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扮演积极角色

如果这样的“维稳”局面不可持续，那么就要寻找另外的方法。怎么办？从长远来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政府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来建设中间力量，从而为社会的自觉的秩序创造条件。一旦社会出现自觉秩序的条件，那么政府维稳的任务只是“法律和秩序”的问题，而不会出现像现在这样的“维稳”困局了。在这方面，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不少很宝贵的经验。

改革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政策目标。之后，很快就形成了“小康社会”的概念。1990年代以来，在一部分人首先进入小康社会之后，执政党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概念和政策。“全面小康社会”从其本质上来说，就是中国执政党的中产阶级观。人们目前所看到的中间力量就是这些连续政策目标的产物。

尽管政策方向很明确，但诸多原因使得中国离一个“全面小康社会”还很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政策改革进步缓慢，缺少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改革开放政策培养出了一个中产阶层，也使得数亿人口脱离贫穷，但很显然，国家既没有保护中产阶级的有效机制，也不存在防止已经脱贫人口重返贫穷的有效机制。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创造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制。市场机制可以产生一个中产阶级，但市场机制不能保护这个自己培养出来的中产阶级。在欧洲社会，保护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保障、医疗服务、教育、公共住房等等公共政策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产物。从马克思所分析的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现在人们所看到比较符合人性的资本主义，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社会主义保护了资本主义。不难发现，在西方，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往往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得好的社会。市场经济为社会创造财富，而社会主义保护社会。

一句话，一个被保护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发达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实际上，保护中产阶级始终是市场经济社会政府的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任务。如上所说，因为选举政治的存在，所有政府也必须采取有效的举措来保护中产阶级。同样重要的是，资本者也认同这一点，因为一旦社会失衡，社会秩序遭破坏，资本的正常活动就会成为问题。

中国的情况又怎样呢？没有市场经济的引入，很难想象人们所看到的财富。一些人现在看到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就开始怀疑市场经济，这并不公平。中国的问题并不处在市场机制的引入，而是在于缺乏社会保护机制。市场经济发展了，但诸多社会政策包括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教育、房地产等等要不建设力度不够，要不没有建立起来。更为严重的是，因为GDP主义的盛行，中国各级政府往往和资本结合，通过破坏社会来完成GDP增长的任务或获取暴利。诸多社会领域例如医疗、教育和房地产，需要政府大量投入，但在中国往往成为暴富领域。

因为缺少社会保护，中间力量不仅不能像经济增长本身那样得到成长，而且没有任何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保障。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轻易使得今天的中产阶级在明天就演变成为贫穷阶层。同样，已经脱贫的阶层也容易重新沦落为贫穷。实际上，除了体系内部占据重大战略地位的少数阶层之外，任何阶层都随时可以演变为贫穷阶层。正是因为对自己前途的不确定性，中国中产阶级的中上层开始选择“退出”，即移民海外，寻求保护。不过，可以确定地说，无论是基于知识的中产阶层还是基于财富的中产阶层，他们的“退出”会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稳定。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他们在内部不能得到保护机制，不能得到确定感和安全感，他们的“退出”很难阻止。

也就是说，要对目前的“维稳大局”进行政策反思。如上面所讨论的，这种“维稳大局”思路不仅无能推进改革进程，反而阻止和破坏社会产生一个自主秩序的可能性，从长远看，反而会导致更大程度和范围的不稳定。如果认识到中间力量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那么中国的改革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也不难回答诸如改什么、为什么而改革、怎样改革等问题。要培养中间力量就必须继续创造财富；要创造财富就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但同时必须加快社会改革，确立社会政策，保护社会。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会进步，发展出一个可以持续的自主社会秩序，为政府的“法律和秩序”创造一个有机的社会基础。当然，这样一个自主的社会秩序，也是执政党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