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熟悉她姐的朋友都知道，她姐爱聊明星八卦，但又不只是明星八卦。
既然瓜不吃也得吃，不妨顺便分析一下这背后的性别文化。
有读者喜欢这个方式，觉得吃瓜也能吃出新花样。
因而这类文章发出，她姐总能收到很多正向反馈。
“谢谢你的文章，让我看待一些事情更加开阔。”
“从大学关注到现在应该也有五六年了，每天都看，每篇都给我一些启示。”
“每篇必看让我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但我的内核在一点点变化。”
“与其说她刊是启蒙，不如说是朋友，是引领者，引导我们一起去深思……总之，谢谢有她姐陪伴。”
看到这样的评价，她姐当然开心，但更多是惭愧。
包容也好，温和也罢，归根结底是少了一点勇气，“启蒙”就更加受之有愧。
或许是时候聊聊她了——
上野千鹤子。
她有很多出圈的演讲，也有很多著作。
《厌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启发了一代人。
她看似温柔，但永远坚定且犀利。
即便直指社会上各类问题的根源，引来不少批评和谴责，但她从不回避。
她说，“我就是‘臭名昭著’的女权主义者”。
上野千鹤子，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女性主义先驱。
为何成为女权主义者？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上野成为女权主义者，跟任何高尚的理由无关。
她在著作和演讲中提到，“之所以成为女权主义者，是出于私愤”。
此言不虚。
尽管上野成长在一个还算富裕的医生家庭中。
但她这一路，都笼罩在有形的、无形的性别压迫之下。
上野出生在1948年，那是日本的婴儿潮世代。
那是一个“女人工作丢人”的时代。
对于女性来说，成为家庭主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上野的妈妈就是一名家庭主妇，她对上野的要求也自然如此。
女孩不必有学历，学一门手艺或者技术就可以。
想进好公司的话，就要有高中文凭或者短大文凭（短大只有两年），但不能是四年制大学。
选择了四年制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失业。
如果是有结婚意愿的女性，甚至会因为高学历结不成婚。
但上野没有听母亲的劝告，她走上了一条“非主流”的女性道路。
1967年，上野违背了父母希望她上神户女子学院（一所带女子宿舍的短期大学）的心愿，进入京都大学修读“看上去没什么用处”的社会学。
这是一所四年制大学。
父亲的让步，也并非是因为对上野足够宠爱。
恰恰相反，是因为不抱期待，所以才不加干涉。
结果不出所料——
大学毕业后，上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找不到工作，甚至无法养活自己。1979年上野成为大学老师时，她已经到了30岁。
当然，也有少数找到工作的女大学生。
上野找到她们询问缘由，得到的答案是：
她们都是派遣或者是临时工，而且得靠关系入职，还要被默认为“干到结婚就走”。
而那时女性进入婚姻很早，所以工作的时间一般也就两三年。
可以说，在上野的那个时代，走上非主流道路的女性，是要受到大量的“社会惩罚”的。
当然，这一切都是上野毕业之后的后话了。
在大学期间，上野更真切地看到了、感受到了那些有形的、无形的性别压迫和剥削。
上野刚入学的秋天，就赶上了京大全共斗（全学共斗会议）。
这是1968-1969年，日本各大学学生运动中的一环。
运动的目的始于解决各大学个别问题（如学费问题）。
后逐步扩大化，出现“大学解体”“消灭阶级”等更为激进的口号。
上野和意气风发的同学们，在罢课和封锁道路的“街垒战争”中，度过了20岁成人礼。
但也是这场运动，让上野感受到了女性在日本社会到底有多吃亏。
学生运动照理说是不分男女，大家本应都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但现实并非如此。
男性并没有视女性为平等的战友，而是从性资源的角度将女性分门别类。
女性活动家米津知子曾在纪录片《无所畏惧》中说过一段话：
“（大学斗争中）我身在街垒之中，从不化妆打扮，跟男人混在一起战斗。
但是那些会化妆、打扮的女生却成了那些男人的女朋友。这就是我参加女性解放运动的契机。”
上野在运动中有一致的感受：对待女性，“男性都有双重标准”。
在男生被捕时，送吃送喝、默默等待的女性是“救援天使”，是潜在恋人；
拿着武斗棒和男人一起游行的女人，是“武斗罗莎”（女性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绝对不会成为恋人。
愿意和男生发生关系的女性被称为“慰安妇”。
这个词汇承载的苦难和意涵不必多说大家也明白。
如果女生性方面比较主动，就会被冠上侮辱性极强的称号：公共厕所。
最后是“枪后之妻”，和“慰安妇”形成互补关系，她们是在后厨捏三角饭团的女孩。
上野被归为了“枪后之妻”，但她可没有闲心精心制作三角饭团。
她带着一肚子的火儿，捏了好多丑丑的饭团，到后来，那些男生一旦遇到丑饭团，都会说“这可能是上野做的”。
