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思想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挥了理论先导的重要作用。

「翻译马克思主义」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从一开始就自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宣传，推动了在中国形成马克思主义学习和传播的热潮。

研究显示，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途径主要来自三个方向：一个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传播渠道；一个是来自欧洲，以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为主体的传播渠道；一个是以留俄留苏的学生为主体的传播渠道。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许多成员都有留日的经历。他们一开始是通过日语文献来了解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大量翻译介绍日语文献亦成为一个趋向。

李达回忆，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过来，我们只是从日文上看到一些。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都翻不了。

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至1923年间，由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的留日学生翻译自日语文献的书籍约16部，文章50余篇。其中，以李汉俊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李达的《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施存统的《马克思学说概要》《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等最具代表性。

这些翻译著作的相继问世，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十月革命之后，大量社会主义思潮涌入中国，流派纷繁复杂、各不相同。因此，当时的中国人在理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难免带有模糊性和主观性。

蔡元培曾以《礼运大同篇》中的“天下为公”思想解说社会主义，认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以及“男有分，女有归”等思想，就含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及“男女平等”的意义。

李维汉自述，其早年认知社会主义，更多的是“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并因此成为“奋斗的目标”。

在今天看来，相关体会、论述和目标不能算是真正的、充分的、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更多是一种朴素的憧憬。这种认知和理解上的模糊性，容易造成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传播过程中的模糊性。

由此，准确的翻译能够完整呈现科学理论的本来面目、本来内涵，才能真正引领社会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曾说过，有三本书对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即“《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阶级斗争》，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这三本书建立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的《共产党宣言》正出自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译本。

「阐释马克思主义」

在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诠释马克思主义的著述。那个时候，他们关注的主题依次是歌颂十月革命、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主义讨论以及聚焦妇女解放、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等。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基本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化和体系化的介绍、转述与阐发。

在科学社会主义层面，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马克思还原》等文章中，对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性质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作了系统论述，明确回答了“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

在唯物史观层面，李汉俊、施存统发表的《怎么样进化？》《强盗阶级底成立》《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误解》等文章中，比较集中地阐发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并对当时思想界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误读进行了回应与解释；

在马克思主义促成社会改造运动方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翻译和撰写的《俄罗斯同业组合运动》《劳动运动通论》《劳动者与“国际运动”》《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等，不仅详细介绍了俄国劳工运动现状、理论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先进经验，还系统论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斗争历史和政治主张。

这些著述以历史化的具体叙述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构架，帮助当时的人深入了解这一学说的含义、宗旨、归向。

「“在头脑里打仗”」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理论先导作用，不仅体现在翻译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上，还体现在对其他思潮的回应上。

当时，中国的新思想虽然澎湃，却比较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可谓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董必武也感叹，五四以来涌现的新思潮纷繁复杂，“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

面对纷繁复杂的新思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开展了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等思潮的几场论争。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等文强调，社会主义者并不排斥开发实业，问题在于以何种方式开发实业。在比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性质之后，明确指出“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且就中国今日的现状论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

《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社会主义批评》等文，对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反对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及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社会的“绝对平均”等原则进行了批驳，指出“无政府共产社会”是空中楼阁，“反对中央集权”是没有根基的空想。

资产阶级所害怕的，并不是提倡绝对自由、绝对平等的抽象思想，而是“那种最有力的具体的即时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个人的“绝对自由”“绝对平等”，反而是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的。

针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引来修正主义理论而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质疑，《第三国际党大会的缘起》《马克思还原》等文章从“实际”和“理论”两个方面出发，论述了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明确指出“国际共产党联盟的主旨，就是实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由公然的群众运动，断行革命，至于实现的手段，就是采用无产阶级专政。现在代表国际社会主义的权威，就是这个国际共产党”。

针对欧美一些国家的所谓共产主义“左”派在柏林组织的“第四国际”，李达曾以《评第四国际》为题，撰文系统批判其理论与策略。虽然“第四国际”在当时与中国很遥远，但所涉及的问题与共产主义在世界的走向以及共产主义在中国面对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息息相关。

由于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等思潮的支持者，持论多引中国的实际国情为理由，继而质疑马克思主义能否适合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在回应和反驳时，也必须同样以中国的实际国情为出发点，相应论证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中国可行、为何必须在中国实行。

这样的互动，不仅加深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理论化和体系化程度，也促发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初意识与尝试。

「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说明中国的实际状况，并以此思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李汉俊、施存统、李达等先后发表的《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马克思底共产主义》《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等。

他们一方面运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中国混乱的根源，指出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另一方面又以“死板的模型”与“精髓”作比喻，说明马克思主义学理只有经过消化和吸收，才能真正对应于中国的实际。

与同时代的学者相比，他们更着意于分辨中国社会的具体性、复杂性，以及这种具体复杂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在今天看来，相关论述和分析虽然不足以言深刻和周密，但将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现实国情的自觉，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的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种历史起点。

总之，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思想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进程。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新时代，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来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进一步结合起来。

（作者杨起予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红色文化资源系列研究项目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