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十六到十七世纪的英吉利王国，是一个较小的封建国家。王国的领土只有英格兰、威尔士和周围一些岛屿。

英国的农奴制，由于农民起义和资本主义因素的渗透，实际上再十四世纪末期已经瓦解，到了十五世纪，农村居民绝大多数已是自耕农了。十七世纪初，全英四、五百万人口，只有五分之一住在城里。但革命前英国农村的封建生产关系已遭到破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深入农村，农村正经历着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

从十六世纪开始，英国手工工场有了迅速的发展。作为传统工业的毛织业在工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十六世纪中，广大农村中已经建立资本主义性质的呢绒业手工工场，它的形式大多数是分散的，但同时也出现了大规模的集中的手工工场。十七世纪初，呢绒业在英国特别兴旺，一度达到出口额的百分之九十左右。

从十六世纪中期起，英国兴起了许多新工业部门，如造纸、火药、玻璃、制糖、军工、造船、棉织业等。采掘、冶金等工业部门，由于采用外国技术和新工艺，也得到了发展。1540至1640年间，煤的产量增加七点五倍，铁的产量增加五倍。一般的手工工场是几十到几百个工人，个别的雇佣工人多达几千人。从这些工业部门的规模、设备、技术、劳动组织形式等各方面来看，英国工业已经逐渐走上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英国工农业的迅速发展，是同市场的扩大，特别是同对外贸易的扩大联系在一起的。十五世纪末年，世界新航道开辟后，国际贸易中心逐渐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英国正处在世界贸易航道的要冲，海外贸易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在国王特许下，英国建立许多巨大的商业垄断公司，如东陆公司经营波罗的海沿岸的贸易，非洲公司经营奴隶贸易，其中特别重要的是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对东方各国的贸易。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国内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资本主义手工工场迅速代替了封建行会手工业。

圈地运动和农民反圈地斗争

英国的资产阶级和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贵族，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从十五世纪末年开始，持续进行了三百多年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实质上是在农村中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活动，它用残酷的暴力使生产者脱离生产资料，把大批农民赶出家园，从而为资本家提供雇佣奴隶。同时，圈地运动也是农村土地制度的一次变革，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村社公有地转化为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制，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它采取残暴的剥夺方式，夺取农民的土地，因而遭到农民坚决的反抗。

十五到十六世纪的时候，由于英国本土毛织业的迅速发展，羊毛需求量大增，价格上涨，因而推动英国一部分贵族，特别是中小贵族，走上资本主义经营的道路。他们纷纷在中部、东部和南部进行圈地，剥夺农民的土地，强占农村的公用地，并把分散的地段联成一片，围以篱笆，挖起壕沟，放牧羊群。到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中，由于工业人口增长，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需要增加，又给圈地运动以新的刺激。圈地者不但圈占村社公有地和农民耕地，并在东部和其他低洼地区，广泛地推行排干沼泽的工程，改良土壤，建立资本主义的农场。

圈地运动使整个乡村遭到破灭，农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沦为“流浪汉”。英国统治者为了驱使这些农民接受雇佣劳动的残酷剥削，制订了一系列的血腥立法，用严刑峻法惩治所谓游民流浪汉。农民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政治迫害和圈地运动，不断发动起义，展开英勇斗争。十六世纪中最大一次起义是1549年罗伯特·凯特领导的起义。起义发生在圈地最早和最剧烈的东部地区。起义的武装农民有二万人，攻占了诺里季，并与城里的贫民联合在一起，沉重地打击了圈地者。

阶级分化和阶级力量的变化

随着圈地运动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向各个方面渗透，英国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也起了变化。

革命前，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即贵族阶级已经分裂。封建贵族或旧贵族，依靠传统的封建地租，即按照封建习惯固定下来的地租过活，由于经常入不敷出，债务越来越重，因此不断出卖土地，领地越来越少。他们控制着封建国家机器，越是没落，压榨农民越苛刻，越要加强专制王权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他们人数不多，是革命的对象。

从贵族阶级中分裂出来的新阶级，叫做“新贵族”，主要由骑士、乡绅组成。英国的封建习惯，并不禁止贵族经营工商业，他们既进行资本主义的经营，买卖羊毛、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并从事冶炼、采矿和掠夺殖民地等活动。王室和封建贵族因经济支绌而变卖的土地，主要是落在新贵族手里。1561年至1640年间，王室地产减少百分之七十五，封建贵族领地减少百分之五十，而新贵族地产却增加百分之二十。但是新贵族大部地产，是依据骑士领地制占有的。在这种制度下，他们拥有的土地，还不能看作自己的私产，因为在法律上，英王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他们之领有土地，是以向国王履行各种封建义务为前提的。比如向国王交盾牌钱以代替军役，赎回被俘的国王时要缴纳助赎金，子嗣继承领地时要缴继承税等。而在他们死后，子女尚未成人时，国王就派来官吏暂时监管他们的领地，并乘机侵吞其财产。当子女已经成人要领回土地时，又得向国王缴纳特别捐。骑士领地制是国王税收来源之一，在王室财政日益枯竭的时候，专制政府大力加强地产监督制度和各种勒索。新贵族要求废除骑士领地制，使土地成为自己的私产，并与资产阶级建立联盟来对抗专制王权。英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同新贵族结成长期同盟，利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力量来反对封建势力，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基本特征。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由不同阶层组成。伦敦城区和各郡几百名名豪商巨富，组成资产阶级的上层。这个商业金融资产阶级是王室的包税商、专利权的享有者、特权贸易公司的大股东，又是王室贵族的债权人。他们是王室保护工商业政策的受惠者，同国王和贵族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资产阶级中的保守集团。他们是王室保护工商业政策的受惠者，同国王和贵族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资产阶级中的保守集团。资产阶级的主体，是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他们属于非行会型的企业主，是分散手工工场和集中手工工场的组织者，殖民地企业的创办人。作为企业主，他们受到行会制度和国王推行的垄断制度的箝制；作为商人，他们在国内外市场上又受到专利公司的排挤。他们遇到的封建阻碍比较大，革命的要求也较为强烈。

