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一)经济领域的变化
铁器的发明，特别是它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应用，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到了二个新的阶段。考古发现证明，春秋中后期已经出现了铁制农具；到战国时，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制农具和手工业工具在生产中的应用，已经相当普及。《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了孟子与人讨论问题时的一个发问：“许子……以铁耕乎?”说明以铁器耕作已经是尽人皆知的社会常识。牛耕与铁犁应该是同时出现的。《史记·仲尼列传》记载的名字，“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古人的名、字有相应关系，可见在春秋末年，牛耕已经较为常见了。畜力与铁犁结合，直接导致“深耕”技术的出现。“及耕，深耕而疾粳之，以待时雨”(《管子·小匡》)，“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蘩以滋”(《庄子·杂篇·则阳》)，类似记载，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深耕对提高农业产量的意义和作用。
由于铁犁牛耕的推广，大面积荒田的开垦成为可能。战国前期，李悝变法于魏，推行“尽地力之教”，已经是着眼于提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战国中叶，商鞅变法于秦，更要设法招徕三晋百姓为秦开垦土地，以求富国强兵(《商君书·徕民》)。
由于铁器的运用，使造福于民的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不断兴建。《史记·河渠书》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人工运河的兴建及其功效：“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其中以李冰父子主持兴建的都江堰最为著名。此外，秦王政时期兴建的郑国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河，全长三百余里，“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孙叔敖治楚、西门豹治邺之所以取得成功，也与兴建水利工程直接相关。还有史起在担任邺令时建议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日：‘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吕氏春秋·乐成》)百姓的赞叹，直观地表现出水利事业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也是春秋后期至战国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工商食官”的传统格局被打破，一批拥有自由身份的大商人，不仅积累了大量财富，还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春秋战国之交的范蠡，从容周旋于官场、商场之间；孔子的高足子贡，经商于曹鲁之间，富可敌国，所至之处与国君分庭抗礼。战国时代的成功商人自圭、吕不韦，转而从政，以其资本和运筹经验，官至魏、秦丞相。特别是白圭对自己的胆略、素质相当自负：“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史记·货殖列传》)这时期的商人没有制度压抑下的自卑感。金属铸币的大量流通，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各种形式的铸币以及黄金，同时存在，有效地发挥着～般等价物的作用，不仅民间的商品交换用货币交易，而且国家征收赋税时货币也是交纳物之一。高利贷竟然也成为一种有社会信誉的行业，它虽然有重利盘剥的性质，但它的出现和维持，必定需要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环境为其前提。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食货志》，开列了长安、洛阳、成都、临淄、邯郸、郢、陶、燕等地为“某某间一都会”，这些富冠海内的都会，实际上就是不同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心。它们既是商品经济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支撑商品经济继续发展的砥柱。
(二)战争：春秋争霸与战国兼并
周室东迁，其政治地位伴随着军事力量的削弱而一落千丈，以宗法制、分封制确立起来的政治秩序受到了冲击，东周王室失去了控制天下诸侯的能力。各国的利益冲突不断，战争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原来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戎狄”的国家或部族迅速崛起，成为中原各国不得不面对的强敌。因此，各国都感觉到需要寻求天下秩序的仲裁者。——于是，争夺“霸主”地位，就成为大国强主的努力方向。同时，周王室的权威尽管急剧下跌，但它的影响力依然存在，那些争当霸主的大国君主，往往要打出“尊王”的旗号，奥妙就在于此。
春秋前期，齐桓公成为第一位霸主。他在管仲的辅佐之下，整顿内政，提高国力，对外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广泛争取盟国。他击退北狄进攻，使邢、卫两国危而复安；他帅中原联军伐楚，迫使楚国签定城下之盟。故有“春秋五霸，齐桓为盛”之说。此后的春秋争霸史，主要以晋、楚两大强国为中心而展开。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构成了南北两大强国几十年争霸战争的主要脉络。其间还夹杂有宋襄公、秦穆公图谋称霸的努力。齐、晋两国先后与楚国争霸，集中体现出“夏夷之争”的色彩。春秋后期的争霸，则主要表现为吴、越之争，这两个崛起于南方的国家真正充当霸主的时间不长，但与楚国的北上争霸先后相继，客观上促进了江南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圈的融合过程。