“脑子里装的都是革命，身体却是父权制的同谋。”
本应志同道合的战友之间却存在巨大的性别鸿沟。
在那样的环境之下，亲身体会到性别鸿沟有多巨大的上野，身心都受到了摧残。
“我脑子里有一份长长的名单，记录了什么时候哪个混蛋对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的心里充满了‘不可原谅’的情绪。”
私人的怨怼，成为了上野决心成为女性主义者的契机。
上野走上了一条斗争之路。
女性不是问题，社会才是
因为私人恩怨开始斗争的上野千鹤子，很快发现——
从“我”出发的女性主义，注定不会在“我”结束。
最初，上野是以“主妇研究者”的身份开始学术生涯的。
所谓“主妇研究者”，不是一边做家庭主妇，一边做研究，而是把家庭主妇作为研究对象。
而原因很简单，上野从小到大都一直感受着母亲的压抑。
她的父母是自由恋爱后走进婚姻的，但即便如此，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婚姻并不幸福。
父亲是教科书般的大男子主义者，而在其中备受煎熬的母亲，只是一直忍受不幸，甚至迁怒于孩子。
她总是对子女说“我不离婚还不是因为你们”。
上野十几岁时心里曾想：“就算换一个丈夫，妈妈，你的不幸也不会消失。”
18岁之后，上野拼尽全力逃离了家乡，“我扮演女儿这个角色只能坚持三天”。
这些看似无解的情绪、没由来的母亲的“愤怒”，在上野从事研究后逐渐找到了答案。
这根本不是母亲个人的性格和人际关系的问题。
这是社会结构的问题。
因为，无论是母亲那辈人，还是上野这辈人，选择成为主妇的女性，都成长在一个没有答案的环境下。
她们幼年时期享受了“男女共学”的平等教育，但走出校园就发现，现实完全是另一幅模样——
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无处不在。
女性难以找到工作，无法养活自己，又因为避孕意识差劲所以常常怀孕，所以往往无法摆脱家庭主妇的命运，也难以避开不幸的婚姻。
没有选择的女性，最终和她的母亲一般，被“主妇”一职榨干。
不仅要从事家务劳动，还要照顾小孩，照料老人。
1979年风靡全日本的《大男子主义宣言》的歌词，更是直白地揭示了彼时主妇的处境：
不能比我睡得更早
也不能比我起得更晚
饭要做得好吃
一直打扮得漂漂亮亮
而这样的处境，日本学界从来没研究过。
因为在他们眼中，成为主妇就是女性人生的终点，进行无偿的家务劳动也理所当然。
上野很快发现，愤怒的不只是被动成为家庭主妇的女性。
在职场奔走的妈妈，也同样经历着考验。
最典型的，是1987年的那场“美龄论争”。
那年，日本当红华人女歌手陈美龄带着自己几个月大的孩子来到电视节目的录音室。
“不要把孩子带进成人世界”“这实在给周围的人添麻烦”“陈美龄作为当红明星真是被宠坏了”……
这件事被媒体报道后，针对陈美龄的骂声铺天盖地。
但上野发现这批评逻辑根本站不住脚，而且其目的归根结底是压制育儿妇女的权利。
于是，她选择成为了那个站出来为陈美龄辩护的人。
上野向《朝日新闻》投稿称“每个职业母亲都不得不带着孩子”，并在《职业女性的失落》中提到——
“除了无视规则和打破文件之外，女性无法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些观点迅速扭转了“挺陈派”的不利局面。
“美龄论争”最终被收录进日本1988年热词，并推动了日本《育儿休业法》的制定。
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上野从个人出发的女性主义，逐渐扩大到了女性群体。
她听到了更多身陷困境的女性发出的回响，感受到了更多的女性的愤怒。
一次次论战中，上野成为了一块“碍眼的石头”，不断在平静的水面激起波浪。
每一件不公的事，她都会记得，并认真地表达愤怒。
“把困惑、忍耐的内容都表达出来，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理所应当的事情。”
这些困惑、忍耐和愤怒，最终在1990年汇聚成上野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一件趣事是，上野的一位“欧吉桑”同事看了这本书后，说自己终于明白了妻子在埋怨什么。
上野表面礼貌相待，心里却在想，“这个大叔真是，有时间看我的书还不如抽时间多帮帮妻子”。
历经十余年，作为“主妇研究者”的上野才感觉：
终于为妈妈复仇了。
困惑几代人的谜题，也终于有了一个答案——
女性不是问题，社会才是！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但与此同时，上野也成了众人口中的一个“麻烦的女人”。
一个“臭名昭著”的女权主义者。
甚至有人告诉她，最好不要在书名中使用“性别”或者“女权”这样的字眼，因为读者会回避，导致书卖不出去。
这样的言论，她姐简直太过熟悉。
因而，更为胆小的我，为了让自己的文章显得不那么咄咄逼人，总是会在文中用“女性主义”替代“女权主义”。
可上野从未这样做。
她不害怕争论，甚至会在一些场合略带戏谑地介绍自己——
“我就是臭名昭著的女权主义者，上野千鹤子。”
我很好奇这样的勇气从何而来，上野在2019年东京大学的本科生开学典礼上说：
