念的根本分歧而产生的理论的导向歧义。

1、罗尔斯：公共理性与市民社会理性的对立。罗尔斯强调的公共理性是之于民主与正义之基础之上的，由于此两种意义而构成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公共理性并非是一种道德理性，而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理性，它是政治自由主义以及民主合法性的基础，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的行使符合宪法——宪法的根本内容是所有公民都可以合乎理性地期待大家按照他们视之为理性而合理的、因而认为是可接受的原则和理念来认可的时候，行使政治权力才是恰当的，因之也才是正当合理的。”[13]也就是说，公共理性之涉及民主国家的合法性和宪法的正义性，而非市民社会理性的多种多样，所以公共理性与市民社会理性并非必然联系的，而是相互对立的。

2、公共理性的形成之分歧。诚如上文所言，罗尔斯把公共理性与市民社会理性对立，这与哈贝马斯的理论基础截然相反。哈氏把公共理性看作是由市民社会理性亦即公众理性发展而来的。也正因为公众理性由此而来才会具有合法性，于是公共理性也必然从此而来。但罗尔斯并不是把公众的认可作为合法性的来源，他主张正义才是合法性的原因。

3、合法性与正义性。对于公共理性与合法性地位的不同规定构成了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根本分歧。这里充分体现概念作为理论基础的重要作用。哈贝马斯一直主张构成合法性的基础是市民社会，而罗尔斯主张合法性源于唯一的正义，亦即宪法的庄严标准。并深入分析哈氏交往理论，交往必须有一定的依据，而依据也必须是实质性的内容。换句话说就是，罗尔斯用现实存在反对哈贝马斯的理想辩谈。而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他所要建构的是一种文化传统，而理想又是文化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只有有理想的前导才可能创造社会的合理规范。

（三）文化与社会化的普遍影响。生活世界所包含的三个层次：文化、社会以及人格。这实际上是一个从大到小的范畴演绎。但三者之间又构成一个圆环的回归式循环。人际之间的交往促成社会的互动，最终导致整个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发展，反之文化又回归到人格的影响，如此循环，使整个社会系统达到一种合理的和谐。

1、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依据。不同的领域以及不同的文化流派对于社会的发展标准都有不同的规定，或者称为概念的规定。这似乎是所有理论冲突的根源所在，然而概念，诚如黑格尔所述，作为原初的精神由自在到自为最后到自在自为的辩证运动最终会实现自身的统一。于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依据也在实质上完成了普遍的认同。人们普遍认同的便是人类作为主体能动性的巨大力量而发生于世界的作用，亦即普遍的作用以及其形成的后果。无论是在技术、政治或者文学艺术上的都只是它的表象，而实质在于广义上的社会文化的作用。

2、作为普遍作用力的社会文化。社会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或者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并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其作用力是普遍的存在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精神，哈贝马斯之沟通理性意在建立一种时代的新精神，他主张公众作为社会的主体，公共领域作为社会文化形成的必然环节，于是由公众理性而成的公共理性然后再映射到整个社会，从而形成一种具有普遍作用力的社会文化。而这种普遍的统一是在文化的多元性基础之上的。

3、文化多元化与全球化。世界上各个区域以及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要实现文化的绝对统一是不可能的。而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所引起的政治、文化方面的适应行为也是当今世界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要保持文化的绝对独立也是不可能的，于是文化也开始趋于一种对话的状态，似乎对应了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于是沟通理性之下的社会文化势必会走向统一，而此种统一实现的基础乃是市民社会的不断壮大，或者说是公众的崛起。同样这也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必然而产生。

三、公众的崛起：合理性社会的和谐必然

哈贝马斯强调合理理性乃是源于市民社会的理性，同时也赋予了其合法性。但合理理性的形成同样促成了市民社会的壮大。公众在沟通理性下开始崛起，并渗透到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并在此种崛起中形成一种和谐的制约与团结。虽然此种作为理想中的建构，但是同样昭示着一种社会的必然趋势：合理性社会的和谐必然。

（一）市民社会的民主重构。哈贝马斯针对西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民主传统提出了一种综合的民主模式——话语民主模式。这与其沟通理论全然一致，自由主义强调全体独立的公民；共和主义强调国家宪法的建构。而“话语民主理论提出了一种非中心化的社会概念”。[14]实际上就是要形成一种普遍参与与制约的交往模式的互动理性。

1、市民力量的壮大。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在兴起之时，是由于市民社会的兴起而引起的贵族没落从而产生了新兴经济文化的变迁。而到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之后，市民社会的规模虽然仍然在壮大，但是其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的力量明显受到了压制。当今社会需要建构的就是市民社会的政治意识与文化意识，亦即大众的主体意识。

2、大众主体意识的提高。所谓主体意识，同样涵盖了对于自身的认同。也就是说，取消工具理性下的目的性与工具性，使自己作为自己行动的主人，而非受技术的奴役。社会的个体也就是单个的人通过与其他人的交往中逐渐形成对于自己的认可，同时获得对于他人的认可。这样，就个人而言，对于政治、文化的关切再次形成沟通的动机或冲动，从而实现再次沟通。如此不断的沟通最终达到意识上的一致或者团结。

