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9期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是新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在社会学的本土化实践与自主学科建设几乎成为全球共识的当代，回溯国外社会学的历史发展，不同版本的学术与知识本土化计划的提出与实践，形成了有张力的多元话语，它们为中国社会学在新时代的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与实践参照。以非洲、拉美和亚洲为代表的非西方社会学，不仅是全球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社会学全球知识分工的理解和批判，在学科本土化实践中遭遇的困境和超越，如何处理本土情境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以及对自身社会学学科历史的反思和自主性学科的重构与求索，尤其值得同为非西方社会学阵营一员的中国学习借鉴。

学术依附：社会学的全球分工结构

与外向型知识生产

对社会学全球分工与学术依附的讨论，沿用了政治经济学中依附理论的阐释视角，学术依附被视为第三世界在经济和政治之外的另一种依附形式。西方与非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知识分工结构。核心与边陲的全球结构还表达了一种知识生产的“外生性逻辑”。西方大都会起源与发展的理论知识，深度嵌入到边陲地区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之中。非西方的学者们在西方和本土的学术期刊上讨论源自欧洲与北美的理论，依循来自外部的规范。学术研究由西方的兴趣和关注所指引，甚至对西方社会的了解要胜于对自身社会的认识。这种不平等结构由历史上的殖民权力所维系，反映了殖民主义在知识生产领域的历史实践。在经济联结背后，与之平行的是知识生产的依附性联结。殖民地虽然也有科研实践，但是理论知识生产匮乏。非西方社会仅仅被视为提供粗糙原始数据的“数据供应地”，数据的转换、知识的验证、理论的生产，需要在西方中心的实验室中完成。

全球知识分工是许多非西方社会学学术系统结构性困境的来源，在历史上它们被纳入知识生产的全球系统，并长期处于依附与从属地位。二战之后，尽管许多殖民地取得了独立，但是西方对社会科学知识流动的垄断并没有在根本上发生改变，学术帝国主义的实践形式转为间接的方式。欧洲与美国不仅主导了殖民知识的生产，亦在不对称与不平等的联结结构中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

但是，学术依附理论在当代全球学术动态中暴露出的局限性，也成为学者们反思和批判的对象。简单地以中心与边陲的二元学术依附结构来理解当代的全球知识生产，可能会弱化边陲地区学术生产和创造的“能动性”。尽管知识生产和国际传播高度地依赖于经济和政治基础所形成的等级化结构，各地社会学在历史中形成的“区域传统”实际上也会对理论与方法的生产有重要影响。马来西亚学者阿拉塔斯认为，在二元结构的基础上，还存在一种“半边陲的社会科学类型”，它们自身依附于学术中心的知识生产体系，但是通过提供研究经费和教育机会的方式对边陲的社会科学施加影响。三分法揭示了当代社会科学知识分工与流动在地缘政治上复杂的全球动态。

随着非西方地区的发展进步，在知识生产与流动的全球动态中将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分化。尽管建设自主的本土社会科学在当代的学术共同体中几乎已经成为共识，但是要彻底改变社会学研究与学术实践中现行的依附关系并非易事。非西方社会学还需要解构与反思历史进程中殖民知识生产与实践的政治，尤其是“解殖”或者“去殖”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对其中被遮蔽的非西方知识与经验进行挖掘、反思和重估。

反思学科历史：殖民主义实践

与区域研究的同构

亚非拉的社会学大多由殖民权力所引入，历史上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并不充分，研究实践与本土情境的关联性也存在不足。且殖民扩张的历史背景下遗留的制度与文化遗产，限定了后殖民时期社会学的发展。复杂与独特的殖民历史实践，不仅是东南亚社会学无法回避的历史情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东南亚社会学的学术实践与知识生产。

在殖民时期，东南亚的社会学在本质上是为殖民统治与治理服务的学科，反映的是殖民统治者的利益。二战结束之后，一些国家和地区虽然实现了民族独立，但是在经济上依然与前殖民帝国存在联结，在教育系统中维持或者再生产了殖民时期的模式。社会学的知识生产由殖民知识的理论框架和认识论所形塑，在后殖民时期以制度化的方式进行生产和再生产。

