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争论迄今为止未见终场。不过，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理论界出现了一股试图超越并克服上述各种对立的潮流。安东尼·吉登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从70年代中期起，他形成并发展了他的结构化理论。这一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三本著作：《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1976)、《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1979)、《社会的构成》(1984)。他在对社会学各理论流派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成一家的理论体系——结构化理论。

在吉登斯看来，尽管个体主义(行动主义)和整体主义(或结构主义)分别强调个体(或能动)和整体(或结构)的本源性，二者的一个共同局限，就是把能动(agency)和结构(structure)看成是割裂的双方。吉登斯则试图将能动和结构看成是互构性的，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即是说，能动和结构通过实践而得到了互构。为此，吉登斯重新界定了“结构”概念的含义。他认为，所谓结构，就是“规则和资源”。结构作为一种规则(和资源)，不存在于现实的时间和空间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大脑记忆痕迹中，并通过人们的行动而展示出来。例如，语言的语法规则就是一种结构，它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中，并通过人们的说话而展示出来。

显然，这种作为规则的结构，不再是“外在”于个体行动的东西，而是内在于人们的行动中的虚拟(virtual)的存在物。能动和结构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双方，而是互构的双方。结构不再仅仅是对行动施行约束的条件，而且也是行动得以启动的媒介。换言之，“结构既是行动的约束，也是行动的媒介”。吉登斯把结构的这种双重性质，称为“结构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其本意是要克服传统所沿袭的把结构和能动看成是彼此外在的两极(二元论)。他则把结构和能动看成是互构的双方。结构和能动的这种互构性，一方面使得行动得以结构化，另一方面也使得结构得以通过行动而连续不断地得到再生产(或改变)，并跨越时空距离而扩展。行动离不开结构(正如说话离不开语法规则)，但行动又不断再生产着结构(正如说话再生产了语法规则)。结构制约着行动，但行动在每一刻也“可以是另外的样子”。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这一理论启发人们从新的视角来审视个人与社会、能动与结构之关系。尽管吉登斯并不是有关个人与社会、能动与结构之对立的终结者，他的理论把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推进了一大步。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代社会理论从来不是单纯的理论逻辑游戏。社会理论的理论性格就是以分析、批评、介入和重构现实社会为目的

社会理论与国策咨询

任剑涛

中国今天正面临一个建构现代社会理论的关键时刻：随着从传统到现代的急遽转轨，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是怎样的，需要一个总体的说明；而转变中的中国又会建构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更需要一个具有高度理论性和现实针对性的社会理论建构。如何将社会理论的理论逻辑与现实需求的应用逻辑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社会理论界必须接受的挑战。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的社会理论建构，恰好在某种意义上给我们以极具针对性的启发。

社会结构理论力图将社会理论的理论逻辑与政治需求逻辑对接起来

吉登斯是一个力图将社会理论的理论逻辑与政治需求逻辑对接起来的思想家。他的社会构成论思想使他在当代社会理论的发展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他不是一个纯粹书斋的社会理论家。在书斋与政治之间，吉登斯寻求一条将社会理论的逻辑运思与现实政治对接起来的通道。

本来这是两条运思路径。当思想家试图将其结合的时候，便有两条路径可循：要么双线并立，要么整合为一。吉登斯走的是第一条路线。从社会理论的角度看，他的社会构成论，试图将各种社会理论解释现代社会的理论尝试综合起来。在吉登斯之前，主张客观主义的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社会理论，与主张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社会理论，分别建立起寻求支配社会理论研究的排斥性、霸权性社会理论体系。吉登斯认为这样的社会理论建构并不能完成社会理论解释现代社会的理论任务。因此，他致力超越两者的对峙。为此他建立起解释行动与结构关系的结构化理论。这里的“结构”概念不同于结构主义的结构概念，而是指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的规则与资源关系并支配行动的转换性矩阵。吉登斯为了阐释这个概念包含的丰富含义，创造了一系列具有特殊内涵的社会理论概念，诸如元概念(意义、权力与规范)、元结构(表意结构、支配结构与合法性结构)，这些“结构”不是实在的社会构成性状态，而是一种虚拟秩序，通过人们的“反思性监控”得到生产与再生产。行动与结构相互依存，又在特定的社会情景中相互影响而得到生产与再生产。他藉此试图解释清楚人类致力于创造历史的构成性状态。

