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犹如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它19世纪中叶形成和发展于西欧，随后又传播于全世界，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岁月的流逝没有消磨掉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熠熠光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在世界范围的扩展是与在特定民族国家的本土化同时发生的。本土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个成功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宏伟篇章。今年恰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200周年诞辰，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哲学家艾思奇诞辰110周年。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总结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缅怀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方面的历史功绩，对于我们今天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内在根据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不是人们心血来潮的冲动或主观意志的产物，也不是历史偶然突发的事件，而是由多种因素汇集而成的历史的必然结果。一种思想文化的本土化是相对于外来的思想文化而言的。当某种思想文化从外域传入本土，或与本土思想文化相融合，或与本地历史条件相结合，并被本地人们所接受，甚至成为新的主流思想文化形态，那么这种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就被称为本土化。例如，马克思主义自上个世纪初期传入中国，后来在中国逐步实现了本土化。（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艾思奇把这个过程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现实化”。不能把思想文化的本土化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地域性的传播或植入问题。本土化的根本意义在于，理论要同一定的“历史条件”或“历史范围”相结合，与一定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与一定国家的人民的需要和接受能力相结合，才能产生现实的作用。本土化和中国化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两个概念，它们是两个层次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现，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或传播过程中，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着具体的本土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出现本土化，主要是基于3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特质；二是一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实践发展的要求；三是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理论家和人民群众的推动。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特质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内在要求。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创新性、开放性等特质，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学说的基本特质。以往包括哲学在内的理论体系往往关注于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要在科学解释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构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揭示了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提供了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实现路径，指明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前进方向。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学说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千古不变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种理论和方法的灵魂在于它的具体性、条件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强调了理论运用的“历史性”“条件性”。他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他们强调《宣言》的思想要同俄国的历史条件相结合，指出俄国公社和俄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后来恩格斯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再次强调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观点。上述特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很强实践性和革命性的理论武器，是符合事物辩证特性和客观规律的行动指南或科学的方法论。

其次，一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实践发展的特殊情形和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本土化，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契合了中国现实的需要。大家都知道，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方面，因出版《大众哲学》而闻名的艾思奇做出了重要贡献。曾经长期担任艾思奇秘书的卢国英，把艾思奇“大众哲学”的成功原因归结为“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仰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的力量”，[2] 我很认同这个概括。艾思奇深得马克思主义之精髓。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恰恰来自它能够与各国国情相结合。关于这一点，列宁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他在《我们的纲领》中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尤其需要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则，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3]。他在《论民族自决权》中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4] 这些论述从一个侧面诠释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 以中国为例，近代中国积弱积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严重地阻碍了社会进步，中国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社会前进需要有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动力，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阶级需要一种科学的、革命的理论来指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传播和本土化的社会土壤、阶级基础和思想知音。

再次，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推动，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力量。理论的本土化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实现的，它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主体来掌握和运用这种理论才能完成。如何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离开掌握理论和把握现实的人是不行的。光熟知理论不行，光了解实际情况也不行。既要会使用弓箭，又要会瞄准靶子，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首先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和指导的政党作为领导力量，同时还必须有精通或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家或理论工作者，研究、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实践的或现实的力量，最终要依靠自觉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不是轻而易举地就能自觉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在研究、教育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必须自觉认识到把握理论“彻底”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6]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种彻底的理论，因为它揭示了事物的“根本”，即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以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手中的精神武器，必须使这种理论成为能够回答实际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成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理论，成为通俗化大众化的理论。学习和教育是用理论武装头脑的必要途径，青年马克思在谈到推翻德国封建专制制度需要用革命理论武装德国人民时，希望“思想的闪电”“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恰如“思想的闪电”出现在中国的上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

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在中国的发展进程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发展进程受到来自西方世界的影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侵略者强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与此同时，来自西方的文明的传入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伴随西学东渐，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启蒙思想的传入，德先生（民主思想）对封建专制及其思想的冲击，赛先生（科学思想）对迷信愚昧思想的驱逐和对大众的启蒙，催生了新文化运动，进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初作为“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选择、接受和传播中，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掌握、运用和实践中，逐步实现本土化，成为指导中国实践和思想文化的主导思想，从而深刻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关注中国革命，同情中国人民，预示过中国社会主义的到来。但是他们未曾料到，他们创立的学说会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开花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社会矛盾的相碰撞、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中国发展的开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从历史大尺度看，这一过程分为两大阶段。在第一大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立新中国，并概括总结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初期的经验和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理论结晶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曾经在20世纪40年代就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作过总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我们民族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7]