因为各国文化传统的不同，以及国家建设在需求与导向上的差异，对社会科学的学科建构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社会学表现出“方法论国族主义”的特点，主要基于民族国家的“领土”来展开知识建构。方法论国族主义给东南亚社会学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产生了诸如“马来西亚研究”和“泰国研究”等研究领域。这些区域研究大部分是基于欧洲或者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框架展开的学术实践。

“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主要后果之一，但在东南亚的历史情境中，它却是殖民知识生产实践所带来的产物。这种知识生产机制还延续到了后殖民时期，对各种调查和统计“事实”的依赖甚至代表了一种隐性的西方化过程。殖民者研究本土社会的历史和区域社会科学兴起的历史交织在一起，这些学科最终在教育体系中完成了制度化。西方殖民历史与非西方区域研究形成了同构，这种共生关系生产了东南亚研究的历史，它也是东南亚社会学发展的历史。

东南亚学者对“方法论国族主义”的批评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讨论，背后所暗含的逻辑和理论目标存在显著差异。西方社会学的批判，以全球化时代现代性转型和世界主义的未来作为理论前提，旨在强调当代情境下超越古典理论中“狭隘”方法论国族主义的重要性。但是，东南亚学者的理论出发点并不是基于当代全球化现状与世界主义未来所提出的阐释要求，它更多地基于对东南亚“民族国家”历史的批判。民族国家被视为西方现代性的后果，在东南亚则是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殖民主义政策实践的后果。

多元话语的重构：

“本土化”与“好社会科学”

追溯社会学本土化的历史，区域性的学术运动是主要特征。并且，本土化并不是第三世界或者非西方社会专属的学术任务，西方社会学也存在相互影响与互渗的历史，本土化同时也是一些西方国家学科建设的目标。出于对学术依附与全球知识分工体系的日益不满，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对西方社会学发起了激烈的批判。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对西方支配霸权的挑战与反抗，旨在重构文化和社会科学的全球系统。民族主义浪潮是第三世界与非西方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推动因素。因各国社会历史进程和学科基础的差异，非西方社会学的本土化形成了多元话语与实践路径。

（一）社会学本土化实践：现实相关性、反思性与区域合作

建立西方社会学理论与非西方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是本土化社会学聚焦的核心问题与目标。本土化拒绝对西方社会学的拿来主义和盲目模仿，它表现为一种地方化和区域化的社会学知识生产，以应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复杂性和面临的发展挑战。本土化针对本土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现实，鼓励内生性的知识生产。此外，本土化追求现实关联性的目标还突出了社会学的应用属性，注重分析和解决本土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

20世纪中期的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甚至可以概括为“一场相关性的革命”。虽然本土化的概念已经广泛传播，但是在意义与指向上还缺少明确的共识，且科学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各国的本土化计划也因为社会学发展程度上的差异而在内容和导向上存在区别。许多社会学的“后来者”还处在介绍西方理论的初级阶段，本土化对他们而言并不是迫在眉睫的知识计划。因而，本土化并不是一场均质化的学术运动，地方性现实的差异使得相关性的实现存在路径与选择差异。

本土语言的社会学书写是建立现实关联性的重要媒介，许多后殖民国家将在社会学研究教学中用本土语言取代殖民者的语言被视为本土化的首要工作。此外，本土化实践对学科现状与全球知识分工结构表现出强烈的反思性与批判精神。非西方学者对本土社会学的历史与困境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与反思，并提出了一系列本土化与追求学科自主的建设性方案。亚洲具有多民族与多元文化的特点，各国的本土化计划在历史、形式与程度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尽管亚洲各国本土化的尝试可能存在较大的不同，但是它们对亚洲社会学盲目复制西方概念和理论的批判，所针对的问题和基本立场却具有一致性。社会学本土化实践带来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推动了区域跨国社会学组织的发展，各大洲区域性社会科学合作组织的成立是本土化运动制度化建设的主要表现。