在极右与极左之间寻求社会民主的可靠未来

“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则是吉登斯针对他所在的英国左翼执政政党——工党的现实政治需要而设计的一套政治系统。英国工党号称信守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但在20世纪最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社会主义面临一个重构的命运：不说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破产给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冲击，即使是号称推行社会主义的英国工党与美国民主党，也遭遇到理论上的障碍。后者如何对接20世纪80年代英美流行的私有化浪潮及其社会政治经济后果，调整自己显得僵化的政治经济主张，已经成为政治主张上自恰与政治实践上具有号召力的前提。作为英国工党的理论家、更作为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的精神导师的吉登斯，试图在政治实践中寻求到一条超越于左右之争的第三条道路，以便真正实现社会民主。如果说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主观与客观两种社会理论路径的话，他的第三条道路设计，就是为了超越经典意义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既兼得两种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基本社会制度的好处，又避免两者的“坏处”：资本给我们带来财富，传统的社会主义在这一方面已经无法排斥它了。因此，社会主义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另类选择。同时，在一个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推进的过程中，后物质主义的价值业已提将出来，创造财富与控制不平等必须协调，于是，社会主义伦理价值显示出某种冲击力。在极右与极左之间寻求社会民主的可靠未来，就成为吉登斯为英国“新工党”开出的政治药方。

社会理论的理论逻辑与现实社会的政治逻辑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紧张关系

吉登斯的双线理论陈述展示了两种理论风貌。但正好将社会理论与国策咨询两者对接起来。现代社会理论从来不是单纯的理论逻辑游戏。社会理论的理论性格就是以分析、批评、介入和重构现实社会为目的。因此，社会理论家不能对现实社会的社会理论需求熟视无睹。吉登斯以结构化理论凸显了一条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现代社会演变轨迹，从中推演出处于这样的社会变化过程中左翼政党谋求社会民主的新策略，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论述显然有迹可寻。

但必须看到的是，社会理论的理论逻辑与现实社会政治的逻辑之间具有一种显而易见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首先体现为社会理论逻辑建构的严谨性与国策对应的策略性之间的不协调，前者要求社会理论家服从知识的递进逻辑，后者则可以因循现实适度调整。其次体现为社会理论的虚拟性质与国策咨询的当下需要之间的紧张，前者对于社会、尤其是谋求国家权力的政党的当下需要是不太留意的，而后者专注于理论性很弱而对策性很强的当下需要。再次体现为社会理论的批判性、超越性性格与对策性研究的调和性取向之间的错位。前者以不满足于既有的理论范式为批判和超越的条件，后者则以屈从于现实需要为思考的指向。因此，一个成熟的社会理论家务必对这种紧张保持高度的理论警觉，并将理论逻辑与应用逻辑进行适度的切割，进而以严谨的社会理论逻辑谨慎地解析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保证自己不被急迫的现实政治需要所支配；同时以对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热情来建构社会理论，避免社会理论成为单纯智慧娱乐的工具。但这种理想地连接两者的意图是多么难以实现——吉登斯社会理论与对策研究之间的理论水准相当悬殊。这告诫我们，警惕地对待理论逻辑与对策思路的差异具有不可小觑的重要意义。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天我们目睹的是现代性的开始，即超越了传统工业社会的另一种现代性，这种新的现代性就是反思现代性

现代性的反思

文军

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作为社会学核心主题的现代性问题(其过去的发展和现在的制度形式)又重新活跃在社会理论的舞台，成为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社会学与现代社会出现之间的关联早已为人们所意识到，但我们直到今天才发现，这些关联不仅比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社会学分析前提的重建并行展开方才有效。

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的后现代思想成为20世纪末社会理论界的主流

在当代社会学研究中，对现代性与现代社会问题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古典社会学开创的研究传统和现代社会学在各种研究路径上的努力。它在承传了过去的某些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同时，又努力创新，企图对长期以来社会学研究中的分裂与对立局面进行全新的多元综合。但由于个人的出发点不同，反映到对现代性问题的看法上又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加快，工具理性的膨胀，现代性未能预期的后果逐步显露，人们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的后现代思想几乎成为20世纪末社会理论界的主流；另一方面，试图为现代性重建合法性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由此，便构成了当代社会理论界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而在这中间，又有努力进行调和，企图走“第三条道路”的“温和派”，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了。

