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网络的过滤机制，实现了公共信息的凸显与个性化信息的满足

与门户时代点对面的传播模式不同，社会化媒体平台上，信息的传播更多地是以个人的关系网络( 或者说社会网络) 为渠道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并没有传统大众传播机构中的“把关人”，但是，它也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把关”。具有公共价值的信息的凸显，依靠的是平台上用户通过转发、评论实现的全民“投票”。而对用户个体来说，自己的社会关系圈子，成了自我定制的信息源，这些信息源成为信息个性化的重要保障。

（二）意见领袖的“权力”机制，带来了社会化媒体议程的民间设置

意见领袖在社会化媒体中可以扮演强势内容源、信号放大器、流向调节阀、意见气候营造者等角色，这些角色造就了他们的议程设置能力，他们的信息与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化媒体中信息与意见的走向。社会化媒体的议程设置也会受到如政府、平台运营商等其他力量的干预。但是如果从整个社会化媒体时代来看，意见领袖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将是长远的。

（三）“自组织”的协同机制，促成了社会化媒体的自我修正与进化

社会化媒体赋予了每个人发布信息的权利，因此，信息质量良莠不齐的现象难以避免，谣言也必然与社会化媒体相生相伴。但这个平台对于谣言并非完全束手无策，网民自发形成的协同工作，可以在某些时候完成对谣言的辨识与纠正。当然，这样一种机制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起作用，其效果也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的提高，正是促使自组织机制进一步完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