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选择组合理论认为，家庭在进行投资行为时，会在利润最大化及风险最小化的驱使之下，将财富分散于不同的风险项目，只要保证风险资产溢价为正，那么所有家庭应持有一定数量的风险资产，并参与市场中所有的风险投资项目（Cambell，2006）。然而在现实中，家庭有限参与现象却广泛存在，而这也被称为有限参与之谜（孟亦佳，2014）。

为解释有限参与之谜，学者们开始从金融素养（陈姿等，2019）、投资经验（尹志超等，2014）等个人因素进行探究。但这往往使学者们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这些个人因素通常都建立在个体最核心的认知能力之上。孟亦佳（2014）认为，认知能力是指一种人脑加工、储存和提取信息的能力。其不仅能很好地衡量个体“内在”能力，还能较好地预测个体的重要社会表现（周洋等，2018）。而家庭资产选择作为家庭金融行为中较为重要的过程，不仅需要大量时间与精力去搜寻决策所需的信息，还需要对所得信息进行深入分析（尹志超等，2014），而认知能力在这一过程里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同时，家庭作为社会的载体，必然有着较强的社会属性（聂瑞华等，2018），中国作为典型的关系社会，社会互动一直都被认为是影响家庭资产选择的重要因素。虽然学者们在家庭资产选择领域中对社会互动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其研究的社会互动方式也仅仅关注传统的线下社会互动（刘宏、马文瀚，2017），而忽略了在当前互联网背景之下的线上社会互动。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9年6月，中国互联网即时通信规模为8.25亿，互联网理财用户规模为1.70亿。与2018年12月相比，二者半年增长率便达到4.2%与12.1%。随着网络的普及，互联网不仅使线上社会互动规模增加，同时在理财方面还扩大了信息收集渠道，使得网民能更有效地参与线上金融市场，并进行资产配置。在当前日新月异的互联网背景之下，线上社会互动是否能逐渐挤出线下社会互动？线上社会互动是否会因信息渠道的拓宽与成本的降低而对家庭资产选择有着更为显著的作用？目前还未有文献给予相关的回答。

为此，本文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建立Probit模型来分析认知能力、线下社会互动与线上社会互动对家庭参与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影响。而由于风险资产占比与民间借出款占比是截断的，因此本文采用Tobit模型进一步探究认知能力、线下社会互动与线上社会互动对风险资产占比与民间借出款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认知能力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占比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有负向作用，但对民间借出资产占比并无显著影响；同时，线上社会互动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占比的正向作用要显著大于线下社会互动，并对线下社会互动具有挤出效应。线下社会互动对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和持有民间借出款占比的正向作用要显著大于线上社会互动。在异质性方面，认知能力在青年段对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与资产配置的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年段，同时青年段的线上社会互动对家庭在非正规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要显著大于线下社会互动。

最后，由于考虑基准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父母中最高教育水平作为认知能力的工具变量与选取社区平均社会互动作为线下社会的互动的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及方向上来看，其结果基本与本文的总样本及子样本回归结果一致，这说明认知能力、线下社会互动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同时本文也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结合本文发现，提出以下四点建议：一是提高金融消费者的金融认知能力，对金融知识进行普及与宣传；二是加大金融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研发力度，降低家庭在不同社会互动方式上的信息交易成本；三是规范非金融市场，降低其风险性，促进家庭金融行为稳定；四是优化金融产品结构，降低金融产品的复杂程度，促使家庭的投资组合多样化。

[作者简介]杨虹，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张柯，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

（原文刊载于2021年第2期《金融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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