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根据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的预计，2006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可望超过三成，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还是认为，一方面目前各界对中国企业的真实赢利能力的看法并没有达成一致，另一方面，“一个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等于给天下英雄豪杰发邀请”，从而会影响企业未来的赢利能力，尤其是市场全面开放的情况，在那里“所有今天成功的公司，翻过来就是各家竞争的领域，瞬间转化为明天的成本”。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认为这些正是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天花板”。他说，“中国企业过去一直是靠投入在发展，在主流市场和主流产品上始终没有突破，实际上是大而不强。而要进入主流市场，靠的是阵地作战的能力，而过去中国企业习惯了随时捕捉机会的游击战”。另外，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一些国有企业，但由于这一形象，他们在全球的资源整合能力将大打折扣。一国企业的商业伦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企业界通行的商业模式。

《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撰文指出，中国过去30年的商业伦理是“温饱时期的顾客至上商业伦理，穷人商业”，在“商业五伦”即企业家、投资人、顾客、员工和政府中，中国企业最看重顾客。这种伦理的支持下，通用产品、低价格、大批量、快速度，共同构成了基本的商业模式，而尽快大批生产通用产品就被当作最主要的竞争方式。但这样的模式是以一系列的“成本忽略”为代价的，比如土地成本、资金成本、股民利益、环境成本、员工利益等，最后，“除了作为消费者中国大众对企业还是满意的之外，作为员工、作为股民、作为社区居民、作为纳税人，大家的感觉全是被企业侵害”。作为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们对商业气候变化的直接反应，“社会责任”在最近一年成为一个最时髦的字眼。百度一下这个词，可以搜到12000多条的结果，其中90%以上出现在最近一年。各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或与之相关的企业慈善的评选，更是层出不穷。王健林就坦言，2006年他收到的相关评选邀请就有十几个。一些知名的企业，也已经或即将发布自己的社会责任报告，其中包括中化、中海油、华为等。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40年来一直把“要为顾客省钱”当作前进动力的沃尔玛——如今宣称要成为全球最绿色的企业。在那些激进的批评者看来，这家年营业收入达到 3120 亿美元的公司曾代表了大公司的所有不当之处。7月， 沃尔玛晋江店工会正式成立，这是该公司在全球的首个工会组织，之前公司与员工已经就建立工会展开了数年的斗争。12月初，它宣布将从12月30日起开始采用一种纯棉的环保编织袋，这种袋子成本价为每只9元，但顾客只需支付3元，多出的6元意味着沃尔玛成本的增加。这家全球最大的零售商的举动，或许正可作为中国社会对商业伦理的反思的榜样。

激辩企业责任

真理愈辩愈明。12月9日，一百多位国内外最优秀的企业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代表云集中国大饭店，他们谈论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式商业伦理”。

《中国企业家》社长刘东华开宗明义地指出，“昨天，人人渴望成功，英雄不问出处，但是今天我们的社会要求越来越高，不但要成功，大家更加关注你成功的方式，更加关注你成功的逻辑，更加关注你的成功和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关系。”他坚信，今天企业界的新责任是“重建规则和秩序的尊严”。所有的辩论被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全面社会责任，一派主张主要社会责任；前者认为中国企业家必须全面考虑股东、员工、顾客、社区、环境、合作伙伴的利益，而后者则认为企业家的主要责任就是把企业做好，只有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适当承担其他社会责任。主张前一派的代表包括牛根生、王健林、马蔚华、王志乐（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柳传志、宁高宁、张维迎、周其仁则是后一派的代表人物。

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认为中国社会把太多的目标加到了企业身上，包括社会职能，政府的职能，道德职能，甚至包括民族精神，结果让企业承受很大的压力。因此他认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第一责任是把企业做好，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去涉足其它责任，我希望中国企业真正发展是做好了自己的全球竞争以后，再谈更多的对多元化目标的社会责任。如果说你的企业自身没有做好的话，今天谈社会责任，实际上对企业、社会都不利。”

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企业必须首先向股东负责，“因为没有对股东负责，这个企业就不存在了”，但为了向股东负责，必须向顾客和员工负责，为此，企业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按章纳税，扩大就业机会；在这之上，如果还有余力，也需要兼顾社会公益。不久前，他刚刚发表一篇名为《让社会的空气更湿润一些》的文章。但马蔚华马上引用福特汽车前董事长福特的话，来对主要责任派表示了异议。“一个好的企业，和一个伟大的企业的区别在于：一个好的企业能够给客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而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提供产品和服务，而且还竭尽全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和谐、美好。”他列举了这几年招商银行已经累计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上亿元，公司每年派4个人下往贫困地区挂职副县长，进行扶贫，其中一个支行副行长在云南担任副县长时，以身殉职。

马的话得到了牛根生的支持。牛根生认为，负责任必须是全面、一贯性的。“具体讲，全面性就是对股东、银行、员工、合作伙伴、消费者全社会自然界全面负责任。中国式商业伦理的理想状态，是讲和谐，讲均衡，讲信用。实际上全世界都是这样。”他进而认为，要达到这样一个状态，需要打造三重伦理，第一层是大商圈环境伦理，第二层小商圈企业伦理，第三圈企业家个人伦理。过去几年捐款超过5亿元的王健林的看法是，“不要为不行善找借口！”他认为既然是商业伦理，就应该是渗入骨髓的，因此应该是从一开始就必须有这种全面的责任观，而不是说等到具备条件时才去做公益慈善。“这个词（社会责任）使用频率很高，为什么？不完全是时髦，是有一些原因。首先，它是企业本身的社会性性质决定的；其次，是由市场经济的特性决定的，只有市场经济条件之下，才可以说社会责任；第三就是企业本身生存的需要。”

但参加了《大国崛起》讨论的皇明太阳能的老板黄鸣显然在听到这里时有点耐不住，他是典型的主要责任派，他在博客中写道：中国现在很大一部分企业，赢利都不能保障，员工的可持续发展都还不能解决，是“亏损企业”，谈捐献有点早；还有的企业总欠银行的钱，是“准倒闭企业”，用国家的财富赚个人的名义，这样的捐献反而是对社会的一种讽刺；有的企业甚至产品质量得不到保障，不管消费者的服务，是“垃圾”企业，社会道德是不会接受这样的捐赠。如果基本责任做不好，做捐献是没有根基的，基本责任做不好，何以做企业公民？做好基本责任，就是最大的慈善！

学者周其仁用一种“次序观”来对黄鸣提到的这种现象表示了呼应。“我的看法是还是要有点次序，把你最应该履行先履行，有余力再做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的。员工工资不好好发，银行贷款不还然后就捐款，这是绝对不能提倡的。”他认为企业就是一组合同，“企业就是对员工签了合同，对银行签了合同，与股东签了合同，与技术拥有者签了合同，或者买了地或者租了房签了合同，然后我们把产品和服务提供给市场，全是一组合同组成的”，因此，“企业和企业家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要履行你的条约”。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