自我调节或反思性是现代性的基础

自1960年代步入学界起，吉登斯就没有拘泥于长期以来西方学术主流一直沉醉的纯粹思辨或对具体问题的实证性分析、始终与主流政治保持着距离的状况，而是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从理论高度来寻求走出种种二元对立困境的出路。在某种意义上说，吉登斯的最大贡献或许不是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全面梳理和创造性发展，而是其社会政治理论为世纪末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变革提供了一套系统的解释理论，为政治观念的变革提供了一个看起来颇为合理的理由和选择。

具体到当代有关“现代性”问题的学术研究之中，吉登斯的一个重要成功之处，首先还不在于他对现代性理论的宏伟建构，而在于他善于揭示和解释现代性问题，或者说，吉登斯的理论策略就在于首先把现代性当作一个问题来处理，并在处理问题过程中归纳出他对现代性自我的理解和批判。我们知道，“现代性”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范畴还是社会现实运动，都充满着重重的矛盾和问题，而且，这些矛盾和问题恰恰主要来自现代性自身所固有的逻辑发展。20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理论界一个引人关注的倾向是，在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走向复杂化、多元化和深入化的同时，对现代性批判也出现了更加激进化的趋势。对此，吉登斯一方面顺乎时势，把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推向深入和广远，主要表现为着重考察“民族国家”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转型，或者说，关注“民族国家”的出现对于现代性的深远意义；另一方面，他在批判现代性时，又激烈反对任何一种激进的路线，希望能开拓出一条比较温和的批判途径，超越所谓的“左”和“右”的二元选择模式。

因此，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吉登斯认为，传统的手法过于简单，已经过时，必须代之以反思的方法，并把自我调节或反思性看作是现代性的基础。在现代社会，自我反思与监测适合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不停地发生着。就像现代化解构了19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和产生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也正在解构工业社会和正在出现另一种现代性……今天，我们目睹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开始，即超越了传统工业社会的另一种现代性，这种新的现代性形成就是反思现代性。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通过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来防范现代性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是中国现代性建设不可或缺的现实课题

化解现代性的风险

肖滨

作为当代西方著名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以反思和重建现代性作为其学术研究的主题和理论关怀的焦点，在重新梳理、诠释以往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上，重绘了一幅现代性的制度图景：一方面，现代性具有复杂而多元的制度性特征，它由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国家监控和军事暴力四种元素组成；另一方面，现代性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意味着机会与效能，也包含风险与危险。现代性的全球化已经势不可挡，因此，理性的选择不是拒绝现代性，而是学会驾驭、引导这头“猛兽”，降低其风险，增大它能给予我们的机会。对于正处于建构现代性的中国来说，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重建究竟有何启迪和意义？

以生态文明制衡工业主义

工业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元素之一，其主要特征则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自然资源的榨取和利用，它为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机会。然而，伴随着工业主义的高歌猛进，现代性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固有的生态平衡：生态灾难作为现代性的风险性后果正伴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向世界蔓延、向人类逼近，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威胁着我们生存的根基。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急速转型的现代中国，在近30年的飞速发展中，已经痛切地感受到环境污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保护我们的环境已经刻不容缓。因此，国家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正当其时。在此意义上，吉登斯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要高度警惕工业主义这种现代性带来的生态灾难，避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推行工业化以发展经济。由此来看，吉登斯对工业主义的分析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某种理论依据。