（二）本土性的呐喊与诉求：文化中心主义的社会学

在一些地区的本土化实践个案中，身份、文化和价值认同凝结在本土性背后，本土学者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政治诉求。受非洲中心主义学术思潮的影响，非洲社会学的本土化也出现了建立“非洲中心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话语。该思潮兴起于19世纪末期，最初主要由非洲裔美国学者发起。强调非洲文化的中心性或者中心地位，回应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社会与文化变迁。这一思潮对欧洲或者西方中心主义表示出明确的拒绝姿态，并以此来表达研究者自觉的非洲身份与文化认同。

“非洲”不仅是一个地理方位，也是心理与文化意义上的象征。安塞特认为，“方位”是展开非洲中心主义分析的要义，也是在文化、心理、经济和历史上非洲被移除之后需要回归的目标。非洲中心主义思潮的兴起和传播，反映了对社会科学全球分工与知识流动结构的批判与解构。非洲中心的社会学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考察在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导向上突出了非洲文化与价值的中心位置，但同时也在强调非洲知识的多元性，而不是将非洲视为同质性的整体。另一方面，非洲大陆经历的殖民历史与后殖民状况使得非洲社会科学具有辩证统一性，也使得“非洲中心”成为可能。美国发展起来的“黑人社会学”作为对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社会运动和思潮的反映，为非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

非洲中心主义的理论话语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强调建立自身主体意识与实现主体性地位的立场一致。文化固然是表达社会学民族属性与地方特色的重要因素，狭隘或者极端的本土化计划却存在将社会学带入还原论与本质主义的风险。非洲中心主义的学者也极力澄清和避免将此作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对立物或者替代物来阐释，而是突出在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中和谐共存的重要性。

（三）“好社会科学”：超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藩篱

社会学的本土化实践暗含了普遍性与特殊性这对难以调解的张力，这也是社会学理论长期致力于调和的对象。但是，对呼吁社会学本土化的非西方学者而言，本土化并没有指向狭隘的地方化，它与社会学的普遍化并不相悖。本土化在自身的社会文化情境中理解社会事实，通过社会学概念框架的修正和进化，将推进社会学的普遍化。正如西方社会科学提出的一些概念和理论具备超越本土的解释力，非西方社会学的本土化也应该在不断扩大的社会空间中将普遍性当作追求目标。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不应成为社会学本土化的阻碍。本土化并不是对西方社会学的全盘拒绝，而是一种基于本土需求的选择性调适。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认识论在发展实践中也面临改进与修正的必要。但是，社会学理论在其他社会和情境中的比较和检验，摒弃预设的中心主义价值立场是基本前提。建构非西方社会学的“替代话语”同样意味着本土社会学将国际化和普遍化作为这一知识计划的目标。一方面，“替代话语”的社会学是“好社会科学”，因为它对本土或者地方环境更敏感。另一方面，普遍化与国际化的提法反映了“替代话语”的宏大学术目标与辩证特点。对西方理论与本土情境的相关性保持警惕只是最低层次的替代话语。在最高层次，“好社会科学”即是地方、西方和其他非西方三种来源的社会学概念或者理论的汇合，它可以更好地应用到对当前地方环境的理解和研究。

结语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理解与实践本土化，要求我们关注西方之外的社会学本土化实践的历史，在比较对话中丰富本土化的话语，完善社会学的学科体系，通过区域交流与合作打破与扭转全球知识分工的不平等结构。社会学本土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优良的理论传统，亦为全球的本土化实践提供了中国版本的理论参照。非西方社会学不同版本的本土化实践，经历的曲折与进展，也为新时代与新阶段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与本土化新探索提供了宝贵的镜鉴。

本土化不是狭隘的自我封闭，而是超越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为建设更具解释力的社会学贡献非西方智慧，甚至是许多国家社会学的目标。并且，区域跨国学术组织的互动与合作代表了本土化的制度实践，在历史上联结了不同国家的社会学力量。要重构社会科学知识全球分工的系统，亦需要区域间的合作来改变核心与边陲的不平等结构。跨越边界的相互学习是破解核心与边陲不平等全球知识系统结构的一种方案。相互学习还要求我们打破社会学知识中关于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西方与非西方地缘政治的欧洲中心主义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