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与空想社会主义

马克思与科幻最关键的联系点是在理论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另外，空想社会主义中的乌托邦学说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1516年，托马斯·莫尔创作了《乌托邦》，对乌托邦社会进行了设想，他设想这种社会取消了私有制，大家按需分配。17世纪，培根的《新大西洲》，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对乌托邦有了更详细的描写。这些早期乌托邦学者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制度只是一种文学描述；提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但还是一个粗糙而简单的理论轮廓。

进入19世纪，研究由乌托邦演变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学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则不仅仅在理论上，更在行动上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们将批判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从理论上提出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是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的来源等观点，并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历史和现状，从而预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1824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开展新和谐移民实验。虽然实验最后失败，欧文也以破产告终，但这些理论和实践的尝试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同样在19世纪，美国诞生了描写社会主义的小说，爱德华·贝拉米1888年出版了《回顾：公元2000—1887年》，书中他设想美国在2000年已经开始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随后，英国科幻作家乔治·威尔斯的《现代》和奥拉夫·斯特普尔顿的《人类向何处去》则设想了数十万年后的乌托邦社会。不过，这些都是对乌托邦的正面的想象。塞缪尔·巴特勒的《埃瑞璜》和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的消息》则开启了反面乌托邦的文学描写。这种文学描写在三大反乌托邦小说中达到了巅峰，这就是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的《我们》、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反乌托邦小说也让我们理解未来不仅仅只有纳粹那样恐怖的事物，更多恐怖的反乌托邦未来在小说和现实中交替出现。

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文学批评

二战之后，科幻小说不仅仅在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中得到了扩充和发展，科幻小说批评理论也因为乌托邦学说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了更大发展。这里特别要提到两个人，一位是达科·苏恩文，一位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他们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T·W·阿多诺、瓦尔特·本雅明、恩斯特·布洛赫、安东尼奥·葛兰西和葛蒙·威廉斯关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批判乌托邦”的传统，重新构思乌托邦，以代表一种解放思想的模式，维持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望，他们认为的乌托邦，特别是在布洛赫的眼里既是一个幸福光明社会的美好梦想，同时又是辨别和攻击乌托邦实现的意识形态障碍的工具。

而在《科幻小说变形记》一书中，达科·苏恩文提出了自己的科幻批评观点：陌生化、认知疏离以及科幻小说与乌托邦的渊源。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则在《未来考古学》一书中详细说明他的乌托邦阐释学，他认为科幻小说是历史小说之后表达乌托邦未来——与现在具有本质不同的未来——的重要文类，作为科幻次文类的乌托邦文学则以乌托邦欲望为直接内容。在新时代的科幻文学批评理论中，马克思也再次与科幻有了交叉点。

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科幻实践者

当然，从个人而言，马克思虽然没有评点过科幻小说，也没有评点过凡尔纳和威尔斯，但他本身就是一位伟大的科幻实践者。他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诞生之前，就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预言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设想，他给全世界的无产者指明了革命的方向，给全世界受压迫的奴隶带来了砸碎锁链的力量，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也因为这个理论而诞生。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未来社会的想像也是众多科幻小说素材来源。苏联科幻小说《仙女座星云》、中国科幻作家郑文光的《火星建设者》、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中，都有对未来共产主义的精彩描写，未来社会的人们抛弃了简单的物质追求，而是对蓬勃向上的精神充满了渴望。所以说，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马克思也是一位伟大的科幻作家和科幻实践者，他不仅通过理论设想为我们设计了一个光明的未来，而且也通过理论指导实践，让这个光明未来离我们越来越近，而这也是他和科幻作家最大的不同。

（作者系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兼科幻专业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