以政治文明约束国家监控

国家监控作为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元素之一，指的是国家对被管辖人口的信息收集、信息储存以及国家对个体行为直接或间接的督导与监管。在现代性的建构中，由于公民权利与国家监控的内在关联，监控领域可能成为公民为自己的权利斗争的场所，因而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国家监控带来的正面结果是公民权利的扩展：从公民的自由权、民主权延伸至社会福利权。但国家监控作为现代性的制度元素，离开了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其后果将有公民权利遭到扼杀的危险。为此，吉登斯呼吁以民主运动作为抵御这种危险的手段。这实际上意味着，必须把国家监控纳入宪政民主的制度轨道，推动公民合法的维权运动，确保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以此作为降低现代性的风险最为有效的手段。换言之，政治文明才是防范上述风险的坚实的制度平台。中国近30年来的发展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已印证了这一点。因为正是随着全能主义在中国的逐渐消解，国家监控的范围大大缩小，国家监控的手段日益规范，公民自由的空间才得以逐步打开，公民的权利才开始得以渐渐落实。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吉登斯对国家监控的分析作为建设政治文明的学理资源。

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设无疑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一方面，现代性之果尚未全面丰收；另一方面，现代性之风险、危机却频频而来，比如市场经济带来的劳资矛盾、工业主义带来的环境污染已经出现。因此，在拥抱全球化，把握现代性的机会、收获现代性的物质文明之果的同时，通过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来防范现代性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将是中国现代性建设不可或缺的、至关重要的现实课题。这正是吉登斯现代性理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对我们的启示所在。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培养对自然的敬畏之情，感受自然的神圣性

“人造空间”与生态文明

郭忠华

“生态文明”是全面建立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指导思想之一，体现了执政党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升华。按照十七大报告的定义，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本质地说，生态文明就是要尊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规律，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倡导生态文明，不仅对中国自身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全球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生态文明是反思“人造空间”的结晶

生态文明的理念不可能产生于以手工生产为基础的前现代社会。因为在那种社会，不仅人类的行动能力尚不足以干预内在于自然的规律，而且人类的思想观念也没有出现对自然的工具性态度。那时候，人类偎依在自然的怀抱中，自然外在于人类并依照自身的规律支配着人类。但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伴随着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的极大发展，现代工业主义也迅速得到发展，并且凭借其内在的自我更新机制绞断了与传统社会的藕断丝连。工业主义不仅体现在一系列新机器、新产品的制造上，更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逆转上。在工业主义思维的支配下，人类从对自然的依附转化成为自然的主人，自然则成为人类所要改造和征服的对象。“改造和征服自然”、“人类创造历史”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自信心的最鲜明写照。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自然的存在形态逐渐蜕化成为当代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人造空间”。“人造空间”是一种“人格化了的空间”或者说“社会化了的自然”。在这种空间里，一切自然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人类的生存面临着各种严峻的考验。正是这种条件下，作为对工业主义和生存环境的重新认识，生态文明的观念才得到发展。

人为不确定性成为生存焦虑的主要源泉

工业主义的本意在于使人类生活在一个更加富足和更加确定的世界中，但“人造空间”的出现却使人类生活变得更加不确定。在传统社会，产生于自然界的“外在风险”是人类不确定性的最主要来源，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地震、洪水、瘟疫等自然灾害上。面对诸如此类的不确定性，人类通过传统、宗教等途径化解了由此产生的焦虑，并产生出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但在“人造空间”里，不仅传统的“外在风险”没有消除，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更加致命的风险形式，即吉登斯所说的“人为不确定性”，例如，核电站事故、海洋化学污染、大气温室效应等。“人为不确定性”产生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藐视和对科学的盲目崇拜上。在现代社会，科学已取代传统和宗教成为确定性的权威。但是，科学的品质却恰恰建立在知识的开放性和可怀疑性上，科学的生命力在于通过这些品质不断超越自身。从本质上说，科学建立在“流沙”之上。人类越是形成对科学的盲从，“人为不确定性”也就越是成为人类生存焦虑的主要源泉。

生态文明社会必须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回归自然

构建生态文明社会不在于取消“人造空间”或者废除工业文明，而在于在这种空间里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回归自然的社会生活模式。尊重自然，就是要转变对自然的工具理性态度，认识到自然并不是一个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藏，培养对自然的敬畏之情，感受自然的神圣性。保护自然，就是在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从原料开采、制造、使用至废弃的整个生产环节，都贯彻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最少、对环境影响最小、再生循环利用率最高的原则，形成生态化的生产体系。回归自然，就是要回到大自然的怀抱，感受大自然的博大与美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