农民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革命前，英国农民的基本群众是自耕农，即自由持有农和公簿持有农，而以公簿持有农为主体。自由持有农对领主的封建义务比较轻，已能自由支配自己的世袭份地。公簿持有农从农奴转化而来，占当时农民的大多数。十七世纪初，他们在中部农民中占百分之六十，在西部和北部比重更大，在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东部也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们世代相承耕种一小块份地和使用土地的各项权利，记载在庄园法庭的正式簿籍上，并发下副本。他们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份地，除向地主缴纳地租外，还受着其他的封建勒索，担负各种封建义务。他们的份地在继承或转移时，须取得地主同意并缴纳批准费，其数目由地主自行规定。从十六世纪中期到十七世纪中期，这种费用在许多地区增加了几十倍。大批公簿持有农因无力缴纳这种费用而丧失了自己的土地。他们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制度，把世袭份地变为自己的财产。贫农在英国当时叫做茅舍农，只能使用所住茅舍周围的少量土地，村社公有地曾是他们维持生活的重要来源。圈地使他们处境更加恶化而沦为雇农，成为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广大农民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同封建主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同时，农民又反对圈地运动，因而同资产阶级新贵族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城乡的手工业工人也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他们受着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既反对行会陋规这类封建性奴役，也反对新兴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剥削。

清教运动

英国在十六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开始所谓宗教改革。教仪教义虽然保存着天主教会的旧套，但在组织上断绝同罗马教会的关系，封闭天主教修道院，没收教会财产，确立“圣公会”为国教，教会和国家合为一体。在政教合一的情形下，圣公会成为王权的工具和专制制度的支柱。由国王任命和批准的圣公会神职人员，实际上成为王室的官吏。国王的命令，往往是从布道台上宣布的。不但非国教徒受到残酷的迫害，圣公会徒也受着严密的监视。宗教法庭，首先是“最高法院”对于犯有不服从圣公会教条嫌疑的人们，立即实行严厉的镇压。国王、封建贵族和主教是三位一体的反革命势力，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因此，反封建的斗争，同时也以反国教的形式表现出来。十六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要求进一步实行宗教改革，清除圣公会中天主教的烦琐仪式，废除“圣像”崇拜，减少教会费用，反对教会勒索，主张“纯洁”教会，所以称为清教。为了同国教作斗争，他们在加尔文教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思想武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这里，加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资产阶级要求按照加尔文教的方式，建立一个所谓民主的教会组织。他们宣扬工商业活动是神圣的“使命”，快快发财是承受神恩的体现和“特选子民”的标志。他们提出改组教会，实际上是要求建立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清教运动利用传统的方式和观念，打着宗教旗号，鼓动人民群众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斗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宗教外衣下进行的，这是它的又一个特点。

清教运动在十七世纪初期，已经分裂为两个重要派别。温和的正统的“长老派”掌握着运动的领导权。这一派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的利益，在组织上没有同圣公会断绝关系，仅主张废除主教职位，由教徒推选的“长老”治理教会。清教运动的左翼统称“独立派”。这一派反映中等新贵族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每一教堂、每一教派独立自主，由教徒公众管理，教徒可以自由祈祷，自由解释圣经，可以直接同上帝交往而不受主教的干预。因此他们否定了主教，也否定了“长老”的权力。不过在取得政权以前，两派还是结成联盟反对专制王权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农民参加清教运动，更加速了清教内部的分化。

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动统治和革命形势的成熟

1603年，都铎王朝最后一个女王伊丽莎白（1558——1603年在位）死后无嗣，由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六世继承英国王位，改称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从此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在英格兰的统治。英格兰和苏格兰虽是同一国王，但两国并未合并。苏格兰仍保有很大的自治权，国会和宗教也自成系统。