“驱动我的，正是我从不厌倦的好奇心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愤怒。”
不表达愤怒，就不会有改变
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世界？
这一切上野早在那场著名的演讲中提及——
我们想要的，是一个弱者也能安心生存的社会。
女性主义，就是追求一个能够让弱者得到尊重的社会。
这当然很难。
这也是为何当初上野会愤怒、会为此走上女权主义者的道路。
上野其实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在青春期的时候，她因为和父亲不合，退出了教会。
从那时起，上野就下定决心：
“不要祈祷。”
不要祈祷，不考虑来世的问题。
不要祈祷，此生的事情要此生解决好。
上野就是带着这样靠人解决问题的决心、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一路向前走。
过去几十年，她出版了33部个人著作，20余部共编著作。
她积极开展讲座 ，传递女性学的思想。
2000年，她将研究课题从家庭主妇扩大到护理工作，阐明两者的关系，分析轻视女性的代价将以怎样的苦难，回落到终将成为弱者的我们身上。
她扶持着看护机构的运行，支援了老年共享公寓。
无论是需要看护的、还是迎来临终期的老人，都能在这里得到需要的帮助，自由自在地生活。
她出版了《一个人最后的旅程》，详细解答了老年人如何居家养老，如何做到一个人体面地临终。
上野做了很多，看似停止不前的世界，其实也悄悄发生改变。
但别忘了，世界之所以会改变，是因为前人为世界带来了改变。
女性从过去端茶送水的深闺走出，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正是因为有上野这样的女性，不断站起来，用她们的愤怒、奔走带来了世界。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一切还远远不够。
我们如今呼吁婚内平等、生育权、避孕、离婚保障、就业机会平等、同工同酬……
如果了解了女权主义的脉络，就会发现这些早在1960-70年代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时，就早已提出。
一切也早已落幕。
在那个时代奔走的优秀的、勇敢的、想要改变世界的女性们，被分化成不同的政治派别，然后各个击破。
刚迈出一步的女性，又从公共领域退回到家庭中。
80年代，有组织的女权活动越来越少。
90年代，只剩下零零星星的声音。
而现在呢？
“女孩子们都不敢站出来说话，压抑自己的声音，不想与男性为敌。”
怒火熄灭了。
我们退到了如此保守的地步。
一个例子是——
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中，与上野对谈的漫画家田房提出了“社会具有AB面的观点”。
政治、经济、时间、就业，这些都是社会的A面，而B面则是生命、育儿、看护、疾病、残障等等。A面可以通融，B面却无可取代。
男性都在A面，女性一开始也生活在A面，但是随着分娩和育儿的开始，她们就不得不移动到B面。男性会因为疾病和受伤而发生转移，但除此之外，基本上一直待在A面。
上野听完这段话，一面感慨于田房的表达能力。
一面遗憾前辈们好不容易在艰难环境中总结出来经验和性别理论，完全没被继承。
因为这就是她早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到的模式。
好不容易迈出一小步，因为没有传承，又退回一大步。
一切推翻，又要再来一轮。
这，是女性主义的困局。
但我们不能再来一轮了。
我们这一代人，想要一个更好的世界，那就要像上野那样，去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不要祈祷，而是用人的力量去改变世界。
一切虽然看起来渺茫，但要知道，任何一点微小的改变，都不是自然发生的。
我们首先要迈出那一步。
不是从头再来，而是去继承，接过前人递过来的接力棒，展现自己的愤怒。
一如上野在WAN（Women's Action Network）十周年的演讲中提到的那样：
“女生们再多展现一些自己的愤怒吧，用自己的愤怒去改变这个社会。”
至于怎么面对满腔愤懑却无计可施的低落感？
上野给出的建议很简单——
“女性们缺少的，是那种建立一个个小目标然后实现的自我效能感。因为缺少那些小小的成功体验，会被无力感侵袭。”
“所以，不要贪心，只做那些能做到的事，把能做到的一件件做好。”
即便无法达成实质性的、更落地的目标，表达不满也是一种行动。
只要不温水煮青蛙，不顺流而下。
74岁的上野千鹤子仍在战斗。
但只有她远远不够。
下一棒，该我们了。
“终有一天，后来的年轻人也会对你们发问，世界变成这样是谁的原因？
到那个时候，希望你们能够把一个不用对他们说抱歉的社会交到他们手中。”
监制 - 她姐
作者 - 金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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