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学上社会分工

亚当斯密指出，社会分工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升，福特汽车自动流水线更是让美国汽车工业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在经济学理论中，社会劳动的精细化分工，每个人从事具体环节的工作，极大降低了不同工作环节的切换成本，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工业文明正是凭借社会大分工实现了对传统农业文明的超越。三次工业革命的变革可以看成是更大规模的社会分工，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千万人口的国家便可完成，以电力、汽车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数千万人口的国家才可以完成突破，以航天、核电、计算机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数亿人口才能引领时代变革潮流。无数的案例已经证明：社会分工是带来效率变革的关键手段。

二、改革开放的权利分解

在经济领域之外，我们却很少意识到权利分解所带来的生产力变革。某种意义上，所谓的改革红利便是通过优化权利结构、下放权利和分解权利实现运行效率的极大提升。

邓公是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战略家，面对世界未来发展趋势，他同大多数人一样并不知道究竟哪条路是最好最快的，但他明白怎样的发展框架是最好的，他所做的就是搭台，让各路人才自由发挥，并且随时掌握发展进程，管控出现的风险。正是在他两个一百年的战略构思下，权利体系的重构给予中国蓬勃的生命力，或者说是少年中国向青年中国的深刻转变。

农村承包到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篇之作，权利分解带来了两大推动力。一是打破了大锅饭的人民公社，通过家庭血缘纽带，让家庭成员构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多劳多得机制下，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积极性、创造性和生产效率。二是创新了权利的组织和层次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土地归属于国家，农村土地归属于村集体，要在确保土地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下的简政放权，必然要在原有权利基础上深度重构，于是乎所有权、使用权、承包权被创造出来了，在不改变原有所有权基础上，赋予了农户土地的使用权和承包权。在今天的农村土地改革中，我们依然能发现这一思路的沿用，便是流转权的赋予，赋予新时代农村经济的改革红利，现代大规模、机械化农业发展有了更加雄厚的基础。

三、权利分解的历史必然性

明朝之前的中国古典政治架构中，丞相都是不可缺少的，要实现国家的井然有序，必然需付出巨大的劳动，君王要把握宏观战略，也需要独立自主的空闲时间，那么大量日常性工作必然需要一个能人辅佐，这就是丞相制度诞生的根源，也是很多皇帝不喜欢权力膨胀的丞相却不得不接受这一现状的原因。直到乞丐出身的朱元璋，他对于权利有着极其强烈的掌控欲望，对于李善长胡惟庸等权臣深恶痛绝，对于自己身体素质和勤劳度的极大信任，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除了丞相，自己也被沉重的事务压垮，无暇做深远布局。在他之后，面对无尽的工作，他的子孙们以内阁大学士事实上替代了丞相，出现了张居正、严嵩、夏言等名噪一时的大权臣，丞相依旧回来了，再次证明了权利分解对于文明发展、国家统治所必不可少的。

四、未来改革的关键所在

矛盾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盏明灯，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更大的前进空间。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市场经济可以摸着英美路子走，但社会治理体系却不得不独立面对，各国不同的国情需要的是不同的治理方式。要破解我们所面对的时代矛盾，不能只是等着发展来被动化解，更需要从权利结构的改造思考。

首先是对于权利的认知，明确公权与私权的边界，梳理权利的类型和价值，掌控不同权利的层次逻辑。然后便是对于矛盾的理解，放管服改革，营商环境的优化等等，务必涉及到新旧权利体系的更迭，需将严重阻碍经济运行效率的公权事务交由市场，以提升效率，同时需在土地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等上做出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权利变革，既维系已有权利体系的稳定运行，也通过新的权利分解释放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