詹姆斯来英国后，从各个方面维护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竭力鼓吹王权神授、君权无限论，认为国王凌驾于法律和国会之上。在经济政策上，詹姆斯大规模推行垄断制度，向个人或公司出售生产和贩卖某种商品的专利权。垄断制度扩大到许多生产部门以及几乎全部对外贸易和大部分的国内贸易。垄断制度使少数同宫廷有联系的资本家发了财，但中小资产阶级却受到损害。在宗教政策上，詹姆斯大力加强圣公会的统治地位，以巩固王权，并大规模迫害清教徒，驱使他们大批逃往北美。在对外政策上，詹姆斯违背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弃了伊丽莎白王朝时期一向联合新教的荷兰而打击天主教西班牙的传统对外政策，力求同西班牙媾和结盟，甚至企图让儿子查理同西班牙公主联姻，以巩固英、西同盟。他妄想依靠国际封建势力来保持他在英国的统治。

詹姆斯的反动统治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工场工人和短工群众，不满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动政策，多次爆发起义和骚动。1607年，中部的北安普敦、累斯特、沃里克等郡农民，为了反对地主借口排干沼泽、夺占公用土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沼泽人”运动。随后运动又蔓延到其他地区。1617年伦敦发生大批失业手工业学徒的起义。1620年西部各郡的城市发生严重的平民骚动。蓬勃发展的群众斗争，动摇了封建秩序，并促使国会中资产阶级反对派加强了反王权的斗争。国王实行的高额关税政策和工商业垄断制度，使英国工商业陷于极其萧条的状态，这就引起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拒绝在财政上支持国王，反对国王的内外政策。

1625年詹姆斯病死，其子查理一世继位，继续执行他父亲的反动政策。在反王权斗争的过程中，下院出现了一些资产阶级新贵族反对派领袖，如埃里沃特（1592——1632）、汉普顿（1594——1643）、平姆（1584——1643）等人。平姆担任过治安法官，是个大地主，又投资于煤矿和商人冒险公司，同掠夺殖民地有直接联系。汉普顿是清教徒的重要领袖，从继承和联姻中得到大量地产，成为英格兰最富有的绅士之一。这些人都和资产阶级有密切的联系，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他们指责政府对外政策软弱无能，坚决反对国王的特权，他们援引《大宪章》条文而按照资产阶级观点加以解释，并利用“人民”名义来限制王权。1628年国会提出《权利请愿书》，要求未经国会同意，国王不得借债或征税；非依据国家法律或法庭判决，不得逮捕任何人或剥夺其财产；不得根据戒严令任意逮捕公民；不得占用民房驻兵等。查理迫于财政极端困难，假意批准了《请愿书》，在骗取了三十五万镑补助金后，不久就解散了国会。

1629至1640年间，查理停止召开国会，以斯特拉福伯爵（1593——1641）和接受教皇赐与红衣主教法冠的大主教劳德（1573——1645）为主要顾问，实行无国会的国王专制统治。在这段期间，查理把国会反对派九名领袖投入监狱，其中埃里沃特病死狱中。清教徒遭到残酷的迫害，1630至1640年间，逃亡国外的有六万五千人，其中有二万人移居北美。为了创立不依赖国会的财政基础，查理强征各种苛捐杂税，大量出售专卖权，把许多生活必需品如肥皂、食盐等都列入专卖范围。1630年规定地产年收入四十镑以上者，必须接受骑士衔称号，缴纳骑士捐，否则就要处以罚款。1634年开始征收“船税”。1635至1637年，船税竟扩展到内地各郡，引起群众极大不满。

查理的横征暴敛，导致生活费用上涨，生产混乱，经济萧条，失业增加。城市平民起义不断爆发。1639和1640年，伦敦手工业者和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农民运动在三十年代又出现新的高涨。1632年和1638年，剑桥郡发生农民反圈地运动，并迅速波及其他各郡。1639至1640年，林肯郡农民展开大规模的反圈地斗争，掘开堤坝，淹没被圈占的公地。劳动人民广泛的斗争，标志着革命风暴日益迫近。苏格兰的起义，进一步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苏格兰王位同英格兰王位合并后，苏格兰仍然保有很大的自治权。查理父子为巩固和加强国王的权力，力图在苏格兰建立圣公派教会的统治，但遭到苏格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坚决反对，并以苏格兰的长老派来对抗圣公会。1637年，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命令苏格兰长老派教会在举行宗教仪式时要采用圣公会的祈祷书，企图在苏格兰建立圣公会所体现的专制制度。这项命令成为1638年苏格兰起义的导火线。1639年苏格兰人击溃英军，第一次进入英境。查理为了筹集军费，被迫于1640年4月召开国会。在群众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国会不但拒绝国王的军费要求，而且进一步要求惩治宠臣，取消无国会期间一切专横的反动措施。5月，国王解散了国会。这次国会，从召开到解散还不满一个月，史称“短期国会”。

短期国会解散后一天，5月6日，伦敦出现反对专制政府的示威游行，表现特别积极的是手工业工人和学徒，参加的还有海员、码头工人、零工等。5月14日，伦敦群众又采取行动，进攻监狱，企图解救5月6日因示威而被捕的群众。伦敦以外许多地区的农民，纷纷投入夺还土地和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为了相互支援，参加运动的村庄结成了联盟。从1640年春夏之交开始，此后十二年间，农民运动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革命力量最深厚的源泉。斯图亚特王朝陷入了深刻的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