在第二大阶段，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或模式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旗帜，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或阶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代表了这一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新飞跃，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这集中体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逻辑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本质和规律，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从而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认识和改变中国社会的科学指引。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如果把这一过程称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上篇的话，那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指导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并取得辉煌成就，这一重要历史阶段则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下篇。无论是上篇还是下篇，都蕴含着内在的规律。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力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运用，重视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并在实践发展中创新理论，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经验。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我们党的优良学风，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经严肃批评过在党内存在着的“三不注重”的“极坏的作风”，即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他指出：“许多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只会片面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革命问题。”[8] 他还指出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违背理论与实际统一的原则，“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9] 近80年过去了，这种现象今天依然存在，不禁令人深思。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批评，毛泽东主张“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的重要原则。[10] 这两条原则恰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维度和理论维度。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实践性等特质外，关键在于有一批具有坚定信仰和远见卓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如果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早的倡导者和最成功的实践者，那么，艾思奇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是力求使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化、大众化的积极探索者。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面。虽然我们经常把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并列，这3个概念各具特定的含义。但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来看，大众化是同时发生和进行的，后者构成了广义的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方面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写作并出版了《大众哲学》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传世之作，而且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他于1938年4月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主张：“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11] 在他看来，要做到“中国化”“现实化”，必须在通俗化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研究，通俗化本身并不等于中国化，只有真正做到中国化了，才能充分地做到通俗化。他所理解的中国化，就是哲学要通过书斋以外的调查研究、收集实践的资料并进行加工，从生活中吸取养料。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所以产生如此影响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重视反映群众关心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善于用生活化的语言通俗地表达深奥的哲理。习近平同志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艾思奇不愧为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讲好的人才。艾思奇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是我们要传播好马克思主义，要大众化、通俗化。

三、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果，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向前推进的新起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它深化了对人类社会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建设规律的认识，全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习近平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总结了我们党带领人民创造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壮阔历程和丰硕成果，提出了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围绕一个中心主题来进行的，这个主题就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第一次飞跃，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第二次飞跃，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目前，我们正在经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飞跃，正在朝着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奋进。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新问题和严峻挑战。在经济发展方面，我们面临经济发展速度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期和发展动力转换期的“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需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在执政党建设方面，面临从严治党的重任，需要避免“塔西佗陷阱”；在国际关系方面，特别是在大国关系上，需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全球化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东西方国家的格局和力量对比正发生重大变化，以西方国家为主导、东方从属于西方的逻辑在发生重大变化，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西方世界的贸易原则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既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有关，也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有关。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和各种严峻的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习近平强调要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仍然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历史发展规律中，仍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中。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学精悟透用好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更好担负民族复兴历史使命。在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思维。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总结出一条弥足珍贵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在纪念马克思200周年诞辰的大会上，他提出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我们党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12]

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科学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我们党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来分析社会矛盾，把握社会主要矛盾。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人们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主要制约因素。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工作着力点的变化。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主要考虑的是“做大蛋糕”，现在不仅要继续“做大蛋糕”，还要“做好蛋糕”和“分好蛋糕”，在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同时，着力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地区资源不平衡等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未改变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事实。这就需要我们继续保持清醒头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第三，立足中国实践，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中国实践为基础，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多方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一，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思想；其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自信”“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五大发展理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以及现代化建设的新目标等；其三，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了“党的全面领导”“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其四，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了新的概括。例如：提出了“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等概括；提出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关于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等。

最后，遵循客观规律，彰显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遵循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推进的。它体现了多重辩证特性。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统一；在中国特色和世界的联系上，体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在发展道路上，体现了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在对待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上，坚持了守正与创新、传承与借鉴的统一；在发展过程的阶段上，体现了连续性与飞跃性的统一。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它体现了世界历史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追求正义事业的历史选择性，体现了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和对待世界文明的包容性，体现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世界和平发展的主要趋势。

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进一步证明：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马克思主义才能永葆活力，美好蓝图才能变为现实。（责任编辑：梁兆桢 张梦婷 校对：耿春晓）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2]卢国英.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0-102.

[3]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6.

[4]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5.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

[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6.

[8]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7.

[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9.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2.

[11]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87.

[12]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J].求是,2019,(7).

（文章选自《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