在周室衰微的时候，霸主肩负着协调、平衡各国关系、保护属国利益的义务。这主要体现在以盟誓的形式，公开申明反对用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如“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左传·僖公九年》)。在当时的“争于气力之世”，“弱国无外交”是既定的格局，弱小的国家不得不依赖霸主为靠山。当然，霸主承担保护盟国利益的义务，是以得到回报为其前提的：其一，霸主在政治上得到盟国的拥戴，在军事征伐时可以借助盟国兵力；其二，霸主在经济上得到盟国的贡纳。鲁国对于霸主晋国“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国对晋国同样是“行李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郑国的政治家子产在“平丘之盟”上据理力争，迫使晋国降低了给郑国规定的贡赋数额(《左传·昭公十三年》)，就是治史者所熟知的一例。我们可以断言，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与争夺对小国贡赋的占有权密切相关。
到春秋晚期，饱受争霸战争之苦的宋国，两次提出了“弭兵”(即停止战争)的倡议。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宋大夫向戌奔走于晋、楚、齐、秦及其它小国之间，导致十余国大夫在宋国达成了第二次“弭兵”之约。盟誓的主要内容是：“晋、楚之从(盟国)交相见”，“勿用兵、勿残民、利小国”(《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誓约“晋、楚之从交相见”的内涵就是，原来分别追随晋楚两大霸主的盟国(不包括齐、秦在内)，要同时承认晋楚两国的霸主地位，履行向霸主朝聘进贡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弭兵”之约得到遵守，是因为作为盟国的其它国家，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以双倍的贡纳，避免两大强国为经济利益而发动战争。
霸主地位的奠定，固然要依靠强大的国力，而霸主地位的维持，却必须得到诸侯盟国的倾心归附。所以，一个国家要保持其霸主地位，必须德、威、信并重，这是霸主标榜自己推行王道、主持正义、争取盟国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正是因为霸政还需要这些装饰物，因而才使得春秋时代与强权横行的战国时代相比，表现出若干不同。
‘与春秋的争霸战争相比．战国的战争有着自己的特点：其一，战争动员已无须借助“勤王”、“救危扶弱”等道义性宣传，而赤裸裸地表现为国家利益的冲突和较量，强大的国家对弱小国家鲸吞蚕食而不以为耻，兼并战争的性质日益明显。许多国家被吞并，到战国后期，仅剩下了七个大国。秦的统一就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完成的，因此战国的兼并战争，在客观上是统一战争的组成部分。其二，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杀戮越来越残酷。春秋时期的战争，投入的兵力有限，仅以击溃敌军为战争目的，胜负可以在一El之内决出(如著名的城濮之战，参战的晋军不过三百乘兵力，一战而胜)。而战国时期各国兵力大增，大国号称为“万乘之国”、“带甲百万”，战端一开，即成倾国相争之局，兵火相持数月乃至于数年习为常事。燕将乐毅破齐连下七十余城；秦赵长平之战熬兵三年。战争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甚至于制造恐怖气氛为目标，杀戮之重为此前所不见。斩首数万、数十万的记载屡见史册。长平之战获胜之后，秦将白起尽坑降卒四十万，就是为了让赵人对秦军心生畏惧。“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孟子的批判是完全反映了历史真实的。其三，战争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春秋时代作战基本是车战；所用兵器一律为青铜制造；受攻城器具和技术手段的限制，攻城作战尚是兵家之忌；专职的武将尚未出现，平时的治国卿士，战时就是统兵将佐。
而战国之时，步卒和骑兵两个新兵种，以其机动灵活的优势，逐步淘汰了贵族式的车战；以铁、钢制造的兵器，显示了它的锋利；攻城之战成为兼并战争不可缺少的军事手段，考古所见战国城池规模的巨增，从防御体系的进步这一侧面体现了进攻力量的强大：：各国都出现了专职的武将，甚至有世代典兵的将帅世家，以善战而闻名的将军不胜枚举。其四，政治、外交谋略与兵家战略的结合更为密切。兵家之祖《孙子兵法》出现在春秋末年，兵学的大发展则在战国之世。不仅有《孙膑兵法》等一大批兵家著述的出现，而且学者论：兵也是一时风尚，从《荀子》到《商君书》、《吕氏春秋》都有专篇论兵，颇能说明问题。以“重计”、“尚时”为特征的纵横家，参与国家的外交决策和军事指挥，使得战争的功利性和非道德性巨增，“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的策略，在推动兼并战争的过程中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列国之间的战和关系瞬息可变，“邦无定交”与“士无定主”同样构成了战国的时代特点。张仪、苏秦、范睢等纵横家，以其独特的利害分析、敏捷的辩论应对，暗中操纵着战国形势的变化，使：之增添了变数而表现出戏剧性。
(三)战国变法运动的产生及其主要内容
任何时代的大规模变革，总是受当时的社会矛盾的刺激、顺应它的需要而发生。战国时期，对峙争雄的列强大国，先后出现了变法运动。其中，以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为最早，以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成效最为明显。
战国之世，传统的礼乐文明已陷入解体，原有的制度和思想体系，都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就迫使人们去探求新的模式，开辟新的发展途径。
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有哪些?首先，是国与国之问的矛盾，主要表现方式是列国纷纭复杂的战争。其次，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主要表现方式是君臣之间、大臣之间围绕着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争夺愈演愈烈，以至于出现自相残杀的局面。法家所论的“君人南面之术”，大多是针对君臣关系而发。这说明，与集权制官僚体制的出现相配合，需要确立相应的尊卑等级制度和政治伦理观念。再则，是官、民之间矛盾的激化，“盗贼公行”屡见于史册，就是明证。如何有效地控制民众，也是各国统治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变法总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而启动，那么，有针对性的解决社会矛盾，必然会在变法中有具体体现。