3、沟通与团结。市民社会的兴起必然要是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力量，于是市民的话语也应是建立在和谐一致的团结之上。这也就是达到一种理解与和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力量或者方向才能有力地作用到社会、政治领域。而此种团结的形成也非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活动，同样是市民社会中各个要素或者单位之间的活动。如此则赋予了市民社会理性普遍的认可，也就赋予了它的合法性，这也构成了公共理性的实现基础。

（二）公共理性的合理实现。在上文之于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论战中，我提到了哈贝马斯所谓公共理性是由公众理性发展而来的。这好像是一种民主的范畴，其实不然，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合法性的基础，并非是普遍的民主体现。一方面，它构成合法性的依据与来源，而非是合法性本身，也就说，它并不作为政治的直接操作者，而是合法的约束者、规范者；另一方面，哈贝马斯规定市民社会的成员要具备财产和受过教育，也就是要有参与政治、文化的力量。他希望以此来确保市民社会本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1、市民社会：合法性的基础。市民社会作为一种普遍的意识群体，它不直接作用于政治，而作为政治的规范。公民大众在社会中拥有话语民主，也就是一种非法律或者强制的合法性约束。这是建立在人们认可的基础上的，于是话语权的实现与话语的沟通构成市民社会参与政治的形式。并通过此种形式把公众理性上升为公共理性，或者国家理性。

2、从公众理性到国家理性。国家理性的实现可以是专制主义的制定，抑或是民主的制定。哈贝马斯所强调的实际上是力图实现合理性与民主性的统一的公众理性的合理转变。民主的并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哈贝马斯于是想通过沟通与和解来达到公众意识的合理转变，从而实现合理化的话语，并通过合理合法的形式把此种话语转换为政治，从而形成一种带有实在力量于规范的公共理性。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团结与和谐。

3、公共理性的一致与团结的实现。公共理性既作为合法的和合理的，那么它实现的是对于社会各个单位要素的一种统摄与协调的工作。无论是个人与个人之间还是某个单位与另一个单位之间，或者是个人与某个要素之间都通过沟通实现对公共理性的理解与和解。于是整个社会便日趋合理化。

（三）合理理性下的社会。哈贝马斯所谓合理理性或者公共理性实际上就是他的沟通理性。明白的说他的理想社会模式就是一个普遍沟通与互动的社会。通过此种理论建构出的社会应当是一个和谐团结与活泼的自由的社会。在他的理论之下，所有的社会冲突或者问题都可以获得妥善的处理，因为沟通与理解无处不在。

1、交往：人际间的和谐。沟通理性下，个人的思想行动都可以获得他人的认可，同时在交往中，彼此获得的是双倍的收益。交换思想实际是在获得思想，也就是说，在沟通中，人们获得的知识或者理性的东西、情感的东西会增多。当然坏的东西也可能增多，但是沟通实现的最重要的是人际的和谐。

2、团结：市民社会力量的壮大。反复的重复这样一个问题，这里所说的是实现人类的普遍一致的力量的实现。举个例子，就好像面临环境问题需要全球合作一样，世界上各个单位、个人都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并把这个理念真正的合理应用到自身的行为规范中，那么社会的问题也就降低了解决的难度。社会的团结一致使得社会前进的速度加快了。

3、对话：公众、国家、社会的和谐。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协调了才会良性的发展。哈贝马斯之于系统的要素划分以及生活世界的层次划分，实际上都要实现沟通理性的普遍的全面地实现与应用。也只有全面的沟通才能实现全面的和谐，因此公众作为此种全面理念的基本范畴必然要崛起，公众的崛起会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合理化与合法化，而此种合法化又必然促成公众的再次壮大。

反思与总结

哈贝马斯作为一个理论庞杂的批判家，同时又是一个理论的建构者。其理论通过批判而建构，这就使得他的理论具有了很大的倾向性，或者说是局限性，他试图以理论涉及范围的扩大来弥补这样一个局限，但这些都是理想上的理论架构。于是遭到了来自各个领域的批判，但作为批判后的理论，其价值更显得突出：一方面他鲜明的提出了社会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理论上的方法。无论其理论是否能够在现实中实现，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宝贵经验。作为泛读其理论的我来说，所论观点可能存在偏差与浅薄指出，望老师批评指正。

【注释】

[1]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波士顿，1979年），第178页。

[2] 约翰·艾雷伯格：《公共社会：历史的批判理论》，纽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9页。

[3]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4] 李佃来：《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8页。

[5] 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三期。

[6]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波士顿，1975年），第50页。

[7]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8] 同上，第103页。

[9] 哈贝马斯：《文化与批判》（法兰克福，1977年），第76页。

[10] 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488页。

[11] 王晓升：《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页。

[12]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2页。

[13]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

[14] 哈贝马斯：《包容他者》，引自《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参考文献】

⑴《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⑵李佃来：《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⑶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⑷王晓升：《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⑸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上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术出版社1999年版。

⑺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⑻曹卫东：《曹卫东讲哈贝马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