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

投稿和合作请联系邮箱：

1922273801@qq.com

文章导读

所谓社会学的本土化当然绝不仅仅是研究议题的本土化，而是指对于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做出创新使之融入中华大地的文明之中。这样，我们又回到了一个最为基本的话题：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中国社会？这是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界讨论得最为核心的话题。

作者简介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李强

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主干学科中，社会学是最早也是最重视本土化研究的。早自20世纪30年代，老一代社会学家吴文藻(费孝通的老师)、杨开道、许仕廉等就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继承了社会学中国化、社会学本土化的优秀传统。所谓社会学的本土化当然绝不仅仅是研究议题的本土化，而是指对于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做出创新使之融入中华大地的文明之中。这样，我们又回到了一个最为基本的话题：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中国社会？这是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界讨论得最为核心的话题。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在学界是个长久的话题，随着现代化的深化，我们还是不断地有新的认识。

怎样认识超巨型人口社会

据统计，中国清代人口激增，从宋、明峰值期的1.1亿人增长到清晚期的4亿人以上。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为6亿人，此后一路攀升，直至今日的近14亿人。超巨型人口社会的直接后果是人均资源极为匮乏。例如，我国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不足三分之一，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为贫乏的国家之一。对于基本国情的认识，陈云同志的六个字很深刻，“人口多、底子薄”，告诫我们不要头脑发热。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的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时至今日，我们的经济总量虽然巨大，但人均水平受到严重约束。对于近14亿人口的社会来说，能够让每一个老百姓过上小康的生活，始终是最为重大的任务。所以，民生问题始终是我们的最大问题。当前我们试图建立覆盖每一个人的现代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迄今还没有办法做到全国统筹，遇到的最大难题还是超巨型人口社会的难题。14亿人口的乘数效应也是惊人的，譬如如果多数人乱扔垃圾那就会成为一场灾难，所以，提高每一个国民的基本素质也是巨大难题。

超巨型人口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

这就涉及中国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贫富差异巨大的社会，处于权力中心的皇权垄断了巨大财富，广大农民是很贫穷的。中国自古城乡差异就十分明显，历史上曾有“国人、野人”之分。这种巨大的社会差异是以身份等级为基础而存在的。人们日常生活中常有人分三六九等的说法，《左传》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国语》中也有“明等级以导之礼”的观点，再者有所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的区分等。身份等级的意识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影响极其深远。不仅梁山泊好汉注重排名次，时至今日举办会议活动，排名次、摆桌签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身份等级尤其容易与官位相结合，官与民是自古以来的基本社会分层，所以亦有称，中国是官民社会。身份等级的现象仍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科举创造了选拔精英的重要渠道，时至今日，全民高度关注的“高考”，其重大社会功能仍然是选拔精英。

资源配置有效性仍值得探讨

中国自秦以来奉行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前，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奉行的是君主专制体制。应该承认这样的体制机制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1911年以后开始尝试学习西方的民主共和体制，但是屡屡遇到水土不服的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经验教训颇多。党和政府居于主导位置上是我们的优势，集中统一管理，举国体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显然有弊端，对于这种弊端，党中央的文件曾经有非常深刻的批判。改革开放以后，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大作用，由此带来了经济的极大繁荣。所以，要认真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平衡关系，发挥多个积极性而不是一个积极性。邓小平说：“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不搬用西方的三权鼎立，但是也必须约束公共权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应该承认，究竟怎样将集中统一管理的一元化机制与现代民主相结合，在社会学上还有探索空间。

家庭伦理本位社会对当代社会有什么影响

中国自古不是宗教社会，那么我们依靠什么维系社会呢？就是依靠家庭伦理本位的精神理念维系社会。我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奉行家族、宗族基层自治，族长、士绅阶层在自治中发挥重大作用，在这种基层自治体系中有所谓皇权不下乡之说。由于家庭关系、家庭伦理的核心位置，自古也有“以孝治天下”之说。进入现代体制以后，家族宗族机制虽然解体了，但是，家庭仍然是最基本的社会生存单元。夫妻、父母子女、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等，仍然是一个经济社会交往、互助，情感相互依托最为密切的社会共同体。改革开放40年来的社会学研究证明，任何一项社会政策如果尊重、维护家庭共同体的利益，就易于实施、易于推广，进而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大动力。反之，忽视或无视家庭共同体利益的政策，不但极难实施、屡屡受挫，也会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伤害。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家庭是命根子、是核心，家庭利益至关重要。当然应该承认，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家庭小型化对于家庭伦理本位的信仰信念体系是重大冲击，实施二孩政策以后，略有一些缓和。

社会学是从中华民族的信仰信念体系角度来认识家庭功能的。中国自古不是宗教社会，社会道德、信仰价值观的形成都依据于家庭伦理本位，家庭崇尚是民族崇尚的基础，家庭伦理本位的内在约束是中国人行为内在约束的基础，对法治社会的建设、对中华民族信仰信念构建的意义都至关重要。

除以上四条以外，也还有其他很多特征，比如在社会关系的处理上，是一种“整体利益社会”思维，将整体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强调国家整体利益和个人对于国家的效忠。这种整体利益又得到了土地公有的支撑，这与“个体本位”的西洋社会完全不一。在社会意识形态上，非常强调社会秩序、社会稳定的重大意义，长久以来形成了“治乱兴衰”的观念，好的社会就是“大治社会”，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坏的社会就是乱世的发生。还有崇尚礼仪社会、和谐社会等，囿于篇幅，恕不赘述。总之，社会学的本土化就是依据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化而调整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这种认识的深化没有止境，社会学的本土化也没有止境。