首先，奖励农战，提升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其目的是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抗衡中，进可兼并他国，退可自保四境。最能体现这一宗旨的变法条令是：李悝“作尽地力之教”，推行“平籴之法”；商鞅治秦，“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设二十等军功爵以奖励战斗之士，“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更是把变法的内容集中在军事方面。
其次，强化君权，废止贵族政治，推行官僚政治。其目的是以立法的方式，确立君主专制体制和尊君卑臣观念。最能体现这一宗旨的变法条令是：吴起治楚，规定“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公族疏远者”；商鞅治秦，“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变法运动在打破氏族贵族特权的同时，致力于构筑以专制君主为核心的官僚等级秩序。
再则，公布成文法，明确规定各个阶层的责任和义务。其目的是调节国内矛盾，并加强对民众反抗活动的镇压。最能体现这一宗旨的变法条令是：李悝变法制定《法经》六篇，名列前茅的是《盗》《贼》两篇，原因就是统治者认定“王者之政，奠急于盗贼”(《晋书·刑法志》)。商鞅变法有“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的规定。考古所见的“云梦秦律”，对盗贼(特别是“群盗”)的处罚规定，是相当残酷的。法律作为体现官僚统治集团意志的工具，在战国的变法运动中是表现的很明显的。
战国变法运动，对于君主集权制的形成、国家统治机能的强化，发挥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分析其历史背景和影响，今后应该更多地注意官僚统治集团与社会大众的矛盾。至于它与社会形态的关系应该如何理解，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
四、孔子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冲破“学在官府”的旧格局，迎来思想：艾化的空前繁荣和昌盛，本来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内容重要、影响巨大，所以我们另设专题加以说明。
在西周及其以前的贵族社会中，接受教育、从而掌握知识，是“士”以上贵族阶层的专利，而且这些知识是高度政治化的，它往往与运用、诠释典章制度密切相关，因而被称：艺为“王官之学”、“文武之道”。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在社会秩序动荡的背景之下，一部分掌握贵族学问和知识的士人，社会身份由贵族下降为平民，他们承担了把知识向社会传播的责任。从孑L子求学的史实我们可以推知，这一变化在春秋后期表现得非常明显。“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日：‘仲尼焉学?’子贡日：‘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二产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子贡的叙述表明，在孔子生活的年代，流散在社会上的文化知识是很多的，只要用心学习，就不难成为学有所成的人物。孑L子正是凭借着“每事问”和“学无常师”的好学与善学，而成为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它反映出在“王官之学”失坠之后，“学术下民间”的历史进程。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和前提，战国“百家争鸣”的辉煌是无从出现的。
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之大，是罕有其匹的。他生前并不得志，但在汉代已经被经学家奉为“素王”，后世统治者更尊之为“大成至圣先师”。而在“新文化运动”激烈地反传统思潮中，出现了“打倒孔家店”之说，孔子又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在“十年动乱”之中，出于上层的政治动员，造就了大陆万众“批孔”的热闹场面。在海外则有“现代新儒学”重新诠释孔子和他所创立的儒学精意，发出了复兴儒学以救世的宏愿，不失为轰轰烈烈。即便是抛开政治背景浓烈的“运动”式评价不论，仅就通常的学术讨论而亩，对孔子也存在着许多见仁见智的不同观点。
关于孔子的历史定位，有两个看法应该不存在争议：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伟大的教育家。
儒家是上古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尧、舜、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虽是出于后世儒者总结的“道统”，却完全符合孔子和儒家的自我定位。孔子在遭到匡人围困之时，照常充满自信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他是自觉地把传承古代文化当作自己的使命与责任。“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汉书·艺文志》)则是汉代人士认定的儒学的根本特征。孔子生当春秋后期，为了匡救人欲横流、秩序紊乱的末世，在创建儒学的过程之中，他特别强调“仁”和“礼”的重要。自古以来，都有学者致力于探讨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与“礼”究竟哪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其实，两者各有侧重，无法强分高下。“仁”主要涉及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是内向性的追求；“礼”主要涉及社会的等级、秩序建设，是外向性的规范。由于我国古代存在着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的既定框架，遂使两者之问的界限经常无法判分清晰。
在孔子心目中，“仁”无疑是最根本的道德，其基本涵义为“爱人”，又可以包括一切美德。所以它可以被理解为“人道”，也就成为判分人与禽兽的分界线。正因为如此，孔子才会主张为了坚持“仁”的基本要求，应该不惜付出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把“仁”推广到政治领域，就是儒家特意强调的“仁政”，其基本要求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从高标“人道”旗帜的角度而言，“仁”和“仁政”之说，在春秋战国时代是非常积极的政治理论。
