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论断已经做出了一百多年了，中国封建社会不甘不愿的灭亡也已经超过百年，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按理说是由最根本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但是即便经济基础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这样的取代就一定可以顺利进行了么？恐怕未必。这一点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兴盛和灭亡中大概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中国的封建社会灭亡了，但他恐怕死的不是非常甘心，照理说兴亡更替的决定性力量总得来自国家的内部，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灭亡却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假使没有来自外部的影响，中国的封建社会再继续个千八百年甚至就这样永远继续下去恐怕也不是不可能。

政治上扩大同盟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经过了不断的发展和调整的，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即：贵族地主统治阶段、士族地主统治阶段以及最后的庶族地主统治阶段，纵观这个发展的历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在不断的扩大的，从最开始真正的一家之天下，到后来的与士大夫共治，再到最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读书人的加入，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终于扩大到了他能扩大到的极限，而至于剩下的那些人，在揭竿而起之前很难说他们是什么重要的政治力量，毕竟他们可是“连话都不会说”的沉默的大多数。伴随着统治阶级的不断扩大，封建社会的核心皇权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获得了不断的增强，而正是这空前强大的皇权领导下的空前壮大的统治阶级压制了社会变革的力量，使得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到来大大推迟甚至永久杜绝了。

同样的事情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被炮制出来并被冠以“社会稳定器”的称号 ，相比于最底层人民的永无翻身之日来说，这一阶级的人们在一片昏暗中看到了微茫的希望，而就是这一点微茫的希望就已经足以使他们心理上倾向于站在统治阶级的一边，当然历史中他们的同行以及他们本身脆弱的根基告诉我们中产阶级对于统治阶级的支持绝不是死心塌地、牢不可破的，但同时他们的妥协性和侥幸心理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推动变革的中坚力量，甚至于在革命的号角全面吹响之前，他们如果不是继续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话也至少是会处于观望的状态，而他们的这种态度则势必会助长统治阶级的气焰，在事实上对最终革命的发生起到压制的作用，从这一点来看，至少在革命发生之前，中产阶级还是会起到“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显然是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不利的。

思想上的高度控制

中国封建社会得以绵延相续的另一个重要法宝正是对于民众思想上的控制，这种思想上的控制既包括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盲目自信，这告诉民众中国当前所能达到的水平已经是这个世界能达到的巅峰，同时这种思想上的控制更包括了对民众视野与思想上的极力压制，这一压制使得人们难以寻求到新的出路而只能在黑暗中苟延残喘。

这种思想上的控制同样在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盛行，首先是对于自身制度的盲目自信，资本主义自建立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这种自信有了看似深厚的现实基础，所以他们即便挥舞着大棒也要满世界的宣扬这一普世价值，更有甚者还出现了历史的终结这样的论调，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巅峰，我们且不说这种论调和自信是否是正确的，可以确定的死这种自信势必会使得人们对于改变缺乏信心，从而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起到压制的作用。

谈到思想控制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似乎采取了和中国封建社会完全不同的应对方式，相比于中国封建社会对于思想的重重禁锢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没有对思想进行限制，反而似乎在极力鼓吹思想的自由，当然这种自由显然是有限度的，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在自由的为资本主义说话，自由的媒体自由的宣传着这些内容，而这些听众是否是自由的恐怕没有多少人关心，而那些自由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内容则被自由的媒体自由的摒弃掉了，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硬性的对思想的限制，但是其对思想的控制力恐怕反而空前的强大，名为政治正确的规范在发挥着远超以往任何法规的作用，因为这一规范的执行者不在局限于有限的行政力量内部，而是被所有明白自己利益所在的统治阶级和他们的附庸一起维护着的，所以说相比于中国封建社会对于思想的控制，资本主义对于主流思想的把控能力恐怕有增无减。

然而这种对于主流思想的控制只是这种外松内紧的控制方式压制社会变革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正是在于资本主义表面上的思想自由，革命无疑是一种激烈而极端的手段，而革命思想也可以说是一种激烈而极端的思想，而极端的思想在怎样的思想环境中最容易发挥出作用呢？答案是极端闭塞的环境之中，然而资本主义外松内紧的控制方式给与了民众一个看似宽松的思想环境，而这一看似宽松的思想环境就给革命思想的快速发酵、爆发增加了现实的难度。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环境对于革命的发生无疑可以起到更加强大的压制性作用。

