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徽州存世家谱具有数量大、质量高的特点。徽州存世家谱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主要表现在:为移民史特别是商业移民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为民俗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料;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徽州地区宗族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

关键词:徽州;存世家谱;社会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G257.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5)01-0077-03.

王鹤鸣等主编的《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中称:“家谱,或曰族谱,系对诸如家乘、家牒、宗谱、世谱、房谱、支谱等的泛称。它是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以特殊形式记载本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内容包括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世系图录、人物事迹、风土人情等。”(,P1)这一段论述对家谱(族谱)的类型、性质、内容等做了极为精辟的概括。

家谱(族谱)是历史研究尤其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之一,其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史资料。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家谱(族谱)的史料价值尤其社会史资料价值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族姓之谱(按:即家谱、族谱),六朝、唐极盛,宋后寝微,然此实重要史料之一。例如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

梁氏在此揭橥了家谱对于学术研究的多方面的价值,尤其是揭示了家谱在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资料价值。但对于梁氏宋代以后“族姓之谱”开始衰微的说法,笔者并不赞同。众所周知,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私修家谱极为盛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明清两朝,在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和鼓励下,私家修谱蔚然成风。这个时期,在经济比较发达的苏、浙、皖、赣等地区,几乎姓姓修谱,族族有谱,而且一修再修,赓连不断,迄民国初年,有些家谱已续修过二十余次。”徽州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传统宗法制度较为盛行和严固的地区之一,宗族对纂修家谱极为重视。据《寄园寄所寄》记载:“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歙县岑山渡人程且硕(程庭)在《春帆纪程》中记徽俗云:“徽俗,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支派有谱,源流难以混淆;主仆攸分,冠裳不容倒置。”徽州一府六县名族大姓所在皆是,各名族大姓纷纷修撰族谱、家乘,以强宗固族。此外,一些小宗小姓也编修家谱。如今,徽州存世家谱的数量极为可观,其中有些家谱的质量较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海鹏、王廷元等在搜集资料、编辑《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的过程中,从近百种徽州各姓的族谱、家规中采摘了不少徽商活动的资料。应当说,徽州存世的大量家谱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研究和利用。

徽州存世家谱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移民史特别是商业移民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徽州的名族大姓主要来源于中原地区,这在徽州存世家谱的“谱序”、“世系”等部分有所体现。例如,《新安程氏统宗世谱》记载了程氏的始迁祖程元谭东晋初由东阿迁居歙之黄墩。该谱还记载了程氏各支派向外迁徙的情况:其后世裔孙分迁乐平、贵溪、宣城、休宁、婺源、绩溪等地,析派四十有余,衍为大族。[7又如,《汪氏统宗谱》记载:“东汉末,(汪)文和渡江南迁始新(今属歙县);南齐时,叔举家绩溪登源汪村”,“后裔分迁苏、鲁、浙、闽、蜀、楚、粤、赣等省,遍布皖南城乡各地。”徽州存世家谱对各族族源及各支派对外迁徙情况的记载为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明清时期,徽商的足迹遍天下,时有谚语云:“钻天洞庭(指洞庭商)遍地徽(指徽商)。”徽州地区的方志更是为我们描绘出了徽商的主要活动区域。康熙《徽州府志》记载:“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少(稍)顾惜。”民国《歙县志》记载:“(徽州)田少民稠,商贾居十之七,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又其迩焉者矣。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为了慎终追远、增强族人之间的凝聚力和家族的向心力,一些徽商家族在经商侨寓之地兴建祠堂、纂修家谱。何炳棣曾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加强,既有向上流动,又有向下流动。此外,还有社会成员之间的水平流动。徽商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可以看成是水平流动(移民输出)的一个实例。徽商在移民史上的地位应当引起史家的重视。而存世的徽商及其后裔编纂的家谱则为史家研治徽商在移民史特别是商业移民史上的地位提供了绝佳的史料。这些家谱大都记载了其族源及各支派向外迁徙的情况、移居地、徽州移民与侨寓地土著的关系等内容,其中有关徽商与侨寓地土著之间关系的记载较为珍贵。例如,根据歙县《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济阳江氏族谱》等徽商家族谱牒文献中的“传”、“行状”等相关部分的记载,学术界对于徽商在两淮等地的商业经营活动、文化活动和公益活动等可以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2.为民俗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收藏的《绩溪庙子山王氏谱》是徽州存世家谱中较有特色的一种,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民俗文化史料。王振忠在《〈绩溪庙子山王氏谱〉的社会文化解读》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绩溪庙子山王氏谱》的民俗文化史料价值。他指出:该谱(按:指《绩溪庙子山王氏谱》)卷9至卷11的“宅里略”以地域为中心,记载了“风俗”(岁时、婚嫁、生育与儿童、训蒙、衣服、辫发、器具、起居、饮食、庆贺、吊唁、丧葬、迎神)、“方言”(音义、称呼、土字)、“歌谣”以及“谚语”(农占、警世、练世、借喻、地方、数目、詈骂、卜兆、迷信、行路)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所蕴含的集中且丰富翔实的民俗史料,在其他族谱中颇为罕见。“它以皖南僻远山乡的一个村落为视点,勾勒出晚清、民国时期民间社会的风俗画面。”“该书(指《绩溪庙子山王氏谱》)糅合了血缘和地缘两个方面的内容,特别是从地缘角度的描摹尤其具有特色,不啻为绩溪庙子山的一部乡土志(村志)。其中所蕴含的民俗文化史料,对于徽州社会文化史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3.为徽州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宗族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资料。

赵华富利用大量的徽州存世家谱,并结合其它文献资料的记载和实地调查获得的口碑资料,写成了《徽州宗族研究》一书,对徽州地区的宗族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讨和分析。

众所周知,徽州地区的宗族制度较为严密和强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宗族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标本。家谱在这方面具有其它文献资料所无法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易熙吾在《家族谱牒今例》中谈到家谱的功能:

一为“文献”:即家谱可备史材之用;二为“怀旧”:含有追远敬宗之伦理意义;三为“鉴古”:于国于家,可鉴往知来;四为“遗传”;五为“优生”:由此两者皆可看出民族之兴衰;六为“户口”:可证人口增加之比率,及生命统计;七为“社会”:可反映当时民族心理,风俗情形;八为“后嗣”:以防乱宗;九为“移民”:有关史地;十为“用宏”:如合各家谱之资料统计之,则所知必大.

由上述梁启超、易熙吾等人的有关论述以及当世一些史家对家谱的重视,可以看出家谱在历史研究尤其是社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正如有的“谱序”所说:“编修家乘,可以补国史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