“礼”，从根本上说来是维护等级秩序的礼俗与制度规定。孔子强调“礼”和“礼治”，有着直接的社会背景。孔子把当时的社会转型时期视为“乱世”，特别是尊卑秩序的紊乱、僭越行为的出现，是他深感无法容忍的。如何才能结束“乱臣贼子”横行的局面?孔子提不出前瞻式的方案，他把目光投向了过去，希望能够以恢复“周礼”的方式，来应对整顿社会秩序的现实要求。这对于公开宣传“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思想家而言，是完全合乎逻辑的选择。孔子的“礼治”主张，有两个侧重点：一是用“正名”的方式，重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二是以在上者“垂范”的方式，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就是孔子告戒统治者的从政名言。他的“礼治”也就转化为“德治”了。孔子的“礼”和“礼治”，从表现形式来看，带有保守、倒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色彩，但从实际内容来看，也有其值得珍视的因素。“礼”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上古氏族社会的习惯法，它对于社会成员的统治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因而与春秋战国的统治体制相比，总是表现出更多的缓和与宽厚。所以，孔子赞颂与倡导“礼治”，实际上是对当时政治混乱、兵火不断、剥削过重的政局，给予批判。这种批判完全反映了一般民众的利益和要求，从而使孔子的礼治思想具备了人民性、合理性。
孔子作为一位教育家，他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其一，整理大量的古代典籍，并用作教材，使之得到有效的保存与传播，直接推动了“学术下民间”的进程。其二，传授文化知识、培养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弟子，从而形成了儒学阵营，造就了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重镇。其三，归纳和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奠定了中国教育学的根基；特别是他在教育实践中，养成了师生之间平等、自由地讨论问题的学风，至今仍有大力倡导的必要。其四，他言传身教培养读书人的人格自尊与节操，特别是在面临权势、富贵相迫的关节处，更应该保持浩然之气。他宣称“谋道不谋食”是士人必须具备的品格。“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述而》)应该是得自孔子的教育和启迪。这种阳刚之气，激励过多少仁人志士笑傲王侯!由孔子留传给古代士林的人格自尊，历久弥珍，是可贵的精神财富。
战国的“百家争鸣”，以思想的活跃和解放而著称于史。近代的思想巨子梁启超曾经以充满激情的笔调予以赞颂：“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术之大观，仰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探索造成这一辉煌文化奇观的原因，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政治局势的动荡多变、统治思想的新旧交替，在“士”与统治集团之间形成了以“治国之道”为中心的思想理论的“供需关系”，这是百家争鸣得以形成的重要社会原因。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三代之道”已经无法适应形势的要求，统治集团不得不向掌握文化知识的“士”征集治国安邦的方略。秦王政读到韩非的著作竟然感叹：“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韩非传》)典型表达了统治者对新的治世理论的渴望和追求。而那些对改造社会各执己见的士人，为了实现其以道救世的宏愿，也希望统治者能够欣赏、推行自己的学说，因而诸子大多具有干求世主的色彩。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百家争鸣中的学术中心总与当政者的支持密不可分。战国前期的魏国能够成为名士汇聚之地、儒学与法学并存的学术中心，是因为“最为好古”、“好学”的魏文侯礼贤下士。战国最大的学术中心是齐地的“稷下学宫”，它的长期兴盛，得力于齐威王、齐宣王对文化事业的关心。特别是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为来自各国的学者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宽松的学术环境，让他们“不治而议论”，“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爽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史记·孟子苟卿列传》)稷下学宫成了天下士人向往的圣地，最盛时达到了“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的规模(《盐铁论·论儒》)。战国后期在秦国秉政的吕不韦招客养士，使秦隐然有学术中心之实。
列国对峙下的“多君制”，为士人提供了从容择主的条件，提高了士人的政治地位。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人才的去留，可以直接关系国家的盛衰，迫使君主不得不礼贤下士，甚至于士人可以在君主面前大谈“士贵王不贵”的道理。如果学者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随意流动的人身自由，而必须依附于政治权势，那么，就不可能造就一批有个性色彩的思想家，更不可能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所以，战国的百家争鸣本来就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在争鸣中真正引发社会关注的命题，几乎都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现实问题，原因也在于此。当然，当时的学者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标新立异、勇于坚持理念而不肯卖论求官的优良学风，也是百家争鸣不可缺少的内在依据。
地址：安徽省界首市齐舜高级中学历史组邮编：236500 张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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