以改朝换代的方式消耗革命的力量

正如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难以调解的内部矛盾一样，封建社会也存在着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这一矛盾也曾多次轰轰烈烈的爆发，但是矛盾的爆发没能推动社会的变革，最终的结果只不过是改朝换代再来一次而已，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比较官方的解释是社会变革的力量被这些改朝换代的人利用了，换而言之，矛盾爆发所产生出的革命的力量在一次次的改朝换代中被消耗掉了。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改朝换代的成本下降了很多，甚至于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化的东西，革命的力量无疑是一场足以改天换地的洪流，但是大禹治水的经验就曾告诉我们，治理这种洪水的方式不是硬碰硬的封堵，而是要采用疏散的方式来逐渐削减洪水的规模。而资本主义社会常态化的改朝换代无疑给这种疏通造就了有利的条件。我们比较容易想见的是，当变革的力量开始爆发甚至于还在酝酿的过程中的时候，统治阶级就完全可以采用弃车保帅的方式让当前的政府背锅从而转移群众的视线、打乱革命者的阵脚、最终削弱革命者的力量。另外民众渴望变革的意愿还容易被统治阶级利用而被导向到完全不同的方向，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上台无疑就利用了民粹主义的力量，而这中对于变革力量的利用也会对革命的发生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

资本主义灭亡之路多艰

资本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不断的进行扩张，因为只有这种扩张才能推迟矛盾的内化以及最终爆发，而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其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辉煌但也是最后一次的扩张，一旦这次的全球化扩张达到顶点，如果没有星辰大海来让他们继续征服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爆发就将不可避免，但是本文要说的是即便这种内部矛盾开始爆发，资本主义也不会就这么轻易的心甘情愿的灭亡。

我们首先探索一下是否存在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在这之前我们要说的是和平演变发生的前提是什么？这个前提正是在于先进力量与落后力量的实力对比，只有在先进力量在面对落后力量有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之下，真正有价值的变革才能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然而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力量的对比显然不是这样，在无产阶级下定决心掀翻桌子之前，无产阶级在谈判桌上是赢不了这些肉食者的。所以要想改天换地，能够依靠的只有三尺青锋。

那么既然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来实现变革，那么这就离不开革命力量的汇聚，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下革命力量的汇聚是有着重重的困难的。首先的困难就来自于思想领域，资本主义长期积攒下来的自信不可能一日之间瓦解，而在这个表面上宽松的思想环境之中，革命的思想又无法作为一个全新的东西获得飞速的传播和发展，所以单只革命思想的传播与发展就需要漫长的时间，而且在这期间还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的因素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另一个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体传播毕竟依然掌控在统治阶级手里，在风云突变的情况之下他们未必不会转而加强对思想的直接控制。

上边说的是革命思想的发展，下边来说革命阶级的划分，事实上，左翼运动四十余年不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革命阶级划分的不明确，而提到这一点就回到了本文关于中产阶级以及统治阶级扩大同盟的内容，毫无疑问的，革命的中流砥柱必须是无产阶级，因为只有他们才具有最坚定的意志，最一往无前的决心，但是作为革命中流砥柱的无产阶级在发动革命方面却面临着重重的阻碍，一方面工业革命以来，无产阶级生活的绝对水平获得了一定的提升，所以在他们不会面临快要饿死的不利局面的情况下，他们也难以下定革命的决心，另一方面则在于娱乐文化对于无产阶级思想的腐化，娱乐至死的论调绝非空穴来风，而这也将对无产阶级转向革命造成巨大的阻碍。那么在无产阶级无法成功的吹响革命的号角的情况下，中产阶级这一非常关键的力量就将继续发挥其“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从而又反过来压制革命的产生。

另一个影响革命进行的重要力量正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虽然从根本上来说，通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民主制度是绝对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的，但是对于这一制度长久的依赖和惯性的思维无疑会分流至少一部分的革命力量，尤其是中产阶级这样的中间派更是极其容易被这种和平的方式所吸引，而一旦革命的力量被导向这种机制，那么统治阶级就会很容易的利用我们上文所说改朝换代的方式来消耗革命的力量，而这种消耗对于革命的打击同样是非常沉重的。

综上所述，即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开始爆发的情况之下，资本主义的灭亡依然是困难重重。

世界的未来需要一座新的灯塔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一样，在排除外力作用的情况下，资本主义走向灭亡势必面临着重重的阻碍，不过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灭亡也曾有过无数的困难，但是当外部的先进力量开始施加的时候，当资本主义用沉甸甸的事实展现出其优越性的时候，当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思想打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固有思想的时候，中国封建社会终究是寿终正寝了。

资本主义的灭亡恐怕也非得需要外界类似的力量加以刺激不可，而这一刺激的来源只能是来自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当资本主义社会走到其扩张的尽头的时候，它就失去了其对于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而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进一步的解放生产力就需要转入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道路上来，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最好的情况之下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自发的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某个国家或者力量率先完成这种转变，而就完成这种转变的难度而言，中国无疑是相对来说最容易的。

而在中国用事实证明了此路可通的情形之下，在沉甸甸的事实面前，“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资本家们恐怕才会承认变革的先进性，而“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无产阶级才又足够的信心来完成这一次伟大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