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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论的题目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主题词又是“文化”。大家也许注意到了，中国人很喜欢讲文化。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那么多转折和改变，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文化这个议题却经久不衰。

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大概和认同问题没有解决有关：自我认同、社会认同、国族认同，这些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都和文化有关。认同问题不解决，主体就无法建立。主体没有建立，秩序，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就难以确立。秩序不能确立，人就会陷入混乱和焦虑。不断地讲文化，其实是为了纾解焦虑，走出混乱。

下面想讲四个方面的问题。先讲一下我对今天这个讲题的理解，然后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百年来传统文化的命运。接下来讨论一下传统文化同现代生活的关系。最后回到文化传承的问题上，讲一下文化传承与创造的关系。

把“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包含的概念拆开来，每个概念都可以写不止一本书，这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我想要做的，只是点出这些概念所包含的某些特殊的意思，这些意思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特定背景下会变得很突出。

比如，“传统”这个概念似乎可以用到所有的文明、所有的历史时段中，其实不然。“传统”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而“现代”的意思并不就是现在。“现代”的观念不但涉及时空，更涉及世界观，涉及某些宏大理论，比如进化论、进步观念、发展的观念、现代性理论等等。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我们可以说，并不是先有“传统”，然后才有“现代”，而是相反，“传统”因“现代”而生。所谓“传统文化”，也应当在这样的背景下了解。

“文化”和“文化传承”，这两个概念表面上看很平常。作为一种现象，它们也确实存在于所有文明，所有人群。但我们这里讲的“文化”和“文化传承”，都有特别的意思。想想看，中国在二十世纪经历的两次重大的革命性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题词都是“文化”。但这恐怕不是学者在书斋里谈论的“文化”，它承载了太多政治、社会和历史的内容，而人们围绕“文化”和“文化传承”展开的各种论辩和行动，就像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中国社会大转型过程中人们复杂深刻的生命经验。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型呢？这个“大转型”，借用晚清名臣李鸿章的话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上，恐怕只有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可以与之相比。在这样的大变局里，传统文化是不是应当保存，还能不能够保存，哪些应当哪些不应当保存，哪些能够哪些不能够保存，以及如何保存和传承，等等等等，都是充满争议、令人困惑和为难的棘手问题。这里的转化之难，断裂之痛，恐怕不是局外人能够轻易了解和想象的。

还有“中华”这个概念。对这个概念大家也许不以为意，因为它太平常甚至太自然了。但实际上，它一点也不自然。这个词的后面，同样有无数的故事。它的所指和功用，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它是被创造出来的，用来指代所谓“想象的共同体”。

比如，辛亥革命以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建立在五族共和的基础上。后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了五十六个民族。现在台湾的政权还保有“中华民国”的名号，但在一些国际场合，台湾使用的名号却是“中华台北”。“中华”这个词，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用法，被赋予不同含义，很不简单。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里面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要照着西方民族国家的样子建立中国的现代国家。

总之，在这样一个特定语境中，“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是一个或一组沉重的概念，是包含了重重问题的话语，它反映出一种深刻的文化焦虑。这种焦虑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如何重建秩序，即围绕一套植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同时又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具有说服力和凝聚力的基本价值，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道德秩序、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

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边的“传统文化”，在过去一百年里经历了很大的冲击和改变，这从它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它有时被叫做封建文化、旧文化，有时被称为民族文化遗产。不同的名称，表明不同时期不同人对待自己的历史和传统的不同态度。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二十世纪初期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开启和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精神。

五四运动最著名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这是表现启蒙理性的科学主义话语。它所针对的，是所谓愚昧和专制，还有产生了愚昧和专制的旧的思想文化。而在当时，这种旧的思想文化首先就是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所以五四青年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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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就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在另一篇讨论所谓“孔教问题”的文章里，他把新旧两种文化的对立更提升到宇宙法则的高度。他说：“宇宙间之法则有二：一曰自然法，一曰人为法。自然法者，普遍的，永久的，必然的也，科学属之；人为法者，部分的，一时的，当然的也，宗教道德法律皆属之。……人类将来之进化，应随今日方始萌芽之科学，日渐发达，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再论孔教问题》）

总之，新旧文化势同水火，不能两立。要确立科学民主，就必须革除传统文化。支配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并主导中国社会变迁的，就是这样一种革命的、彻底的、无所畏惧的科学主义。

具体地说，传统文化自二十世纪以来的命运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二十世纪初到1940年代末期。这时期最著名的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它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当时除了盛行科学、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等观念，还有全盘西化论，它们抨击的对象，自然就是孔教、礼法、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以及整个旧的知识系统。但是当时的这些批判，主要限于思想文化领域，而且，它虽然是主导的，却不是垄断的。晚清有维护传统文化的国粹主义，民国时则有针对国粹研究的整理国故运动。五四运动的影响虽大，但也有与之抗衡的文化势力，如围绕《学衡》杂志形成的学衡派。当然，在政治和法律领域，革命的主张得到了贯彻，这表现在后来执政的国民党的政治纲领和立法活动里面。

不过，相对于当时最激进的那些主张，这些领域里的革命还是相对温和的。特别是，新思想和新制度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还比较有限，所以，实际社会生活受这些改变的影响不像后来那么大。这一点，我们从后来台湾社会的发展可以了解到一些。

第二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9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变成行动纲领，推行到整个国家和社会。

有人统计过，从1950年代初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中共发动了五十五次运动。这些运动遍及差不多所有领域，目的是要埋葬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甚至是要从无到有地创造一个全新世界。这包括改造旧的经济关系，消灭所有剥削阶级，扫除旧的社会组织，改造旧的风俗习惯，改造旧思想，创造共产主义新人。

这种与传统决裂的革命发生在所有领域，它的范围，从民间技艺到古典知识，从文化的物质载体到社会的组织形态，到人的基本价值。这样的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

当然，这个过程实际上很复杂，比如，历次运动要革除的旧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表面上被抑制了，实际上没有绝迹。

而在正式制度方面，虽然有一整套新的话语、饰词，无论上层政治文化，还是国家实际的统治方式，其实都和旧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上的移风易俗运动，学习好人好事的道德教育运动，倡导大公无私的观念等等，都根源于传统，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此外，同一时期在中国大陆之外，传统文化的传承并没有中断。在香港和台湾社会，传统的社会组织、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虽然也经历种种改变，但这些改变比较自然和温和，受到的破坏要小得多。

1958年元旦，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四人联合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阐述了他们对于中国文化过去和未来的看法。这个举动反映了当时海外知识分子关于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自觉意识，同时开出了所谓港台新儒家的统续。

第三个阶段覆盖了整个八十年代。如果说，从上个世纪中叶到现在，传统文化的命运前后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变，那么这个阶段也许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过渡期。

这个阶段发生的最重要也最让人兴奋的事情，就是和改革开放相伴随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有被称为文化热的文化大讨论。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以往的思想禁锢，解除了对人心的束缚，文化讨论则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思考和表达他们对于历史、文化、世界和未来看法的一个重要渠道。

当然，这些并不是那个时代的全部内容。比较不引人注意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日常生活方面的变化。

“文革”结束了，人们开始回到“过去”，或者说，回到一种更普通、更世俗、更正常的生活秩序当中，在这个过程中，旧的经济关系，比如承包、雇工、财产私有，旧的社会组织，比如宗族，旧的思想观念和习惯，比如宗教信仰等等，也慢慢出现了。这些变化对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有很深远的影响。

第四个阶段从1990年代开始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从我们今天讨论的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看，这期间的一些动向可以注意。

大体上说，经过一百年对传统文化的否弃、毁坏和遗忘之后，一方面，文化荒漠化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还没有消除，对传统文化的各种误解和无知诋毁依然存在，而且，在发展驱动的社会变迁中，在有些领域和方面，传统文化所遭受的破坏比较以前更加无情和彻底。

但是另一方面，国人对于本己固有文化开始有更多温情的了解和敬意。

这方面事例很多。比如，19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来，出现了所谓“国学热”，人们对“国学”的热情，表现在教育、传媒、出版和学术研究等许多方面，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积累。

比如，有的大学设立了专门的国学院，开设与“国学”有关课程的就更多。

相应地，民间也有传统文化的复兴，早期有气功热，这些年读经开始流行，更不用说，还有传统宗教的复兴，民间书院的出现等等。

这个过程中，各个地方政府也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尽管这种热情后面主要是发展地方经济的冲动，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播。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外来的，大家熟悉的例子，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对在国内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以及传播传统文化保护的理念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在学术界、知识界和思想界，文化保守主义的力量也在加强，甚至出现了一批有儒家情怀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承继古代儒家兼济天下传统的自觉。这个群体的出现开始改变思想界的生态。

最后，官方的立场尤其值得注意。大体上说，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兴，官方立场早先多半是默许，以后尺度逐渐加大，最后变成了倡导。

源于传统的典礼不但被允许，而且有了不同层级政府的参与；以前几乎只保留在乡镇的传统节日变成全国的法定假日，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最近几年，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许多重要场合屡屡引用古代经典，对古人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实践给予高度评价，更显得不同寻常。这些改变，一方面可以说是顺应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种调整和整合正统意识形态的自觉。

自然，上面讲到的传统文化命运的改变，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进程，也不是出于一致的规划。就是参与到其中的各种人群和力量，他们各自的动机、诉求、影响也都不同，有的还相互冲突。甚至，有些人说要保护和促进传统文化，实际却另有目的。

但是总的来说，这些年确实出现了一个复兴传统文化的潮流，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开始慢慢显现。在此基础上，重拾文化信心，进而展现出文化的创造力，也许是可以期待于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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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关系。

我们讲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自我意识据以形成的一个基本要素，所以，它一方面为民族的自我认同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也为这个民族的存续提供意义，而这些，对人们理解世界和创造未来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当然，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也在不断更新。但也正因为如此，文化才具有生命力，传统才能够绵延不绝。这也意味着，文化的变迁、传统的更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

今天，这个问题显得特别重要，也特别艰难。大家都说，传统要融入现代生活需要经历创造性的转化，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而且就算有这样的想法和努力，也不是都能成功。

因为，所有这些都需要人来完成，而人的能力和见识都很有限，而且，人的认识和努力又总是服从于特定思想、观念、利益和欲望，从属于特定的人群和派别。

所以，传统文化的显现和发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其实际的效果，可能是善，也可能是恶。正因为这样，自来对传统的批判也不是全无道理。

不过，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也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人们创造历史的时候总是无法脱离传统，因为人总是在既有的历史文化条件下行动，也因为人们经常是浸淫于传统之中而没有自觉。因此，即使激烈的反传统的主张和行为，也可能透露出传统的影响。

比如，照林毓生先生的说法，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以为凭借道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传统的思想方法。

孙中山更明确说，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其实是取中国传统与西方思想糅合而成，这种说法可以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得到印证。更进一步说，中国接受并且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不都是出于偶然。

实际上，严肃而深刻的思想史研究可以证明，过去一百年发生在中国的各种重大变革，无论好坏，都不是简单模仿、移植外国制度和理念的结果，更不是凭空产生，而有极其复杂和深刻的内部原因。

比如，据我观察，有些已经有好几千年历史的观念，像是为公的理念、民本思想等，对我们理解中国现当代政治发展中最核心的问题仍然很关键。在某种意义上说，尽管中国现在已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宪法和法律体制，我们所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却还是过去几千年里困扰古人而且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难题。

只说一点，就像为公、为民这类传统的思想观念，作为中国人熟悉的历史悠久的传统，可以说是中国人生命经验的一部分，它们不但过去很重要，今天也还有价值，恐怕未来也是如此。

当然，在现实中，这些思想观念可能被扭曲、滥用，被用来掩盖和粉饰各种各样的私心、私利。但这并不说明这些思想观念本身没有价值。许多罪恶是以“自由”的名义犯下的，但自由不会因此失去价值。这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要做的，也只是不因为一些思想观念是传统的，就认为它们已经过时，没有价值，或者，因为它们在历史上和实践中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就弃之如敝屣，而是以同情的，同时也是批判性的态度，深入地了解和解析这些思想传统，探求它们与现代社会的内在关联，发现它们融入现代生活的可能性，进而自觉体认这种传统，真正实现它们的价值。

最后，想谈一下文化传承与创造的问题。

前面说了，文化总是不断变化的，传统因为有发展才能够延续。所以，文化传承不是机械的，一成不变的，而变，要通过创造来实现。

那么，创造同传承是什么关系？创造是不是意味着批判呢？我的看法可以用两句话表达。一句话是：创造基于传承。另一句话是：批判以尊重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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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化的传承和创造，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莫过于孔子了。孔子祖述三代，尤其推重周制、周公，他传授古代文化，也只是整理编撰，述而不作。但是另一方面，孔子以仁说礼，实现了中国文明轴心时代的思想突破。这是以批判和创造实现文化传承的典范。反观今人，嘴里喊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其实傲慢粗暴，为真正的文化发展带来灭顶之灾。从认识上说，这是科学主义的傲慢造成的结果。

思想文化的创造要有条件，而最重要的条件，其实就是大家都熟知的陈寅恪先生的那句话，就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是中国人自己的经验。大家都熟悉先秦诸子百家的例子，我们就不说了。

事实上，政府今天投在大学和学术研究上的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但是投入和产出（思想文化创造）完全不成比例。

说到底，这还是因为个人的创造性没有受到尊重，思想和表达的自由没有得到保障。以为靠权力，当然还加上金钱，就可以创造世界一流大学，就可以造就思想大师。

要消解这种傲慢，我强调一个字：敬，甚至，敬畏。

敬畏什么？敬畏天地——自然和社会的法则；敬畏古人——文化与传统；敬畏生命——每一个个体。

只有先有敬，才有思想和文化的开新，才有健康的心灵，活泼的生命，有根基的学术与思想，良善的社会秩序。 ■

（本稿系作者于2014年6月30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传承讲论会”上的发言。发表时有少量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